1918年春天,毛泽东和一群朋友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他们还没有后来那些身份,谈的是怎样求学、怎样改造社会,能做的事情也很具体:联络同道,讨论问题,把各自的想法拿出来碰一碰。
蔡和森就在这群人中间。后来,老师杨昌济向章士钊郑重推荐两位学生,留下了“救国必先重二子”的话。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正是蔡和森。
老师看重他们时,新中国还远在未来,两个人要走什么路,也都还在摸索。这个时间差很有意思。今天回头看,容易先把结局放在那里,再觉得早年的每一步都理所当然。
可对当时的人来说,一所师范学校里的青年,凭什么就值得托付这么大的期望?答案藏在他们已经开始做的事里。毛泽东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预科,第二年随学校合并转入第一师范。
在这里,他遇到了杨昌济,也逐渐把身边志趣相投的人聚了起来。读书固然重要,找谁一起做事,同样占着他很大一部分心思。他曾发出征友启事,希望同有志青年联系。
到了1917年6月,学校评选优秀学生,许多同学把票投给了他。课堂上的学问怎样,平时怎样替大家办事,同学们都看在眼里。后来能够把朋友聚在一起,并不是突然有了本领。
在学校里,毛泽东还参与学生自治活动,推动工人夜学。白天干活的人没有正常入学的机会,夜里也可以来读书。夜学要办起来,得知道工人一天怎样过,下工以后还有多少时间。
想让更多人受到教育,便要从读书人谈论的道理,走到他们身边的生活里。蔡和森与毛泽东的接近,也发生在这样的求学生活里。
两个人不是后来因为有了相同头衔才成为朋友,而是先关心相近的问题,愿意一起讨论救国的办法,再逐渐走到同一条道路上。新民学会把这种来往变成了一个可以继续办事的团体。
新民学会里,还有年长毛泽东许多的何叔衡。年龄有差距,人却能坐到一起,商量共同关心的事情。
一个团体能够维持下去,既要有志趣相投的朋友,也要彼此认可,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共同要办的事上。1918年,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毛泽东随后也来到北京。
当时不少湖南青年准备赴法勤工俭学,需要先做语言和出国准备。毛泽东参与联络这些事,自己则在杨昌济帮助下,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图书馆的职位并不高,接触的人和书却换了一批。
李大钊在那里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又受到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影响。一个在湖南组织同学、办工人夜学的青年,开始更密集地接触关于中国出路的不同主张。
这时的毛泽东,并没有立即认定后来那条道路。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曾影响他的思考。
那些名词背后,争的其实是很实际的问题:社会为什么这么坏,怎样才能改,靠教育、靠号召,还是要有更严密的政治组织?一些朋友去了法国,毛泽东选择留在国内。他想继续了解中国社会,也继续寻找可以着手的事情。
出不出国并没有把朋友之间的讨论切断,反而使他们在不同地方见到的事情,能够通过书信交流起来。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湖南,学生运动扩大。
毛泽东参与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又主编《湘江评论》。过去在同学之间说的话,现在可以印成报刊,传到更大的范围。组织与宣传,开始连在一起做。他讨论民众联合,注意到学生以外还有工人、农民和其他受压迫的人。
一个人的呼声容易被压下去,许多人组织起来,才可能有更大的力量。这是他当时看重的办法,也使他越来越少把改造社会仅仅看成少数读书人的事。可刊物很快遭到军阀张敬尧当局查封。
毛泽东没有因此停止活动,又参加驱逐张敬尧的运动。后来,他也尝试从地方自治中寻找办法。这些探索让他越来越清楚,军阀之间换个人掌权,与普通人的生活真正改变,并不是一回事。
政治改良的设想,在现实面前不断受到挤压。北京和上海的经历,也继续改变他的判断。李大钊、陈独秀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开始同他在国内遇到的问题相互印证。
问题不再只是怎样让一些人同意某项主张,而是怎样组织能够改变社会的力量。到了1920年前后,学习和组织活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回到湖南,研究俄国革命经验,联络同志,也推动建立更严密的组织。早期凭志趣结合的朋友圈,逐渐面临一个新问题:大家愿不愿意接受共同的政治方向,并且为这个方向持续行动?就在这一年,蔡和森从法国寄来书信,明确提出组织共产党的主张。
8月13日的一封信之后,9月16日又有更进一步的讨论。他不是只把外国见闻写回家,而是在认真考虑,怎样把关于社会革命的认识变成中国可以实行的组织方案。
蔡和森把步骤也写得很具体:先联系有共同主张的人,组织研究与宣传,办出版物,再物色党员,进入不同职业和社会生活中活动。对他来说,提出一个党的名字,只是开头;人怎样集合起来,组织怎样开展工作,都要接着安排。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回信表示赞同。这场讨论同湖南的实际活动连着。学习俄国经验、接受新的理论以后,原有团体怎样往前走,成了眼前要办的事。新民学会内部对具体道路也有分歧。
有人更赞成温和的教育改造,有人接受革命的办法。毛泽东的选择,是把思想认识进一步落实到组织建设里。后来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便同这些学习、讨论和联络相接。
1921年7月,毛泽东与何叔衡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此前那些校内结社、办刊宣传、联络同道的经历,到这里进入了新的阶段。散在各地的早期组织,开始通过共同的纲领和全国性的政党联系起来。
蔡和森后来回国,投身党的理论宣传和领导工作,1931年被捕遇害,年仅36岁。他的人生很短,留下的建党主张和革命实践,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里实实在在的一部分。
杨昌济写推荐信时,能够看到的是学生已经表现出的志向和办事本领。此后的建党书信、组织活动和宣传工作,则留下了他们继续寻找道路的痕迹。蔡和森这个名字,值得同他提出的那些具体主张一起,被认真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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