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一封军委电报到了前方：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
这个名字后来太响了，响到很多人忘了，在这之前，刘伯承心里还压着另一件事。
一二九师的副师长，叫徐向前。
一个曾经指挥红四方面军的人，到了抗日前线，却站在刘伯承身旁当副手。两人后来同授元帅，战功、资历、威望都摆在那里，这个安排乍一看，确实扎眼。
刘伯承不是看不见。
一九三七年八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三个师，番号只有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
队伍要出征，名册要定下来。
一二九师的底子，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加上陕北红军第二十九、第三十军等部。按老部队感情说，许多人自然会想到徐向前。
可这时的徐向前，刚从河西走廊的风沙里走回来。
西路军失败后，他回到延安，身上背着的不只是疲惫，还有沉甸甸的自责。那一段路，对他的军事生涯影响很深。
他没有争。
中央最后定下：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
名分落下来了。
可刘伯承心里并不轻松。
刘伯承早年留学苏联，长期任红军总参谋长，军事素养极深。徐向前则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鄂豫皖、川陕根据地的许多硬仗，都离不开他的名字。
一个师长，一个副师长。
这不是能力高低的简单排列。
当时的难处在于，八路军只有三个主力师编制。林彪、贺龙各领一个师，剩下一二九师，既要照顾红四方面军的基础，又要考虑西路军之后部队的重新凝聚。
刘伯承接过一二九师，担子很重。
他要带这支队伍东渡黄河，开向华北前线；也要让刚经历巨大挫折的老红四方面军部队重新站起来。
徐向前站在旁边，没有半句抱怨。
一九三七年九月底，一二九师从陕西富平庄里镇出发。部队背着枪、牵着马，向黄河岸边走去。
过了黄河，就是山西。
太原会战打得正紧，日军沿铁路和公路压下来。刘伯承、徐向前在晋东南打开局面，广阳、神头岭、响堂铺，一仗接一仗。
徐向前这个“副师长”，很快就在战场上露了锋芒。
一九三八年三月，响堂铺战斗前，部队要伏击日军运输车队。参战的几个主力团埋伏在公路两侧，路南是山，路北是沟谷。
具体指挥，就是徐向前。
枪声响起，日军汽车被打乱，公路上火光一起，运输线被切断。这个副职，不是坐在名册上的副职。
刘伯承更清楚。
张浩身体不好，不能长期坚持一二九师工作。政委位置要调整时，刘伯承把徐向前的字“子敬”提了出来。
他的意思很明白：让子敬接任政委。
这样一来，刘伯承、徐向前就成了军政主官搭档。职务上并肩，心理上也算抹平了那道坎。
这话里，有尊重。
也有一点过意不去。
但中央没有这样安排。
一九三八年一月，邓小平调任一二九师政委。后来人们熟悉的“刘邓大军”，就是从这时真正起步的。
这不是冷落徐向前。
相反，徐向前最该放在刀刃上。
他是军事指挥员，尤其擅长在复杂战场上开局面。让他去做主要政治工作，不是不行，却未必是最合适的位置。
一二九师需要政委，敌后战场更需要能独当一面的军事主官。
很快，徐向前离开一二九师主力，向更广阔的地方去了。
一九三八年四月，他率部挺进冀南，创建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平原无险可守，他提出依靠群众建造平原“人山”。
没有山，就把人心变成山。
一九三九年六月，他又奉命到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那片根据地局面复杂，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固派武装交错在一起，稍有不慎，部队就可能被挤压得没有立足之地。
徐向前去了。
到山东后，他整军、反“扫荡”、巩固根据地，还指挥山东部队打出一批有分量的战斗。到这时，再看一九三七年那个“副师长”名分，就看得很清楚了。
职务有高低，战场不会看牌子。
刘伯承后来与邓小平并肩十三年，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晋冀鲁豫到第二野战军，打出一支载入军史的大军。
徐向前也没有停在副师长的位置上。
从冀南到山东，从抗大到晋冀鲁豫、华北战场，他后来指挥运城、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仍旧是那个能在硬仗里打开局面的人。
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一日，徐向前在北京逝世。
多年以前，刘伯承曾想把“子敬”推到政委位置上；多年以后，人们再翻一二九师的名册，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三个名字仍排在同一段历史里。
名册上的一行字，装不下他们各自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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