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馨仝
刑辩律师接受委托后，家属问得最多的问题往往不是“会判几年”，而是“人能不能先出来”。这个朴素的问题背后，是刑事诉讼中最核心的张力：在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前，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限制一个人的自由。
强制措施不是刑罚。它发生在定罪之前，唯一正当的目的是保障诉讼顺利进行：防止逃跑、防止串供和毁灭证据、防止继续犯罪。它不能承担提前惩罚、迫使认罪或者“以押促判”的功能。这个道理并不新鲜，但长期以来，“构罪即捕”“一押到底”“刑期倒挂”仍是实务中绕不开的现象。
本次修正草案在人身强制措施部分的修改，是整部草案中最密集、也最具实践针对性的部分之一。
一、草案改了什么
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草案在人身强制措施方面的修改可以概括为下表：
二、制度意义：从“一次性判断”到“持续正当化”
（一）社会危险性回到审查中心
草案要求强制措施“与社会危险性以及案件性质、情节相适应”。这句话的实践意义在于：罪名重不等于必须羁押。一个涉嫌职务犯罪但已全面退赃、证据已全部固定的被追诉人，与一个涉嫌轻伤害但有明确报复意图的被追诉人，社会危险性不可同日而语。审查的对象应当是“这个人”，而不是“这个罪名”。
202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工作规定》已经列明了社会危险性的评估因素。草案把相适应原则上升为法律，这些评估因素就有了更高位阶的依据。
（二）批捕审查从“书面审”走向“当面听”
现行法规定检察院审查批捕“可以”讯问，只在三种情形下“应当”讯问。草案改为一律应当讯问，并应当听取辩护律师意见。
这个变化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批捕审查的信息结构。过去检察官主要依据侦查机关报送的案卷作判断，而案卷是侦查机关制作的，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材料往往只有一页“提请批准逮捕书”中的概括性表述。当面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说明自己的住所、家庭、身体状况和侦查中的问题；听取律师意见，律师可以提交保证人、担保方案、证据已固定的情况和类案处理。检察官的决定由此建立在更完整的信息之上。
（三）羁押必要性从“一次审查”变为“定期复查”
逮捕时有羁押必要，不等于三个月、半年后仍然必要。随着证人询问完毕、电子数据提取完成、赃款追缴到位、同案犯全部到案，原来的社会危险性会逐步下降。定期审查体现的是一个重要观念：限制自由的理由，必须在整个羁押期间持续存在。
（四）刑期倒挂从“事后折抵”变为“事前预防”
一些轻罪案件，审前羁押时间接近甚至超过最终判处的刑期。法院判决时“刑期折抵”，形式上没有问题，实质上却使审判失去意义：被告人已经“服完了刑”，缓刑、管制、罚金等非监禁刑无从适用，上诉的意义也大打折扣。草案规定羁押期限即将超过可能判处的刑期时应当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把问题从判决时的“算账”提前到羁押中的“止损”。
（五）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回归替代措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刘仁文研究员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指出，此项修改旨在严格限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防止其被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形式上不属于羁押，但执行场所封闭、外部监督较弱，当事人的实际处境有时比在看守所更为不利。草案取消“无固定住处”这一适用情形，是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回应。
三、落实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一）“定期审查”的周期、启动和救济
草案规定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但多长时间一次、由谁启动、是否需要听取当事人和律师意见、审查结论是否需要书面说明理由、对维持羁押的结论能否申请复议，目前都不清楚。如果定期审查只是检察机关内部的一张审查表，难免流于形式。建议在条文或配套规定中明确审查周期、书面说理和律师参与，以及公开听证。
（二）“即将超过可能判处的刑期”由谁判断
“可能判处的刑期”是一个预测性判断。公检法对刑期的预判往往偏重，而辩护律师的预判往往偏轻。如果判断权完全由羁押决定机关行使，这一规则可能被“预判刑期偏重”所架空。实务中，律师应当对量刑进行量化分析，并结合本院和上级院的类案量刑情况，把预判过程摆到桌面上，倒逼办案机关作出回应。
（三）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其他情形
公开信息显示，草案取消的是“无固定住处”这一情形。现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另一类情形——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是否调整，目前没有信息。此外，监察机关的留置措施不适用刑事诉讼法，这一部分也不在本次修改范围之内。
（四）强制措施之外的“类强制措施”
这是笔者认为最值得关注的问题。草案关于强制措施目的、必要性和相适应的原则性规定，针对的是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五种法定强制措施。但实践中，对当事人人身自由影响同样巨大的，还有限制出境、长期“挂案”、反复传唤询问等措施，它们并不在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体系之内。
实务观察｜没有强制措施，却被限制出境一年
笔者近期代理的一起案件中，一家科技企业因与同行竞争对手的商业纠纷被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报案。公安机关立案近两年，其间调取了企业设备资料、询问了多名员工、出具了鉴定意见；企业负责人接到通知后即到案配合询问，次日离开。立案以来，公安机关始终未对任何人采取刑事拘留、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也未移送审查起诉。
但这位负责人和企业其他高管科技骨干被限制出境已经近两年。企业正处于出海和融资的关键阶段，境外投资人、合作方要求与其本人面谈，均无法成行。即使后来报案方与企业达成和解并申请撤案，限制出境的解除仍需另行申请、等待审查。
这类案件中，限制出境的依据是《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而非刑事诉讼法；其解除依据是该法第六十五条“不准出境情形消失的，决定机关应当及时撤销”，既无期限要求，也无听取意见、说明理由的程序。立案两年未能移送起诉的，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公通字〔2017〕25号）第二十五条应当及时撤销案件，但实践中“到期不撤”的情况并不鲜见。
这个案例说明，如果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只适用于五种法定措施，那么办案机关完全可以通过“不采取强制措施、但限制出境、长期挂案”的方式，规避草案的各项审查要求。建议在后续审议中，至少对限制出境等措施明确参照适用必要性、相适应原则，并规定定期审查和书面说理。草案拟规定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检察机关申诉控告，这一渠道能否覆盖限制出境和“挂案”问题，也值得在配套规则中予以明确。
（五）程序性后果的缺位
批捕时没有讯问、没有听取律师意见，批捕决定是否有效？定期审查到期未审查，羁押是否继续合法？草案目前公开的信息没有涉及这些违反程序的后果。没有后果的程序义务，在办案压力之下最容易被“变通”。
四、律师的应对：把“社会危险性”做成可以核验的事实
草案为辩护提供了更多“抓手”，但要用好，关键是把抽象的“无社会危险性”转化为具体、可核验的事实材料。
● 拘留阶段：尽早会见，核实拘留理由和延长事由，对不符合“流窜、多次、结伙作案”的三十日延长及时提出异议。
● 批捕阶段：主动要求当面或者远程向检察官发表意见，书面意见不只写“初犯、偶犯、认罪态度好”，而要附住所证明、工作和家庭情况、保证人身份和担保能力、证据已固定的分析、同案人员状态，以及可行的替代监管方案。
● 逮捕之后：把案件进展的每一个节点都当作重新申请的机会。鉴定意见出具、关键证人询问完毕、退赃退赔完成、案件移送审查起诉，都意味着社会危险性的事实基础发生了变化。
● 临近可能刑期：制作羁押期限与量刑预测的对照表，具体论证刑期倒挂风险，要求办案机关作出书面回应。
● 涉企案件：同步提交羁押对企业经营的具体影响，如工资发放、合同履行、项目交付、贷款到期等。但要注意，企业家身份本身不是取保的理由，关键仍在于社会危险性。
● 未采取强制措施但限制出境的案件：依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六十五条及时申请解除，同时结合立案时限申请撤案；必要时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
强制措施制度改革的最终检验标准，不是条文写得多完善，而是那些本不需要羁押的人，能否在更早的时间回到家中，以自由之身参与自己的诉讼。
下一篇，我们讨论辩护权和被害人权利的同步扩展。
参考资料
[1]新华社“新华视点”：《禁止有罪推定、完善人身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拟作这些修改》（标题中的省略号为原标题所有），新华网，2026年11月2日，
https://www.news.cn/legal/20261102/fe0cadb0132047d9b4bb977063267b1d/c.html。
[2]《法治日报》：《55条、7部分主要内容，详解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2026年11月，澎湃新闻转载，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4397506。
[3]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工作规定》，2023年12月13日发布。
[4]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公通字〔2017〕25号），第二十五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2012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第十二条、第六十五条。
[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七十五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五条。
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法律意见。截至本文写作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全文尚未公开，作者未见草案原文，文中对草案内容的介绍和分析，均依据新华社、《法治日报》等媒体已公开报道的内容。草案内容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式公布的文本为准。
文中涉及作者代理案件的部分，已作匿名化处理。
王馨仝，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曾在英国伦敦国际刑事、国际商事大律师事务所、黎巴嫩特别刑事法庭、塞拉利昂特别刑事法院、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专家咨询库”特聘专家律师，最高人民检察院听证员，北京市律师协会涉外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公益法和法律援助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会员，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律师，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技能培训项目导师，曾作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代表参加司法部主办“涉外律师人才高级研修班”集训。著有《说服法庭：讼辩高手进阶指南》，法律出版社，ISBN：9787519764821；合著《刑事辩护教程》涉外刑事案件的辩护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ISBN：9787301345009。
王律师具有丰富的国际和国内刑事诉讼经验，深耕重大复杂经济犯罪、涉外刑事诉讼、职务犯罪、互联网犯罪白领犯罪及企业合规业务领域，所代理的多起案件取得了良好的辩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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