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个真实的许倬云：“但悲不见九州同”，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悲不见九州同|叔本华|吕思勉|尼采|许倬云|许知远|钱穆|阿尔贝·加缪

还原一个真实的许倬云

对谈者｜许纪霖&冯俊文

许倬云先生是贯通中西的历史学家，也是承续近代士人精神的一代学人。历经烽火离乱的百年人生，他把山河记忆、文明思考与个体修身，凝练成暮年最后的口述文字《但悲不见九州同：历史学家许倬云的最后一课》。

当宏大的时代抱负，落到个体生命的选择，读书人何以自处，何以守住内心的尺度？

陆游诗云：“但悲不见九州同”，这句跨越千年的慨叹，成为许倬云先生暮年心中沉甸甸的心事。透过《但悲不见九州同》，我们得以看见一位学人的完整面貌：既有面向天下的公共关怀，亦有私人生活里的宽厚温情。这份暮年留下的精神遗产，值得今天的我们反复品读与思索。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许纪霖和本书整理者冯俊文展开对话，一起回望先生的生命来路，以及战时记忆如何铸成他的文明史观，探讨传统修身在现代社会何以可能，辨析大时代之下，读书人的理想、困境与自我安顿，也分享了书稿背后许多镜头未曾记录的内心独白。

以下为对谈内容精华摘编。

《但悲不见九州同：历史学家许倬云的最后一课》

[美]许倬云著述冯俊文整理

2026年10月

“但悲不见九州同”

要从更大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

许纪霖：我们就从这个书名谈起吧。您为什么把这句话作为书名？许先生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到这句话的？我们知道这句话是许知远在《十三邀》采访他的时候问的——“您晚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他这样回答的。您是怎么理解的？

冯俊文：我从三个角度来说。第一，这本书附录里有许太太一篇七千五百字的口述。她从自己这一代人的经历讲起：“但悲不见九州同”并不只是许先生个人的感受，也不只是他们家庭的感受，而是一批知识分子共同的生命体验和切肤之痛。因为生活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接受的教育天然就是：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大文化体，也应该统一，只是因为时代变化，才导致了暂时的两岸隔绝。他们内心认为，政治上可以有不同的制度和分歧，但文化上大家作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整体的感受和认同，不应该被切断，也不应该被否定。这是他们一代人的心情。

第二，为什么选这句话做书名。去年8月31日在北京举办许先生追思会的时候，许太太对他最后人生阶段有一个总结。她说，许先生在还清醒的时候回顾一生，讲了几句话，第一句就是“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很圆满的，了无遗憾，我要感谢这一生帮助过我、跟我有过接触的所有人”。但以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如果说他唯一觉得还不够圆满的部分，可能就是两岸的中国——他没有在活着的时候看到两岸以某种方式实现统一，或者起码是文化上大家不要那么相背而行。这是他内心很牵挂的东西。

这里有一个佐证：我到美国第二年，有一次许先生非常认真地跟我讲，在他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两岸问题解决的一天了；如果哪天真的和平解决得很好了，一定要到他无锡的坟上去告诉他一声。这就是“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心情。

第三，这个场景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句话其实是2023年《十三邀》团队第二次到匹兹堡采访许先生时说的，那次采访也是我全程参与筹划的。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就在现场。许先生晚年身体不好、精力有限，给的采访时间就是一个小时。眼看着一个问题都问完、快结束了，许知远突然问：“许先生，您今年都已经93岁了，回顾您的一生，有这么大的成绩，这么广大的世界，这么多人能读到您的东西、看到您的讲话，那您的人生还有没有什么遗憾？”他当时沉默了将近十秒钟，然后非常深重地叹了一口气，说：“但悲不见九州同啊。”

这句话说完，他抬起头的时候，整个眼眶里充盈着眼泪，非常感人。我当时体会到他的心情：那短短十秒钟，他把这一生整个回顾了一遍，突然发现他放不下、他在乎的，恰恰就是两岸中国文化的统一——起码大家在文化上有一个一致性的人生方向。这跟他的人生处境也很有关系。

许纪霖：你刚才提供的这些细节非常好，也证实了我对许先生这句话的理解。我对许先生本人和他这代人是有研究的，不仅是理性研究，也有一些直接接触。我觉得他们这代人和我们这代人、更不用说下一代人，是有差异的。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带着记忆，那就是他童年的记忆。他的童年肯定是不幸福的，不仅生下来就有残缺、腿发育不健全，更重要的是他的童年经历了抗战。我研究人物，发现一个人的一生，不能说全部、至少大部分是被少年和童年经历决定的。他的童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他在大后方跟着父母，但经历过1940年四川万县的大轰炸。回忆录里提到，天气一好，日本飞机就去炸重庆，重庆有雾炸不了，日本飞机为了完成任务，回来路上一看下面有个县城——就是万县——就展开一阵狂轰滥炸，把炸弹全倾泻在这个小县城上，县城一下被炸掉大半，成了废墟。他那时候大概十一岁左右，从防空洞里出来，他描述的景象是到处都是尸体。他还讲到，四川川军上前线，母亲对他说“这些年轻人不会再回来了”；他也看到当时海军要去炸长江上的日本军舰，那些壮士坐着船挂满炸药准备同归于尽。这是一个小孩子的经历。所以我一直看到他讲一个信念：不要有战争，希望和平，避免战争、追求和平是人类最高的价值。为什么？因为一旦爆发战争，倒霉的都是老百姓。

许先生有强烈的悲天悯人情怀。他这代人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但悲不见九州同”是家国情怀，但不要忘记，这个“国”不是抽象的国。我从他的叙述里看到的是人——他心目中的中国，是由具体的老百姓、民众构成的。他想的不是抽象的“国”，而是民众。那为什么是“但悲不见九州同”？我的理解是：他到晚年心怀深忧，最担心的是两岸发生战争。因为战火一开，倒霉的也是百姓。对他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积极期望统一的问题，而是看到战争的乌云在聚集，这激起了他童年的记忆。所以第一个层面：“九州同”的“同”不一定是统一，而是和平——天下大同的第一个前提是和平。

冯俊文：许老师您把握得相当准确。我做知识分子研究，就是研究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一个一个的人，他们在那样一个乱世里怎么安身立命、怎么建构自己的世界、怎么突破自己的人生局限。许先生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

您刚才把握得非常关键：一个人的童年创伤，对他来说是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切身体验。所以许先生到晚年经常做梦惊醒，很大一个主题就是自己在战火中被日本人追着逃难、被飞机追着轰炸，到九十多岁还经常做这样的梦，然后跟父母离散，最后自己哭着醒过来。您刚才讲到他在两本口述里讲过战场的具体经历，我再补充两个细节：万县大轰炸中，许先生家楼上有个邻居家的小孩，大概不到十岁，本来一起躲防空洞，那个小孩因为有个玩具舍不得，挣脱跑回去拿，最后就没回来。轰炸结束以后，他们真的看到上午还在一起蹦蹦跳跳的小朋友被炸得支离破碎。这种惨痛记忆是终身刻骨铭心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到最后始终觉得：海峡两岸不应该有战争，中美不应该有战争。

我理解他讲的“九州”，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不只是关心中国人，大家老觉得他爱国、甚至过分爱国、国家主义，他其实经常跟我讲，他会担忧美国中部那些被放弃的印第安族群怎么办，非洲的人怎么办，拉丁美洲那些穷而无告的人怎么办，甚至包括现在欧洲正在发生的战争里的那些人怎么办。他每天看这些新闻，看完之后真的会流泪，一方面他关心整个广大世界，一方面一定是勾起了他当年不愿意面对的回忆。

所以“九州”一方面可以理解成中国传统意义上笼罩东亚的那个天下，他希望海峡无波；但我相信在他内心，因为他始终认为人类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他极其强烈地认为，随着技术、交通和文明的进步，人类应该、也必定会走向全球一体化。这是一个新的天下、新的九州的局面，是他真正前瞻性的判断。

大概在2020年，有个企业家问他：“许先生，您怎么看现在正在遭遇的全球化退行、逆全球化？大家好像开始闭关锁国、贸易保护。”他用了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我们始终应该相信，逆全球化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这句话让我深刻感受到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眼光——基于人类整体经验，对当下单一事件、短时间现象的整体把握，以及对人类长远命运的信心。

许纪霖：你讲的许先生我非常熟悉。我还是回到1999年第一次见他的场景：他在香港中大待了大概一个月，有一天让助手打电话请我到他办公室坐一坐、聊一聊。我以为是谈学问，结果不是——他知道我也有家国天下的情怀，那天跟我谈的跟学问和历史一点关系都没有，谈的是当时的世界大事。1999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轰炸等等，他在那里谈着非常深切的关怀。我第一次发现这个老人有这么强烈的情怀——不仅对中国，是对整个世界。那一刻我发现他是一个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

很多人对儒家有误解：儒家不是民族主义者，更不是法家那样的国家主义者，儒家是天下主义者。“天下”代表的是超越民族、超越种族、超越文化语言的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是普遍的人性。儒家讲天下关怀，今天的话就叫世界主义。这一点我从许先生身上非常强烈地意识到。他到晚年不仅谈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也热衷谈世界，特别是美国。他早年移民到美国，在那里任教多年，是有感情的。但后面几年他对美国慢慢失望，这种失望我感觉是痛心的。他那些预言，等到特朗普第二次上台以后，很多都不幸被证实是事实。他的忧虑不仅是对中国，也对美国、对世界，这非常儒家——家国天下，从家到国到天下，都在他的情怀和同情怜悯之中。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儒家知识分子。

所以你说“但悲不见九州同”，如果我们仅仅把“九州”理解成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恐怕和他内心的挣扎是有距离的，要从更大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

冯俊文：我有两个个人的好奇。第一，您接触许先生是1999年，他大概69岁，那时候您对他这个人的整体印象是什么？第二，最近五六年人们对许先生的认知，偏重于他的公共教育、教化和言说，很少有人有机会了解他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本身，在专业领域做了哪些事、有什么成就，包括他退休以后对中国大陆历史学界有什么推动作用。您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许纪霖：这两个问题都很大，我们一个一个来。第一个问题，我把它和前面“但悲不见九州同”的第二层意思连起来说。我1999年第一次见许先生，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一个有天下情怀的人，悲天悯人，内心有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怀。他身上那种悲天悯人情怀和战争期间的少年经历是分不开的。包括他虽然身有残疾、行动不便，做历史学家本可以不进现场、不做田野，翻翻资料、聊聊思想，坐在电脑前就可以了——但他一定要进现场。他当时跟我说，是别人把他抬到考古现场的，他喜欢现场。

第二，他非常熟悉民众生活。按理说精英应该研究精英思想史，但你看我当年给他写过一篇评论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我为什么喜欢那本书？因为它不是从大文化经典出发。我们今天对传统的了解，很多人非常重视经典，读《论语》《孟子》《庄子》《老子》，这没错，但经典不是全部。许先生这本书是从中国底层的宗教、风俗习惯、中医、风水，这种和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活的文化里去讲。这就不一样。

所以我说，“但悲不见九州同”的“九州”，在我理解当中更多指的是老百姓的九州、民众的九州、一个个活着的具体的人的九州，而不是精英的九州、抽象的九州，也不是单纯政治意义上的九州。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或者热爱中华文化的外国人，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化中国。

所以我们不能用今天民族国家的意义去理解他们的“九州同”。他们更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所以从许先生身上读出来的“家国天下”，更多是文化关怀。我把他理解为他不是一个政治老人，是一个文化老人。这种情怀是能打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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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远方没有机会见面的赛博爷爷”

许纪霖：第二个问题，许先生创造了一个奇迹：到了社交媒体时代，他反而走出专业学术圈，光芒万丈，特别是在年轻人里边。许先生的自媒体粉丝全网加起来将近三百万，这是一个奇迹，同代人里，我现在想不出第二个。许先生是凭着内在的力量吸引了这么多年轻人，是不是后台数据也发现他的粉丝很年轻？

冯俊文：有很多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孩子。许先生的邮箱经常收到他们写的邮件，说：“许爷爷，我最近碰到某个问题很困惑，看了你视频里某一段，突然就解答了我的困惑，一下子释怀了，所以写信向你表示感谢。”也有人单纯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说的话让我觉得特别亲切，像一个老爷爷很平等地告诉我他的人生、他经历了什么、他怎么想，并没有刻意要教育我。”许先生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真实、深刻的平等观念。

许纪霖：我也很认真看了他的直播和视频，在想：到底是什么内在魅力感染了这些年轻人？很多是90后、00后，代际差异那么大，爷爷和孙子、甚至重孙辈的距离，为什么他轻轻巧巧就跨过去了？我想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爹味”。

“爹味”就是老是要开导、教育、教训下一代，觉得自己是过来人，好为人师，自认为青年导师。但许先生不管是娓娓道来，还是沉痛的自述，都没有这个东西。他只是和年轻人分享，讲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的经历里提炼对生活的看法。比如他最有名的“向内走，安顿自己”，这个主题抓得很准——今天时代变了，往外发展、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很多年轻人为此焦虑甚至抑郁。许先生分享的人生经验就是安顿自己、向内走。他不一定说“你们年轻人要如何如何、要愈益奋发”，他只是讲自己的经验。年轻人都很聪明，没必要手把手教；你把真切的经验说出来，自有体会，同频的人会感到一种力量。

冯俊文：年轻人需要有做选择的余地和空间——“你的经验在你那个时代确实有效，但对我这个个体在当下时代有没有用，是不知道的”。有一次许先生跟我讲，他其实是在做一种自我反省，只是需要一个对象。他说：“我现在九十多岁了，一生经历了这么多事，但我真实地不知道，我过去那个时代的经验，隔了几十年、几个时代，社会近几十年变化又这么大，我的经验、我的感受对现在的孩子到底有没有用。所以如果有机会，希望你向大陆的年轻人们传达一下：我的这些东西，只是非常诚实地拿出来，有没有用你们自己判断；哪怕没有用，也希望大家体会我这个九十多岁老人的心情——我是真诚地跟你们分享我的经验，我也真诚地希望这个时代、中国的年轻人能有好的、健全的人生和人格。”这是他非常真诚的自我表白。

许纪霖：重要的不是你要给年轻人指路。孔夫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好为人师几乎是每个人都有的毛病。许先生很简单：第一，真实，把真实的人生、真实的感悟告诉你；第二，真诚。真正打动人的是他的金句吗？说句实在话，他也没说出什么别人没想到的金句，都是大白话，甚至某种意义上是人生的ABC。但问题来了：为什么在他口中说出来就这么打动人？你在他身边工作这么多年，是怎么理解的？

冯俊文：我从三个角度来说。第一，我们刚才提到过，许先生一辈子的本业是做中国上古史的历史学家，学术训练让他必须极其客观、清醒、诚实地面对学问，长期下来也就让他清醒、客观、诚实地面对人生。这导致他性格里有一种极度的坦诚、真诚、真实和平等。所以他说的话、讲的东西，真的是他自己内心认可的、他经历过的、他觉得有用的，大家会觉得很真实、能打动人。

第二，他没有说教。这跟他对自我的人生定位很有关系。他经常跟我讲，这一辈子最重要的身份其实是老师，除了写文章写书，最核心的事就是教书育人，所以他在怎么跟年轻一辈沟通、怎么让他们理解上，确实有一套几十年积累的方法和表达能力。他永远不是自说自话。

第三，这真的是他的一种教养。他是在江南一个一百多年的文化氛围里训练出来的，从小看到父母、亲戚朋友对待家里的长工、奶妈、佣人是什么态度。晚年在匹兹堡，他们家有一段时间有四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护工轮班，他对每一个人都真诚沟通、平等对待，甚至会关心他们：“你来美国没几年，人生长远该怎么办？”他不是把人当工具，首先是把人当人。这是他人格里非常底层、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叫家教也好、教养也好。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但悲不见九州同》第一篇就讲，人生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是个人——这是他一生做学问、做事情的出发点，也可以说是归宿：尊重人本身的价值、尊严和选择自由，极其强调人的道德价值、人生的使命感，人对人类整体，乃至天地宇宙的关怀，以及在这种关怀之中，用一点一滴日复一日的努力去建构自己的人生、实现人生价值。这是他一辈子在做的事。

许纪霖：你刚才说到，许先生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护工都很亲切、平等，这我也有亲身经历。2009年，他是南京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发起者之一、讲座教授，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也成立了高研院，专门把他请来。有一次我和他坐同一辆车，送他回南京，开了两三个小时，到南京以后他掏出一百块人民币给司机作为小费，在当时不算低，司机很惊讶，一开始不肯要。但我看到许先生给得非常自然。我当时在旁边想，我们中国内地人好像不太有给小费的习惯——但这不只是美国习惯，我觉得他一直对底层人士有同情怜悯之心。

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精神魅力。不仅是因为他特殊的经历——生来腿部发育不好、动过十几次手术，靠顽强毅力取得这么高成就，这一面当然有；但更重要的是，他真的给你一种信任感，你会不由自主相信他、被他打动。所以这么多年轻人、甚至小孩子给他写信，像对老爷爷一样倾诉。我一直有个比喻：年轻人成长必须先“杀死自己的父亲”——这是俄狄浦斯情结，父亲是抽象符号，代表既有的体制规范和主宰者力量，“杀死父亲”是精神上的成人礼。但另一方面，我读大学时就发现，对爷爷这代人反而有亲近感，叫“隔代亲”。民国时期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七老八十了来给我们上课，大家听得入迷，有种天生的亲近感。这就像农村留守儿童被爷爷奶奶带大，对父母反而陌生，爷爷奶奶宠他们。中国隔代亲是有传统的，而且是精神上的亲。

前两年小红书有个现象叫“老红书”——七八十岁的老人在小红书开专栏，竟然能赢得几万、十几万粉丝，诀窍就是分享老年经历和回忆，二十来岁的小孩很喜欢看，觉得“七十岁还有梦想，我这点事算什么”。许先生就是这样，他身上有老爷爷的力量。老爷爷不是“老登”——老登是充满爹味、老要教训我；爷爷是连指导的心都放下了，爷爷奶奶首先感觉是宠我的，即使不理解我也不会责怪我，还会说些心里话，压岁钱也是爷爷奶奶给得多。许先生就是一个精神意义上的老爷爷，一个“赛博爷爷”。

为普通大众写史

是许先生的志之所向

许纪霖：我这两年有些反思：过去做启蒙的学者讲理性、中立、客观，这不错，但除了理性以外，还要有情感的力量、对人本身的关怀。今天这个时代都在塑造IP——我们是文字时代过来的人，人格可以躲在文字背后；但视频时代、IP时代，人出现形象了、有眼神了。眼神能装，IP也能装，但有些东西装不了，可以骗人一时，却装不了永远。许先生自带这种人格魅力，你看他的眼神很坚毅，九十岁了眼中还有光。

他晚年在做一些一流学者可能不屑于做的事：给大众普及历史，讲通史。我一直高度赞扬这点，写过两篇书评。我经常被问到：“老师，我喜欢中国历史，应该看什么书？”我往往推荐“大师写小书”。现在通俗历史读物很多，好的也有，但作为入门书，我往往推荐名家写的通史，又比较通俗。第一，靠谱，几乎没有错误；第二，他有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不是灵光闪现式的，而是整体性、逻辑性的、精彩的。这种自上而下的通盘看法非常难得，没几个人能写。就中国历史而言，去世的上一代人里，钱穆先生是一个——他后半生都在写通史，大师写小书，有些人看不上，但现在回过头看，他的影响有多大？再下面一辈就是许倬云先生，至少他写得最多，晚年都在写这些东西。专家不必看，因为讲的都是常识，但作为想入门中国史的读者，许先生这三四本书都非常好。他隔四五年就要“刷新”一遍中国通史。

冯俊文：他有个理念：中国历史像个万花筒，每次讲就换一个不同的切口；而且隔几年他的思想会更新，换一个新方式把想法表达出来。这样的书大概有七八本。文明比较的书也有七八本。这基本上是他晚年两条主线：一条是从不同角度叙述中国历史，一条是基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比较，不断做中西文明对照的思考，延伸到当前的国际政治和国际格局。

许纪霖：许先生让我最尊敬、佩服的是，他永远和时代同步。他还出过两本《从历史看组织》《从历史看管理》，从管理学角度讲中国历史。他非常擅长面对不同读者讲中国历史，让你从中得到智慧，而不是从专业角度讲述。这和他前面说的民众意识、底层意识是连在一起的——他心里装着民众，他有大地感，与其说他有隔离的智慧，不如说他有链接的智慧：和大地链接，和现实链接，和普通人链接。他能想到读者、想到对象，这是一种能力，甚至是天生的能力。

冯俊文：一个是能力，一个是对自身的定位。您自己也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做启蒙，您跟许先生有个共性：首先当然是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但首先对自身的定位有一种传统士人的社会责任——我这一生做学问、读书、做研究，是有非常清晰的指向和目标的，就是要让这个世界向好向善，让接触到我的人有些进步、有些启发、有些观念上的更新。这是他一以贯之的理念。

他在中年的时候经常被人问：“许教授，您学问这么大，能不能推荐一本我们看得懂的书？”他很苦恼，因为钱穆先生、吕思勉先生那一辈的书，还是偏文言的路子，没那么好读。等到他七十岁，他发现终于有时间了，而且他真实地觉得：我这一辈子的学问不应该只给几百人、几千人看；我做的学问是关于中国的，最重要的是让普通中国人对我们过去的文明、历史和当前世界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所以他七十岁时有过一个非常清晰的人生转向：从现在开始退休了、有时间了，要全面着手做曾经想做但没时间做的事——为普通大众写史。他八十岁的时候，有人给他开祝寿会议，主题就叫“面向大众的历史学”“面向人民的历史学”，基本就是在总结他70岁到80岁的人生转向。这个“志之所向”一直到最后，基本上他晚年最后二十五年、人生四分之一还多一点的时间，都在做这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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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I时代，历史可能更重要

冯俊文：许老师，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可以回答得简单一点。以赛亚·伯林对学者有一个论述：有的是狐狸型，有的是刺猬型。这一分类源自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您对许先生的了解，您觉得他属于哪个类型？

许纪霖：我觉得是“狐狸型”。实际上许先生早年是“刺猬型”，他做的西周史、汉代社会经济史、先秦社会史论，都是“刺猬型”的研究，非常专业，大概只有专业人士才会读。但后面二十年他就是“狐狸型”。我非常能理解为什么：人到晚年积累了很多想法，像他这么有大情怀的人，迫不及待想把这些想法分享给世界，专业完全无法覆盖，越做越大，只能用通识、贯通的方式来表达。很多学者到生命晚年都会这样，不再局限于专业，能够跳出专业，这也符合孔子说的，七十岁以后“从心所欲不逾矩”。

冯俊文：对。我们这边有个问题：许先生身上其实同时存在一套矛盾对立的东西，一方面他讲“但悲不见九州同”，对整体人类，乃至天地宇宙有整体的关怀，有提出一套整体解释的雄心；但同时他的人生准则又非常具体，回归到个人，叫“向内走，安顿自己”。从整体到个体中间那部分，他好像都觉得是过程、不那么重要，或者是暂时的东西。您怎么理解这种矛盾并存的人格特点？

许纪霖：看起来矛盾，是因为这个矛盾是今天这个时代强加给我们的，好像要么只关心家国天下、把自我忘记，放下小我、关心大我；上一代人讲克服自我、拯救世界、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但事实上，按照儒家来说，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属于外王，要成为外王先要内圣，内圣就是修己、修身。许先生晚年更强调修身，回到安顿自我，就是修身。人生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健全一个自我，然后发放出去；到六七十岁退休，对外的能量影响也差不多了，能影响的也影响了，不能影响的是天命。那个时候人会想到人生的有限、死亡的问题，最后从外放再回到自我——那个自我不是最初童年的自我，虽然也有童心、勿忘初心，但已经是饱经风霜的自我。这是一条人生必经之道，许先生大致也走了这么一条路。

冯俊文：是的，他晚年时经常提醒我，因为我到他身边，他一方面觉得我们是工作关系，一方面觉得这个年轻人到我身边，他作为老师有教导的责任。他经常讲自己的生命经历：人生我们能掌握的东西相当有限，外在世界我们的力量很有限；我们能掌握的是每天——早上起来该干吗、看几份杂志报纸、读多少小时书、写多少东西。他觉得这是实打实一点一点积累的，最后成就我们、塑造我们的，除了一个长远的大志向之外，反而是一点一滴可控的量的积累，到最后形成质的变化。这就是他身上非常简单朴实、每个人都可以学、也可以做示范的东西，就是您刚才讲的修己，从自己开始做起。

观众提问：许先生对当下历史学术的价值是什么？历史在AI智能时代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许纪霖：第一个，许先生在专业上的很多研究今天都会被后辈超越，这毫无问题；但他建构了一套中国上古史的学术规范，这个东西没有被超越，这是他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他获唐奖也是肯定这一点。今天的上古史研究，一部分研究就是在许先生这套规范下继续展开。历史研究不是全盘否定，是累积式的、绕着转的。对大众来说，他的书是最好的入门之书。而且我发现他不但把新知识、新考古发现补充进去，包括法国年鉴学派讲的长时段历史——不仅是社会经济史，还是自然生态史——他都吸收。有些学者成名以后不再进步，都是重复几十年前的话，最多修修补补；而许先生，你可以看到，他不断有新知识补充进去，所以读他的书依然有独特的东西。

第二个问题，历史在AI时代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很简单，在AI时代历史可能更重要。我说的历史不是简单事实层面的历史——在事实层面，AI通过算法、大数据，拥有了全人类几乎所有智慧，一旦列入语料库就成为它智慧的一部分，这是个人没法比的，接下来所有历史学家加起来都没法跟AI比。但历史学除了求真，还有一个功能叫“求解”——解释。历史很复杂，不是简单因果，结果往往有非常复杂的因果关系纠结在一起，甚至互相矛盾。具体历史是有真相的，但整体历史没有唯一真相，你可以有多种解释，这些解释是竞争性的，要判断哪一种更好。靠AI吗？也许最后的终极判决是人——不是某一个人，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整体真相上有自己的理解。AI也可以成为解释者，但最优秀的人会提出意想不到的解释，这是AI没法完成的。第二，历史是有意义的。AI今天在是非善恶上是中立的，但人不能中立，我们总是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历史。AI往往扮演理中客，这就需要人赋予它意义。

《但悲不见九州同》

历史学家许倬云的最后一课

[美]许倬云｜著述，冯俊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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