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年这一年，北京城里前后脚换了三个皇帝：七月二十一，做了48年皇帝的万历帝驾崩；十天后，三十八岁的太子朱常洛披上龙袍；不到一个月，天还没亮，宫里就传出驾崩的消息，十几岁的皇长孙朱由校接着坐上去。
朱常洛在位一共29天，史称“一月天子”。邪门的是他死前的最后二十四个小时：一位根本不是医生的官员，当着一群内阁大臣的面，给垂危的皇帝连献了两粒红色药丸。皇帝吃完连声夸“忠臣”，几个时辰后却没了气。事后首辅先赏进药的人，满朝随即炸了锅——这一案吵了整整八年，吵出两桩翻案，到最后也没吵出真凶。这就是明末三大疑案之一的红丸案。
一、满朝期待的明君，十天后躺倒了
朱常洛这个皇帝，是顶着“积滞之政，赫然一新”的名头上台的。
他即位前后干的事，件件踩在万历朝的反面上：七月二十二、二十四，两次发内帑各一百万两犒劳辽东和九边将士；八月正式即位后，下令罢免全国矿监税使，停一切采榷——矿税被民间恨了二三十年，诏书一颁“朝野欢腾”；大内银库调拨二百万两犒赏辽东及九边边防将士，还专门拨五千两脚价运费，并强调银子解到立刻下发、不许入库挪作他用；因为争国本获罪的三十三人、因为矿税获罪的十一人，一概起复，袁可立、邹元标、王德完这些万历朝言官全被召回；一口气增补何宗彦、刘一燝、韩爌、朱国祚入阁，还蠲免了遭灾直省的拖欠租赋。
《明光宗实录》说，他登极的日子“大宝初嗣，仁政沛施”——边军吃饱了，市井欢呼了。所有人都以为，万历朝那口闷了四十几年的锅，总算有人开盖了。
结果八月初十，登基才十天，皇帝突然病倒卧床，连第二天的万寿节庆典都取消了。病从哪来的？谈迁《国榷》写得直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说“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另有一种说法记的是进四人。数字出入，但方向一致：万历留给他的第一个难题，不是辽东，是后宫送进来的人。
二、一剂泻药，一昼夜三十多次
八月十四，皇帝病重，召来一个特别的“大夫”治病——一个太监，崔文升。
崔文升不是御医院的人，他原是郑贵妃宫里的亲信太监，光宗即位后升任司礼监秉笔，兼管御药房。他开的药，是以大黄、芒硝为主的“通利药”——说白了就是泻药。皇帝服下去，一昼夜腹泻三四十次，直接拉到濒临衰竭。
给事中杨涟后来的弹章骂得狠：“贼臣崔文升不知医……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翻译过来：皇帝守孝哀毁、身体正虚，按理该清补，他反手就是一剂攻伐的猛药。
朝野立刻往阴谋上想。光宗生母王恭妃的娘家、原太子妃郭氏的娘家，两家外戚挨个去拜访朝臣哭诉，留下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他是存心的，不是治错了。御史郑宗周后来弹劾他，干脆把名字直接接在梃击案后面：“往岁张差之变，祸几不测，张差之后因有文升。”这笔旧账满朝都记得。
八月二十八，皇帝自知不好，把英国公张惟贤、首辅方从哲等十三人叫进乾清宫，让皇长子出来见过大臣们，安排后事、问起自己的陵工，又下令把崔文升赶出宫。托孤的架势，摆得清清楚楚。
三、一个礼宾官自称有“仙丹”
就在托孤的同一天前后，乾清宫宫外来了个人：鸿胪寺丞李可灼。
鸿胪寺，主管朝仪礼宾的衙门；寺丞，差不多是个礼宾司的处长。他不是医官，不懂脉，也不懂药。可《纤言》记载，他“持药一函，日伺于大学士方从哲门前”，见人就说“今上疾，非我不能愈”——皇帝这病，只有我能治。
太监不敢擅自做主，报给内阁。方从哲的态度很清楚：“彼称仙丹，便不敢信。”阁臣们进宫探视时，皇帝已经安排好一切，忽然问起：“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老实回答：李可灼自称仙丹，臣等未敢轻信。可皇帝自知命在旦夕，抱着试一试的心思，还是让人把他召了进来。
中午，李可灼调制好第一粒红丸，皇帝服下。片刻后内侍传话：“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皇帝高兴了，连着夸进药的人是“忠臣”。傍晚，他召李可灼再进一丸——随侍的御医们全部反对，皇帝坚持。第二粒服下去，据说“平善如前”，没有任何不适。
五更天，也就是1620年9月26日的凌晨，皇帝崩了。前一天还“暖润舒畅”、夸奖忠臣的人，几个时辰后就没了呼吸。《明史》记这一段，只轻描淡写撂下一句：“明日卯刻，帝崩。”
四、红丸到底是什么
官方文书里，红丸叫“无方无制之药”——没有方子、没有制剂规范的药。民间和野史把它和嘉靖朝著名的“红铅丸”归成一类：取处女初潮经血（所谓先天红铅），用乌梅水、井水河水澄洗七遍，晒干后，掺秋石（人尿炼制的结晶体）、人乳、辰砂（朱砂）、松脂、乳香等药末制成丸。这类药，性大热。
其实不用化学，当时的御史已经把冷热账算明白了。御史王安舜弹劾时写道：先帝脉象“雄壮浮大”、面唇紫赤、烦躁，是“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体内火已经满了；而“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把纯阳之火投到一个泻到脱水的皇帝身上，“几何不速亡逝乎”。
一剂大黄芒硝往下拽，两粒热药往上顶。放到今天看：一个严重脱水、电解质紊乱的衰竭身体，接连挨了两记方向相反的药猛击。至于是不是“毒”，史书证明不了，现代医学也判定不了——能钉死的只有一件事：他服药之前，身体已经被掏空了。
五、首辅先赏，满朝炸锅
皇帝一死，最先出手的是方从哲。他拟出一道遗旨：赏李可灼银五十两——把进药定性为“进药不效，但亦臣爱君之意”，先给进药的人发奖金，再堵外廷的嘴。
两天后，御史王安舜第一疏开火，说李可灼“轻亦当治以庸医杀人之条”，顺手弹劾方从哲“轻荐庸医之罪亦不小”。方从哲改拟太子令旨：罚李可灼俸一年。御史郑宗周接着弹崔文升，要求“寸斩文升以谢九庙”；方从哲再退一步：把崔文升交司礼监察处。
每一步轻判，都变成下一轮弹劾的火药。御史郭如楚、冯三元、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卿曹珖、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奏疏前后砸过来：“可灼罪不容诛，从哲庇之，国法安在！”给事中惠世扬更列出方从哲十罪、三可杀，其中一条直接点穿：崔文升用泻药伤了先帝，方从哲替他开脱；李可灼进这要命的药，方从哲还要赏。这个冬天，方从哲六疏求去，终于挂印离开，朝廷还给他加了中极殿大学士、赏了蟒衣银币，体体面面送归。
六、吵了八年，翻了两次，没有真凶
天启二年（1622）四月，礼部尚书孙慎行旧事重提：“先帝骤崩，虽云夙疾，实缘医人用药不审”——直接把方从哲罪比“弑逆”。左都御史邹元标跟进。朝中站方从哲的只剩刑部尚书黄克缵等寥寥几人，眼看要定成弑君逆案，大学士韩爌上了一道疏，把进药始末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说辅臣当时探视先帝病重，“急迫仓皇”，“弑逆”二字说不出口。最后吏部尚书张问达会同户部尚书汪应蛟合奏定性：李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脉知医者。以药尝试，先帝龙驭即上升”——罪定在无知妄试，不定在弑君。
处分结果：李可灼发配边疆充军，崔文升发遣南京安置。
然后是大翻转。魏忠贤掌权后修《三朝要典》，把红丸案整个颠倒：追究派被打成“倡不尝药之说”的奸党，孙慎行等人追论获罪；李可灼免了戍，崔文升甚至被重新起用，官至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崇祯元年案件退回天启初年的结论：崔文升被召还北京，御史吴焕旧案重提，弹劾他“引进可灼，罪在不赦”；崔文升结同党伏宫门号哭，崇祯帝大怒，将其同党一并逮下，各杖一百，发充孝陵净军。李可灼此后下落，史书没有可靠记载。
八年，两次翻案，两个进药的人一戍一遣又一起复，而当初把泻药送进宫、把美女送进宫的那条线，从头到尾没有被真正审过。《明史》的赞语说得冷静：“光宗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而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构争，党祸益炽，可哀也夫。”——皇帝不是没本事，是天不给时间；政策没来得及铺开，三桩案子的党争先把明朝埋了。
梃击案好歹落了一个“疯癫”的了局，移宫案几天内就见了分晓。只有红丸案，八年吵到最后，连药是不是毒都没吵明白——因为从第一天起，大家审的就不是命案，是权力。
那一夜如果你是方从哲，拦，还是不拦李可灼进殿？在你眼里，红丸是毒杀、庸医误杀，还是垂死皇帝自己的选择？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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