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国新闻网2013年1月7日专访《王冠亚病中深忆爱妻严凤英：我不软弱》；中国新闻网2013年4月16日《严凤英丈夫王冠亚因病去世 一生挚爱黄梅戏》；中国新闻网2010年4月28日《黄梅戏宗师严凤英纪念碑在安徽合肥落成》；人民网文化频道转载报道；《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8月9日《从田间地头到艺术殿堂》；安庆市宜秀区人民政府“严凤英故居”公开资料；中国电影资料馆影片档案《天仙配》（1955年）；安徽中国黄梅戏博物馆公开资料；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相关纪念文章；百度百科“严凤英”“王冠亚”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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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8日，合肥的夜里还带着凉气。
一家医院的走廊上，灯管忽明忽暗。担架停在水泥地上，白布下面躺着一个人，头发散着，脸侧向一边。
几个小时前，她还是台上那个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七仙女。
担架旁站着一个中年男人，衣服上沾着路上的灰。他伸手想去掀白布，被人拦住了。
一个穿军装的人站在担架旁，声音不高，字字清楚：她肚子里藏着发报机，马上剖开查。
旁边的医生愣住了，低声说没有手术刀。那人抬了抬下巴，让人去拿一把劈柴的斧头。
走廊里没有人出声。有人把脸转过去，有人低头盯着地面。
白布下面的人三十八岁，再过五天，就是她的生日……
[一]【从罗家岭走出来的丫头】
1930年4月13日，安庆城里添了一个女婴。祖籍在桐城罗家岭，家里人按辈分叫她鸿六儿，后来取名严鸿六，艺名凤英。
罗家岭是有名的山歌之乡。田里插秧有人唱，山上砍柴有人唱，红白喜事更少不了唱。
她从小跟着大人听，听着听着就会了，嗓子一亮，四邻八舍都晓得这丫头爱唱。
黄梅戏的根，在安庆一带的采茶调。早年间，湖北黄梅一带的采茶人逃荒到安庆，把家乡的小调带过来，跟当地的民歌、花鼓调混在一起，慢慢成了黄梅调。
起初只是“两小戏”“三小戏”，一个旦角、一个丑角，锣鼓一敲就开唱，唱的都是家长里短。
十来岁那年，唱黄梅调的老艺人严云高回到桐城一带，她跑去拜师。
那时候的黄梅调还登不了大台面，戏班子走村串户，逢年过节搭个草台，台下坐的是庄稼人。
她跟着班子学《打猪草》《夫妻观灯》这些乡下小戏，也学《小辞店》《游春》这样的整本戏。
《打猪草》讲的是两个半大孩子在地里打猪草，一个淘气，一个嘴快，唱来唱去，唱出少年人的欢喜。
《夫妻观灯》是一对夫妻挤在人群里看花灯，灯一盏盏过去，人一句句逗。
《小辞店》唱的是店里的一段情，缠绵里带着苦。
《游春》是旦角的看家戏，一身春衫，一把扇子，走一路唱一路。
学戏是苦营生。天不亮就得起来吊嗓，对着水塘一遍遍练气，一句拖腔能磨上几十遍。
走圆场走到腿肿，第二天照样得起早。班子里的人都说，这丫头嗓子好，肯下笨功夫。
她学戏靠口传心授，师傅唱一句，她跟一句，词记在脑子里，腔记在嗓子里。
那时候没有谱子，也没有录音机，一段唱腔学会不容易，忘了更可惜。
她记性好，学得快，班子里的老艺人愿意教她。
唱戏在那年月不算正经营生，族里和家里都不容女孩子抛头露面。她还是去了，离家搭班，改了艺名。
一个乡下姑娘，跟着戏班走村串户，跑遍了桐城、怀宁、望江一带的村镇，睡过祠堂，也睡过草台后面的柴房。
1946年，她进安庆城，在剧场里唱《小辞店》《游春》，一开口，满场就静了。
江城里的戏迷记住了这个名字，茶楼里、码头上，都有人学她那几句腔。
安庆是黄梅调的老窝子，码头多，商号多，戏园子也多。
一个乡下姑娘要在这样的地方站住脚，靠的不是脸蛋，是嗓子，是台步，是一开口就能让后排观众听清的本事。
那副嗓子是从乡野里长出来的。山歌的调、民歌的腔，都往戏里化。
1947年前后，她跟着京剧艺人学唱京剧，后来又拜北昆名演员白云生为师，学身段，学吐字。
老戏迷说她的唱腔带一点水音，一句拖腔拐三道弯，拐到末了，人心跟着颤一下。
她扮小旦、花旦、闺门旦，也演老旦，戏路宽。台上扮小姐，走路要轻；扮农妇，腰要沉；扮老旦，气要压。这些规矩，都是从草台上一场一场磨出来的。
1952年11月，她到上海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演的是《打猪草》《夫妻观灯》。
上海的文艺界议论开了。音乐家贺绿汀在报纸上写文章，说这出小戏真实地演出了劳动人的样子，把庄稼人的音容笑貌搬上了台。
一个地方小戏，头一回被大城市的行家这样看重。
1953年，她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从草台班子走进省级剧团，行头换了，台口大了，她还是那副唱法，土里带甜，甜里有劲。
[二]【一句唱腔，唱进千家万户】
1954年，她再度赴上海，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一口气演了《天仙配》《砂子岗》《打猪草》三出戏，拿了演员一等奖。
《天仙配》这一台戏，把剧本、演出、导演、音乐几个大奖都收了进去。
那次会演，安徽代表团把黄梅戏的几出戏一起带上台。
小戏有小戏的俏，整本戏有整本戏的分量。台下的评委来自各地，看完之后议论最多的，是那个唱七仙女的女演员。
《天仙配》的故事，说的是七仙女下凡，跟董永结为夫妻，槐荫树下做媒，百日姻缘，末了被天兵天将拆散。
台上唱到“夫妻双双把家还”，台下的媳妇婆姨跟着抹泪。一个神话，唱成了庄稼人的日子。
195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天仙配》拍成电影，石挥执导，片长九十六分钟。
严凤英演七仙女，王少舫演董永。摄影棚里的灯一开，她才晓得，这回不是唱给几百个人听，是唱给全国人看。
拍电影和唱戏台是两回事。台上讲究身段，镜头前讲分寸。
她的眼睛不能老盯着台下，步子不能迈得太满，一句唱要拆开来，等着镜头推近。
她跟着导演一遍遍试，试到后来，把戏台上的东西收进眼睛里，收进手指头上。
电影一放，黄梅戏从安徽的田头，走进了全国的影院。
多少人是先听见“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才晓得世上有个剧种叫黄梅戏。
街头的喇叭在放，收音机里在放，连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哼上两句。
那句唱腔进了千家万户，成了那个年月里少有的甜味。
她演的七仙女不是天上的仙女，是带着乡下姑娘的俏和野。
《路遇》那一场，董永在前头走，她在后头三挡两撞，挡得有理，撞得有分寸，把一个人的大胆和顽皮都演在身段里。这种演法，是从小戏台上一场一场磨出来的。
1959年，《女驸马》拍成电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刘琼执导。
她演的冯素珍女扮男装，进京赶考，一路唱到金銮殿。
那一段“谁料皇榜中状元”，后来成了黄梅戏里传唱最广的唱段之一。台上那个人一身红袍，步子迈得稳，谁也看不出是个女子。
《女驸马》的故事，说的是冯素珍为了救未婚夫，女扮男装进京赶考，中了状元，又被招为驸马，一层层瞒，一层层圆。
戏里有机智，有胆气，也有一段女儿家的委屈。她唱这个角色，唱出了柔里带刚的那股劲。
1963年，《牛郎织女》又上银幕。她演的织女，把天上的故事唱成了人间的日子，柴米油盐，男耕女织，唱的是神话，落的是人心。
天河一隔，一年一会，台下的人看的是神仙，想的是自家。
她的唱腔被叫作“严派”。亮丽，沙甜，委婉，耐听。
京剧的咬字、越剧的柔、评剧的脆、评弹的糯、民歌的野，都往一处揉，揉成了她自己的调门。
后辈学黄梅戏，老师放的第一批录音里，往往就有她的声音。
从1953年进省团到1966年，十三年间，她演了五十多个大小剧目。
七仙女、冯素珍、织女、七妹，一个个角色都是她唱活的。
黄梅戏原本只是皖江一带的地方小戏，一班人硬是把它唱成了全国人都知道的大剧种。
1956年下半年，她在排《王金凤》的时候，认识了该剧导演王冠亚。
王冠亚1929年生于湖北汉口，毕业于安徽大学，后来成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一级编剧。
两个人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排戏排出了感情，当年结了婚。
婚后的日子过得简单。住的是剧团分的房子，家里最值钱的是一台收音机。
她下班回家，常趴在三楼窗口等丈夫回来吃饭。
时白林后来回忆，说严凤英是个浪漫的人，日子再紧，也爱把家里收拾得干净。
她一年里有大半时间在外面演出，县城、乡镇、厂矿都去过。
台上唱完，台下有人拉着她的手说家里的事，她也愿意听，听完还要问两句。唱戏这行当，靠的就是台下那点人气。
那些年，她把一个乡下剧种唱成了千家万户的熟客，也把一个家过得有滋有味。
她大概以为，往后的日子就是排戏、演出、回家带孩子。
[三]【风雨压下来的日子】
1966年以后，剧团停了演出，戏封了箱。
那几年，全国上下的剧团都停了锣鼓。
戏服收进箱子，布景拆下来堆在库房，演员不下乡演出，改去开会、学习、写材料。一个唱了半辈子戏的人，忽然没有台可上。
排练场空了下来，台板上落了一层灰。锣鼓家伙收进库房的角落，胡琴的弦松了，没人去紧。
剧团的大门还开着，进进出出的人，脸上都没有戏台上的神气。
剧团里办起学习班，人人要过关。她一遍遍写材料，写自己哪一年演了什么戏，跟哪些人来往过，哪句话说得不对。写完了交上去，退回来再改。
她写检查，一笔一画，写得规规矩矩。写到演戏的事，她还要停下来想一想，哪一年在哪个台口唱的，唱的是哪一出。
剧团里的气氛变了。原先一起排戏的人，见面绕着走；原先上门串门的，不再来了。
家里的日子也跟着变。门口有人指指点点，孩子在外头抬不起头，回来不敢多讲学校里的事。
她问一句，孩子摇头，把书包放下就进屋。
王冠亚那些年也在接受审查，自身难保。夫妻两个在一个屋檐下，说话都放低了声音。她怕连累他，他怕连累她，日子过得像踩在薄冰上。
那阵子，劝她想开的人不少，说忍一忍就过去了。她听了，点头，回到家还是睡不着。
白天在外面站，夜里回到家睡不着。安眠药成了离不开的东西，靠着它才能合眼。
药量一点点往上加，人一天天瘦下去，话也一天天少下去，饭量小得可怜。有时候她把戏本翻出来看，看一会儿又合上。
药瓶放在床头，一瓶快见底，又添一瓶。家里人劝她少吃，她说吃了才能睡。
夜里静下来，屋里只剩钟摆的声音，她睁着眼，等到后半夜才迷糊过去。
1968年春天，人已经瘦得脱了形。熟人见了她，不敢多认。她说话的力气也小了，一句要分成两句讲。
1968年4月8日，她照例吃了药睡下。一个小时之后，她突然在床上痛哭，让丈夫去看桌上的遗书。
纸上的字歪歪扭扭，写到后面，笔迹越来越淡。
家里人慌了，分头去请医生，去借车，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她没能等到天亮。
1968年4月8日，严凤英在合肥去世，三十八岁。再过五天，就是她的生日。
人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那位负责人赶到了医院。
他带来一句话：有人检举，严凤英肚子里藏着发报机，还藏着一部照相机，必须当场剖开查验。
王冠亚就站在旁边。他刚失去妻子，身上还是那件来不及换的旧衣服。他不同意，话说得很急，没有人接他的话。
几个人把他按到墙角，一张纸递到他面前，要他签字。他的手抖得握不住笔，笔尖在纸上顿了几下，字还是落下去了。
签完字，他被人拦在门外。门关上的时候，他听见里面有人在挪动器械。
走廊很长，灯是白的，墙也是白的。他背贴着墙站着，站了很久。门缝里透出一点光，看不见里面，只听得见声音。
那一夜之后，王冠亚把嘴闭上了。此后整整十年，他没有对外讲过手术室里的事，一个字都没有。
十年之后，当他第一次重新提起那个夜晚，人们才知道，那一夜被剖开的，不只是一具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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