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原副巡视员郑学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农业银行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河北省监委监察调查。
而自2024年6月以来，仅农行河北省分行就已经有至少四名原干部被通报调查。
除郑学峰外，还有2024年6月被查的原河北农行高级专家宋雷，以及2025年5月、2026年6月分别被查的河北农行原副行长陈元良和许树宝。
倘若再放眼整个农行，从总行原副行长、原营销总监，到省级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原副行长，再到分行纪委书记、业务部门负责人，农行系统已经有多名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干部被查处。
尤其是2025年和2026年，农行反腐通报呈现出持续密集的态势，涉及信贷审批、贷款发放、工程采购、干部选拔、人事安排等多个关键领域。
这场反腐行动背后，暴露出的问题也远不止个别干部收受钱财那么简单。
2024年，农行系统的反腐已经呈现出较大规模。
7月，原营销总监兼机构业务部总经理易映森被查；
10月，深圳分行原巡视员傅思伟被查；
12月，原首席专家兼深圳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许锡龙接受调查。
信用卡中心高级专家刘志鸿、河北省分行原高级专家宋雷、湖南省分行副巡视员蒋祁等人也相继进入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视野。
这轮反腐与农业银行接受中央巡视的时间高度重合。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报道，2024年4月16日至7月20日，中央第十巡视组对农业银行党委开展常规巡视，同年10月21日向农行党委反馈巡视意见。
此后，农业银行开始推进一系列巡视整改工作，涉及信贷风险管理、干部选拔任用、重点岗位监督和基层纪检监察力量建设等多个方面。
2025年，农行反腐又出现了一轮密集通报。
4月11日，农业银行数据中心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林鹏接受审查调查；
5月7日，农业银行原首席专家兼浙江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冯建龙主动投案；
5月9日，河北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陈元良被查；
5月12日，深圳市分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王国彪被查。
短短六天，三名曾在农行重要岗位任职的干部先后被通报。
8月22日，许锡龙被开除党籍；
12月26日，农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原总经理王青山被查。
进入2026年，相关案件陆续公布处理结果，新的调查通报也在不断出现。
1月到2月期间，前面提到王国彪、冯建龙、陈元良等人被陆续开除党籍。
5月20日，陕西省分行原副行长段庆被查；
6月29日，河北省分行原副行长许树宝被查；
8月，吉林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沙龙云被查；
一直到11月9日，此次的河北省分行原副巡视员郑学峰接受审查调查。
仔细梳理上述案件，会发现大部分落马高管，主要栽倒在信贷审批和贷款发放。
谁都清楚，这是银行最重要的权力之一。
正常情况下，一笔贷款需要经过贷前调查、风险审查、授信审批和贷后管理等环节，任何一个环节被人为干预，都可能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企业获得资金。
河北省分行原高级专家宋雷的案件，就暴露出这一问题。
宋雷为多家信贷客户办理贷款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还存在超越权限审批授信、审批增量授信严重不负责任等问题，导致国有资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而宋雷引爆的坏账至今都没完全解决。
类似问题还出现在四川农行系统。
中国农业银行阿坝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何勇被查后，调查发现其存在违规发放贷款、在贷款授信和发放方面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等问题。
尽管官方未披露具体金额，但通报上明确何勇涉及违规发放贷款，“数额特别巨大”。
河北省分行原副行长陈元良的案件，同样涉及信贷审批。
2026年2月公布的处分通报显示，陈元良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贷款审批、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还存在违规批准对外提供担保的问题。
工程建设、招标采购和设备采购，同样成为农行反腐的重要领域。
银行的采购业务涉及办公设备、信息系统、网点建设、安防工程以及各类服务项目。
项目金额普遍不低，供应商选择、招标条件、合同签订和项目验收等环节都存在权力寻租空间。
曾任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的王国彪，便利用职务便利，在招标采购、工程承揽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
2026年9月被开除党籍的农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原总经理王青山，涉及的领域进一步延伸至总行部门。
官方通报显示，王青山利用职务便利，在项目招投标、设备销售、人事安排等方面为他人谋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还存在违规干预执纪活动等问题。
第三个值得深入分析的领域，是干部选拔、职工招聘和人事调整。
对于希望进入大型国有银行工作的人来说，正式招聘、岗位调整和职务晋升都涉及重要利益。
许锡龙的案件尤其具有代表性。
许锡龙曾担任农业银行三农政策与规划部总经理、甘肃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后来担任深圳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并成为农行首席专家。
2025年10月24日，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其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
检察机关指控，2008年2月至2024年11月，许锡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职务提拔、人事录用等方面提供帮助，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3700万余元。
检察机关还指控，许锡龙离职后，利用原职权和地位形成的影响力，为他人进入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工作提供帮助，伙同他人收受财物939万元。
可能深圳行是“香饽饽”，我们不清楚许锡龙安排了多少人“进入”深圳行。
但仅凭此他就“赚”了近千万，实在令人咋舌。
更重要的是，那时的他已经离职了，他竟然还能有如此“能量”。
易映森的案件也涉及类似问题。
这位曾任农行营销总监兼机构业务部总经理的干部，被查后，官方通报披露其利用职务便利及职务影响力为他人谋利，在职工录用中违规为亲友谋取利益，还违规安排配偶领取薪酬、为儿子的经营活动谋利。
还有一个相当特殊的案例，涉及农行内部监督体系。
2024年2月，农业银行江西省分行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马清升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按照官方通报，马清升身为国有金融企业纪检干部，却长期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财物，纵容、默许亲属在供应商企业领取所谓的定制高薪，还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用于个人营利活动。
他还在安防项目采购、贷款审批发放和工作调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一个本应负责监督干部廉洁从业的纪检干部，自己却成为腐败链条中的一环，这种情况对内部监督体系的破坏尤其严重。
综上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农行反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腐败风险并不集中在某一个业务部门，而是分布在资金配置、项目采购、干部任用和内部监督等多个环节。
从农业银行自身公开的巡视整改报告来看，这些问题也已经成为重点治理对象。
2025年9月，农业银行公布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明确提出加强贷款调查、审查审批和贷后检查，健全集团客户信用风险管控机制，完善信用风险事件责任追究机制。
农行还提出加强对下级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监督，严格落实干部交流轮岗制度，强化信贷案防管理，完善道德风险排查及线索移送机制。
2026年2月，农业银行召开全面从严治党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风腐同查同治，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反腐败穿透力。
这意味着农行已经将金融腐败治理与业务风险防控结合起来，试图从制度和技术层面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农业银行拥有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贷款资金流向大量农业经营主体、中小企业和普通经营者。
银行内部每一次违规授信、每一笔利益输送，都可能影响金融资源的正常配置。
11月9日郑学峰被查，再次说明这场持续多年的金融反腐仍在向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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