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顯明(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山東大學教授、中國人權研究會首席專家、中國法理學研究會名譽會長,法學博士)

【来源】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澳門法學》2026年第3期(文末附本期期刊目录)。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

很高興再次來到澳大,半年前我在澳大法學院做過一場講座,講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次是以學者的身份與世界各地的同仁交流,演講的題目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曾經做過判斷:“具體講我國法治建設的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舉出十幾條、幾十條,但歸結起來就是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一條。”我們這條道路有哪些特色?它和大陸法之間是什麼關係?今天我想就這個問題和大家進行交流。

世界上比較成熟的法治道路有四條。

第一條道路是英國人走出來的,我們把它叫做英美法系。這條道路的第一個特點是具有內生性。起初,英倫三島沒有受其他國家的影響,盎格魯—撒克遜人把自己本民族的傳統文化融入進一個個案例,逐漸形成了今天英美法系的雛形,後續還產生了美國法這一分支。這條道路的第二個特點是演進式發展。在演進過程中,王權和貴族權力相互鬥爭、相互妥協,最後形成了英國的法治形態。所以英美法系是具有內生式、演進式特徵的法治道路。

第二條道路是繼受式法治道路,這就是我們今天研究的大陸法。羅馬帝國統治了整個歐洲大陸,把查士丁尼《國法大全》帶到了整個大陸國家。西羅馬崩潰以後,羅馬法在一段時間裏衰落了。到十一世紀,《國法大全》手抄本在博洛尼亞被發現,羅馬法又開始復興。當歐洲大陸一個個獨立國家建立起來的時候,這些國家的法律就形成了今天的大陸法系。由於各國都沿用羅馬法稱謂,所以這一法系也被稱為羅馬法系,還被稱為法典法系。這個法系正在影響世界。中國在1928年民國時期制定民法時借鑒過大陸法,新中國在80年代制定《民法通則》時也借鑒過大陸法。現在我們的《民法典》依然對大陸法有所借鑒。基於大陸法的特徵,可以認為其是一種繼受式法治道路。

第三條道路就是中東阿拉伯國家和地區所走出來的法治道路。這個地區的法系比較古老,從兩河文明開始一直延續到今天。這個法系最大的特點是政教合一,宗教的教規就是法律。這些國家的法官可以穿兩種袍子,當審理民事案件時穿的是宗教的教袍,當審理社會和政治等相關案件時換上紅色的袍子。所以政教一體也是一條法治道路。

第四條道路是東方一些國家另闢蹊徑走出來的,叫作移植式法治道路。最有代表性的國家是日本、韓國和新加坡。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移植的是中國的法律。東京大學所藏最古老的日本法律是《大寶律令》,與中國的唐《永徽律》相比,都是12篇502條,只不過篇名有所不同。韓國走的是和日本相同的道路,新加坡略有例外。新加坡是1965年從馬來西亞獨立後新建的國家,李光耀從倫敦返回做開國總理時,提了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第一官方語言必須是英語。第二個條件是不再沿用馬來西亞原有法律,也不能用中國法律,要全盤適用英國法。所以現在新加坡的法律基本上適用的就是英國法。這種道路就是全盤移植式的道路。

世界上成熟的法治道路是這四條,那麼中國要走哪一條呢?這四條道路我們都已進行過比較與研判。

就第一條內生演進式的道路而言,英國的法治如果從1215年的《自由大憲章》算起,至今已有800年。2015年時,我在中央的一個部門工作,英國駐華大使來找我們說,今年是《自由大憲章》800週年,能不能把它拿到中國展覽一下?我們持開放態度,因為中國的法治一定要借鑒人類所有法治文明的共同長處。於是我們在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三個地方開放展覽《自由大憲章》。但這條演進式道路是否適合我們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講,我們等不起,如果中國的法治也演進800年,那麼中國將在法治上永遠落後於西方。所以演進式的法治道路我們不能走。

就第二條繼受式法治道路而言,我們繼受什麼呢?可能有三個選項。首先是中華法系。世界上有五大法系,為什麼把中華法系作為第一法系?這是根據它產生的時間先後來確定的。中華法系排第一,因為它有2000多年的歷史。印度法系排第二,阿拉伯法系排第三,大陸法系排第四,英美法系排第五。中華法系在漫長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本質和特點,一是維護封建政治統治,二是等級制,三是刑法嚴酷,四是刑民不分。這樣的法治作為一個整體,新中國無法繼受。原來民國時期的法律能不能繼受?新中國成立之前,我們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就是廢除了六法全書,廢除了偽法統。所以這個也不能繼受。第三個選項就是來自前蘇聯的法律。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對法學進行了徹底改造,廢除了維辛斯基法學。前蘇聯的法學就是階級鬥爭的法學,改革開放後這個法學被我們廢除。所以繼受式的法治道路我們也不能走。

第三條,中東阿拉伯地區的政教一體式法治道路更不適合中國。中國在2000多年前就已經解決了人和神之間的關係問題:敬神不如敬天,敬天不如敬賢,敬賢不如敬德。“敬天保民,敬德保民”是中國最古老的政治法律思想。中國的傳統文化早已處理好了人和神之間的關係,神不再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主宰。我們的傳統是重德,德和法要結合起來,而不必和神結合。所以第三條道路我們也不能走。

第四條,移植式的法治道路也不適合中國。第一個原因是,我們有獨立的5000年的文明傳承。中華文化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原文化,而日本、韓國、新加坡的文化叫亞文化。原文化沒有必要去移植其他國家的文化,只有亞文化國家才需要去移植別的國家。第二個原因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們用70多年時間已經走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制度和體系。所以移植式的法治道路我們也不能走。

因此,我們必須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嶄新的法治道路,我們把這條道路命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條道路由七個要素構成,前三項我稱之為原則,後四項為構材。三原則加四構材合起來就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第一條原則,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這是我們這條道路的方向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和靈魂,是這條道路方向正確的保證,使我們不走彎路、不走邪路。

第二條原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我們這條道路是人民走出來的道路,中國法治的本質要求是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為中心有四個構成要件。第一,人民是法治的主體。第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追求公平正義。法治的靈魂和生命在於公平正義,立法是分配公平正義,執法是落實公平正義,守法是自我實現公平正義,司法是當公平正義受到扭曲或踐踏時迅速矯正和恢復公平正義。第四,尊重和保障人權。2004年中國憲法進行了第四次修改,最大的變化就是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憲法的基本原則。這四項合起來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表明了我們法治的性質。

第三條原則,要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習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集大成者,它是理論化、體系化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這個理論的產生和成熟,表明了我們這條道路有了堅實的學理支撐和理論基礎,確保我們這條道路的科學性和實踐性。

除了以上三條原則外,我們用四種材料來構築這條道路。

第一種構材是中國優秀傳統法律文化。這是中國道路和其他任何國家道路不同的地方。我可以給大家列舉幾項中國優秀傳統法律文化。

第一項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單一制國家。現在世界上人口數量過億的國家,只有中國實行單一制。它來自於秦以來的中國大一統傳統。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王綰和李斯兩位宰相意見相左,王綰主張依然實行分封制,李斯堅持實行郡縣制,秦始皇採納了李斯的建議,中國郡縣制的傳統由此開啟。郡縣制到漢代時曾面臨反覆,但漢武帝進一步鞏固了該制度。從那之後一直到今天,中國一直實行的是單一制,這也是中國制度具有獨特優勢的基礎。這個基礎我們保持了2000多年,由此大家可以理解為什麼中國不實行聯邦制,也可以理解我們對台灣的態度,這不僅僅是一種政治要求,還是一種歷史使命和歷史責任。單一制在我們傳承的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中是排在第一位的。

第二項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我們的立法傳統。中國始終是以法典來表達法律,由此可以理解中國為什麼不實行判例制。雖然中國有一部分學者也希望判例能成為法律的表現形式,但這個觀念沒有被接受。我們繼承的傳統是:夏有亂政,而作“禹刑”,“禹刑”就是法典;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湯刑”也是法典;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九刑”還是法典。秦代有“秦律”,漢代有“漢律”,魏代有“魏律”,晉代有“晉律”,隋代有“隋律”。就唐代而言,我們今天能夠見到的是《唐律疏議》,其實唐代有三部法律,《武德律》已經失傳了,《貞觀律》存世不完整,現在留下來的最完整法典就是《永徽律》,這就是唐律。宋代叫《宋刑統》,元代叫《元典章》,明代叫《大明律》,清代叫《大清律例》。中國歷代都用法典形式立法,這個傳統我們繼承下來,所以中國現在的立法就是要走法典化的道路。

第三項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有一個判斷:“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法有法的作用,德有德的作用。法可以使天下安定,因為它是治國理政的中心。那麼道德呢?道德是調整心靈的。法律調整行為,道德調整心靈。法律與道德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這就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這個傳統最早在2300年前由荀子提出。荀子在齊國做祭酒時提出“隆禮重法”,隆有托起來的意思,重是向下施力,“隆禮重法”就是左手舉起禮,右手舉起法,禮法並用。這個思想到了漢代被董仲舒改造為“德主刑輔”,德和法又結合起來了。中國2000多年的治國理政傳統由此形成,內核就是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這也是當今中國法治道路最顯著的一個特徵,它來自於中國優秀傳統法律文化。

第四項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與孔子有關。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門楣上有若干位世界著名的法學家,處在中心位置的有三個人,第一是孔子,中間是摩西,最後是梭倫。我們法律研究者都知道這三個人物的作用和地位。摩西制定了《摩西十誡》,在英美法系的法庭上,證人作證還常手按《聖經》。所以英美法系繞不開摩西的貢獻。梭倫是古希臘法律改革家,也是我們今天很多司法制度原則的奠基者。因此,摩西和梭倫登上門楣是意料之中的,但為什麼把中國的孔子放在第一位?美國聯邦法院大法官倫奎斯特告訴我,美國現在一年有1.2億件訴訟案件,需要100萬名律師提供支持,美國是世界上國家治理成本最高的國家,而中國的孔子,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無訟社會”。《論語》有載:“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子擔任魯國司寇時斷過不少案子,他告誡學生說,他斷案子和其他人沒有區別,但是斷案的目的和追求與其他人不一樣。他要通過一個案件的審判,讓這個案件對社會產生教育意義,使社會上不再產生類似的案件。這就是孔子的無訟思想,意在盡可能降低訴訟數量。那麼一旦有了訴訟,該怎麼辦呢?日常的社會矛盾靠什麼解決?答案是主要靠調解。所以調解被美國人稱作東方的瑰寶。這句話來自於60年代的美國首席大法官沃倫,他對中國的調解制度作了這樣一個評價——調解是東方的瑰寶,美國應當學習。調解現在為世界所接受,有46個國家簽署了總部設在香港特區的《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這就是中國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對當今世界法治的意義。

第五項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變法圖強。中國歷代都主張變法,變法的目的是圖強。商鞅變法使貧弱的秦國強大起來。漢代變法,漢文帝廢除肉刑,使中國的法制走向了文明,之後出現了文景之治。唐代變法,誕生的《武德律》等三部法律,使唐代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宋代也有變法,明代也有變法,清末也有變法。變法圖強是我們的優秀傳統。所以我們今天建設中國式現代化,依然要把變法放在第一位。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當中,習近平主席指出,全面依法治國在“四個全面”中地位特殊、尤為重要。沒有全面依法治國,其他三個“全面”是無法保證實現的。因此,要在法治的軌道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要在法治的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其文化根源來自我們優秀的傳統法律文化。

所以,中國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第一個構材。在今天,中國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也要不斷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轉化。

第二個構材是我們的紅色基因。從1928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井岡山土地法》一直到新中國成立,法制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瑞金階段、陝甘寧邊區階段和西柏坡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有很多創造,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馬錫五審判方式。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創立的一種審判的方式。這種審判方式強調審判不應僅在法庭裏,法官應到田邊、到地頭、到老百姓炕頭去進行審判。這種審判方式具有為民、便民、公正、案結事了四個特徵。其中,為民是司法的立場,便民是司法的程序,公正是司法的價值追求,案結事了是司法的效果。這四條構成了馬錫五審判方式,它在今天依然不過時,我們現在推進的許多司法改革,還是以馬錫五審判方式所表達的價值為標準。所以說,紅色基因是中國法治道路的第二項構材。

第三項構材是人類法治文明一切於我有益的成果。我們今天所奉行的重要的法治理念都是世界性的。憲法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追求公平正義、尊重保障人權、制約監督公權這五大理念都是借鑒來的,現在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核心的法治理念,它們與世界法治理念是同頻的。將法律作部門法區分,也是借鑒來的,這和中國歷史上的諸法合體、刑民不分是不一樣的。此外,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司法公開、律師制度等都是借鑒來的。我們制定《民法典》時大量借鑒了《拿破侖法典》。羅馬法復興之後的近代以來,大陸法最具影響力、被稱作裏程碑的是《拿破侖法典》,排第二位的是《德國民法典》,排第三位的是《瑞士民法典》,排第四位的是《荷蘭民法典》。那麼現在世界民法典又出現了一座新的高峰,就是中國的《民法典》。中國的《民法典》借鑒了《拿破侖法典》《德國民法典》許多有益的經驗。我們把“人格權編”作為單獨的一編,這就是中國在民法典上對世界的一大貢獻。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民法典裏還沒有把人格權單獨成編的先例,這就是我們對大陸法的發展。因此,借鑒世界一切與我有益的法治文明成果,就是我們法治道路的第三項構材。

最後一項構材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自己創立的制度,這是我國法治道路的主體部分。我們有許多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有的制度。第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沒有反對黨,只有參政黨,這就是中國獨特的政黨制度。第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個制度是其他國家沒有的,是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第三,作為我國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我們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這三者有機統一起來,這個制度安排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是中國獨特的制度。軍委主席負責制,是我們獨特的軍事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都是我們創造的制度。這一系列獨特的制度構成了我們這條道路的主體部分。

以上的三個原則加四個構材就是中國的法治道路,也可以把它稱作是“中國的法治模式”或“中國的法治形態”,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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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法學》2026年第3期目录

【特稿】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徐顯明(003)

【名家特約】

2.澳門回歸以來行政法的發展與展望

蔣朝陽(008)

3.國際金融中心再出發

——“一國兩制”下香港《穩定幣條例》的功能與意義

鄭戈(018)

【刑事法治研究】

4.主持人語

趙國強(034)

5.海上交通肇事案件中的過失認定與罪名適用

馬樂(035)

6.論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體系化構建

姜敏、劉威(048)

【論文】

7.法治視角下低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困境及其調適

連光陽、譚巧丹(064)

8.《監察法》與《刑訴法》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銜接的法理邏輯

伊衛風(079)

9.中國法院適用國際條約的困境及其突破

李明(093)

10.意圖是法律的構成性要素嗎?

陳陽(110)

11.論語言權利的集體權利屬性

張瓊文(126)

【港澳法治研究】

12.論《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法律

曹旭東、趙偉英(143)

13.激活基本法中的休眠條款:澳門自由港地位及其功能發揮

江華(155)

14.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五卷第十四編的體系定位、程序屬性及其對中國內地的啟示

夏志毅(168)

【大灣區時評】

15.主持人語

唐銘澤(181)

16.港澳高校國家安全教育改革芻議

——以美國國家安全法教科書為例

江照信(182)

17.涉澳青少年法治教育協同的實踐困境與機制完善

——以廣東省檢察機關為中心

何文苑(187)

18.以促進型立法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人工智能產業協同發展

潘炫明(192)

《澳門法學》是由澳門大學法學院主辦的綜合性法學學術期刊,創刊于2005年,每年四期。《澳門法學》一貫秉承學術研究的嚴謹性和開放性,嚴格遵守學術規范,并以不斷推動澳門地區的法學理論發展,不斷推動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的區際法律比較研究為辦刊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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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王一竹

审核人员 | 孙妹 宋思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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