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熟悉军史的朋友都清楚,我们常说的三十六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并不是一次就全部定下来的。八十年代末,经过认真研究审定,首批公布了三十三位军事家名单。

时隔数年,到 1994 年,经过中央研究,又增补了三位,他们就是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名单补足之后,三十六位军事家这个说法,就此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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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会问,既然当初已经选出三十三位,为什么时隔这么久还要追加?为什么偏偏是这三位,而不是其他革命先烈?想要把这件事讲明白,就要回到历史当中,看清这三个人的地位、贡献,以及当年评选背后的考量。

先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增补。八十年代那次评选,本身就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历史工程。评选的标准,不是简单看军衔、看职务高低,核心要看是否对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对武装斗争道路的确立起到关键性作用。

但这里有一个客观难题:很多早期红军重要领导人牺牲太早。他们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就倒在了战场上,没能活到红军长征结束,更没有赶上后来的抗战、解放战争,自然也没有授衔。

在最初梳理名单的时候,大家的目光更容易集中在那些走完漫长革命道路、长期在全军担任高层领导的将帅身上。

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都是三十年代就牺牲的英烈。他们活着的时候,已经是红军重要的统帅级人物,创建根据地、打造主力红军,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上立下不朽功勋。

只是因为牺牲时间早,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在军队高层序列里的地位,没有在这份权威名单里体现出来。

随着党史、军史研究不断深入,大量史料被整理出来,学界和很多老同志都提出意见:这三位,完全符合军事家的评定标准。他们不是普通的战斗英雄,而是独立领导一块战略区、创建一支主力红军、开辟大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军人物。

缺少他们,土地革命早期武装斗争的画卷就是不完整的。经过反复研讨、多方征求意见,中央最终决定,增补这三位,把名单从三十三位扩充到三十六位,让这些过早牺牲的红军奠基人,得到他们理应享有的历史定位。

选定这三个人,也不是随意挑选。他们分别代表了三块举足轻重的红色根据地:黄公略代表中央苏区,方志敏代表闽浙(皖)赣苏区,刘志丹代表西北陕甘苏区。三块根据地,在不同时期支撑起中国革命,各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下面,我们就一个个来看他们波澜壮阔,又无比悲壮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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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是黄公略。黄公略,湖南湘乡人,和彭德怀是老搭档。早年他和彭德怀一起在湘军当兵,志同道合,很早就接受革命思想。1928 年,他和彭德怀、滕代远一起发动平江起义,组建红五军。

平江起义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南方非常重要的一次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一起,推动湘鄂赣武装斗争走向高潮。

起义之后,彭德怀带着一部分部队上井冈山,和毛主席、朱总司令会师,黄公略则留下来,带领另一支队伍,在湘鄂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

这段时期,是黄公略独当一面的开始。他带着部队在群山之间转战,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一点点把湘鄂赣根据地搭建起来。这块根据地紧挨着中央苏区,互为犄角,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

后来部队整编,黄公略出任红三军军长。红三军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战斗力极强。在中央苏区前三次反“围剿”当中,黄公略打出了赫赫威名。

第一次反围剿,龙冈一战活捉张辉瓒,红三军就是主攻力量。之后的战斗里,黄公略指挥部队机动灵活,擅长在山地伏击歼敌。

毛主席对黄公略十分看重,那句家喻户晓的“偏师借重黄公略”,足以说明他在中央苏区的分量。当时民间还流传一句口号:“朱毛彭黄”,黄公略是和朱德、毛主席、彭德怀并列的红军名将。

可惜天不假年,1931 年 9 月,在方石岭战斗结束之后,部队转移途中,黄公略遭遇敌机扫射,身负重伤,不久牺牲,年仅三十三岁。

黄公略牺牲的时候,红军还处在艰难的初创阶段。他没有经历长征,也没有机会看到革命胜利。

但是他亲手打造的红三军,成为中央苏区的劲旅;他开辟的湘鄂赣根据地,长期威胁国民党统治腹地。作为红军早期主力兵团的军事主官,他精通游击战术,善于带兵,是人民军队早期最优秀的指挥员之一。

如果单单把他当成一员猛将,就小看了他,他是能够独撑一个战略方向的军事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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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方志敏。提起方志敏,很多人最先想到他写下的《可爱的中国》。但很多人容易忽略,他不只是文笔动人的革命者,同时是一位水准极高的军事家。

方志敏是江西弋阳人,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回到赣东北,从零开始拉起武装。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下,他摸索出一套适合山区的游击战法,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也就是后来的闽浙赣苏区。

赣东北这块根据地很特殊。它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离南京、杭州都不算远,等于是插在国民党腹地的一把尖刀。方志敏一手抓建军,一手抓建政。

他创立红十军,这支队伍纪律严明,善于山地作战,多次粉碎敌人的围剿。在根据地内部,他推行土地政策,兴办学校、医院,发展贸易,把根据地治理得井井有条。当年,这块根据地还被评为“模范苏区”,成为其他根据地学习的样板。

1934 年,中央决定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领部队向皖南进军。

这次行动,初衷是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军,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可是出发之后,形势迅速恶化,敌人调集重兵围追堵截。先遣队孤军深入,远离后方,补给困难,在皖南山区连续苦战,损失越来越大。

到了 1935 年初,部队在怀玉山陷入重围。方志敏本可以跟着先头部队突围出去,但他选择回头接应落在后面的战友,最终不幸被俘。

在监狱里面,敌人威逼利诱,许给他高官厚禄,都被他严词拒绝。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把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对革命的信仰留在纸上。同年八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作为军事家,方志敏的贡献,在于他独立开辟出一块稳固的战略根据地,并且摸索出一整套根据地建设和游击作战的经验。

北上抗日先遣队虽然最后失败了,但这次远征牵制了十几万国民党军队,为中央红军长征争取到宝贵时机。他不光懂打仗,还懂得治理根据地,懂得团结群众,军政双全。在南方早期的革命领袖里面,方志敏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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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刘志丹。如果说黄公略、方志敏的根据地在南方,刘志丹开辟的,就是北方最重要的红色根基——陕甘根据地。刘志丹是陕西保安人,黄埔军校出身,很早就投身西北的革命运动。

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在西北反复拉起武装,几经挫败,却从来没有放弃。西北的斗争环境,和南方完全不一样,地域辽阔,民族情况复杂,敌人的封锁同样严酷。

经过无数次起起落落,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一起,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后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这是土地革命后期,全国仅存的一块比较完整、规模较大的根据地。

正是这块地方,后来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试想,如果没有刘志丹等人在西北苦苦经营,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到北方之后连一块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整个中国革命的走向,都会充满变数。

刘志丹一手创建红二十六军,之后又组建红十五军团。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他就指挥部队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多次围剿,巩固了根据地。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后,刘志丹积极配合,服从统一指挥,带领部队参加东征,渡过黄河进军山西,扩充红军力量,筹集物资。令人痛惜的是,1936 年 4 月,在三交镇战斗当中,刘志丹不幸中弹牺牲,年仅三十三岁。

刘志丹在西北群众当中威望极高。他熟悉陕北的山川沟壑,懂得团结当地各族群众,也懂得团结可以争取的力量。他打造的陕甘根据地,既是长征的落脚点,又是之后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志丹对中国革命的价值,怎么高估都不过分。他是北方武装斗争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看,就能明白当年增补的深意。黄公略,代表中央苏区早期主力红军的领军人物;方志敏,代表闽浙赣这块深入国民党腹地的模范根据地;刘志丹,则是陕甘根据地的缔造者,为长征红军提供了安身之地。三个人,分别在南方、东南、西北,走出了各自的武装斗争道路,都是独立创建根据地、独立建设主力红军的统帅,完全符合军事家的评定标准。

之所以一开始没有列入名单,根源就在于牺牲太早。八十年代初次评选的时候,大家更容易记住那些长期在全军指挥岗位上,一路走到建国的将帅。

随着军史研究不断推进,很多被时间掩盖的历史细节慢慢清晰。越来越多党史研究者、老同志提出,不能因为牺牲早,就抹去他们作为军队缔造者的身份。革命不是一场只看最后结果的赛跑,早期探路者的牺牲,同样是这条道路上最关键的部分。

当然,增补之后,也有不少人会问,还有很多同样早逝的革命元勋,为什么没有一同入选?这就要回到评定标准。三十六位军事家的门槛很高,要求必须在人民军队创建、战略根据地开辟、主力红军建设层面,起到全局性、战略性的作用。

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都满足这个硬性条件,他们开辟的根据地,对全局革命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其他很多先烈,同样可敬可佩,只是从这个特定的评定标准来看,和这三位还有区别。

这三位烈士,都没有亲眼见到新中国成立,没有机会穿上授衔的军装。他们倒在了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里,用生命铺出后来者前进的道路。黄公略战死在中央苏区的转移路上;方志敏在囚牢之中坚守信仰,从容赴死;刘志丹倒在东征的战场上。他们的生命停留在三十多岁,但是他们亲手种下的红色火种,最终燃遍全国。

今天再去翻看三十六位军事家的完整名单,这三个名字,沉甸甸的。他们不只是地方上的革命英雄,更是人民军队早期的战略统帅。

这次增补,本质上就是一次历史的还原,是还给先烈本该拥有的荣誉,也是提醒后人:我们如今熟悉的这支军队,不是一夜之间成型的,是无数探路者一点点闯出来的。很多人没能走到胜利那一天,但他们的功绩,永远写在军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