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2年,汴京皇宫,殿试唱名之时,一个出身并不显赫的年轻人走进了士大夫最看重的地方。他叫王曾。此前,他已经在礼部试中夺魁,这场殿试若再居第一,便是连中三元。

结果没有悬念。王曾成为北宋前期少有的连中三元者。这个名次不只是文章写得好,更意味着他在经义、策论和政务判断上都得到了最高认可。杨亿读过他的文章后,称其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并非虚誉。

王曾的少年经历,却谈不上顺遂。他的父母早亡,靠叔父王宗元收养长大。乱世中,一个孩子能活下来已经不易,更别说接受完整教育。王宗元看出他的聪慧,便送他从师读书。

王曾没有把这份机会当成理所当然。他读书极用功,文章进步很快。更重要的是,他很早就懂得观察人情世故。读书使他有才,早年的颠沛与寄人篱下,则让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必须收敛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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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本领,后来都派上了用场。

1017年,王曾因与王钦若政见不合,被外放到应天府。初到任时,他发现一件怪事:太阳一落山,街上的百姓便纷纷回家,商铺早早关门,夜间几乎无人行走。

地方官解释说,民间流传夜空有“飞帽”吃人的妖物。王曾听完没有急着查鬼,而是追问谣言从何处传出、谁最先散播、有人是否真的受伤。查问之后,他判断这更像有人借怪谈扰乱地方秩序。

他随即张贴告示,严禁造谣,又让官府夜间点灯,派兵巡查街巷。官兵没有大张旗鼓地搜捕百姓,而是专门查找装神弄鬼、借机敲诈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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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街面恢复平静。百姓发现所谓妖物并不存在,夜市和商旅也慢慢恢复。王曾处理的表面是谣言,实际却是地方治理中的恐慌、治安和民生。能把一件荒诞小事办成稳定人心的大事,正是他的本领。

真正考验王曾的,是宋真宗晚年的朝局。

1022年宋真宗去世,宋仁宗即位时年仅十三岁,刘娥临朝处理政务。丁谓与宦官雷允恭关系密切,试图通过奏事安排和宫廷内外的分隔,扩大自身影响。王曾看出了其中的危险,曾主张太后与皇帝一同听取群臣奏报,却没有得到采纳。

硬碰硬,显然不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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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很快改变了策略。他表面上对丁谓格外恭敬,逢人便称赞对方有才,甚至故意让丁谓以为自己已经服软。有人觉得这太过圆滑,可在当时的权力格局下,过早翻脸,只会让真正的证据无法送到太后面前。

有一次,王曾找到丁谓说:“我没有儿子,想把侄儿过继过来,此事还请相公替我向太后说明。”

丁谓听后笑道:“家事而已,你自己去办便是。”

这句话,正好给了王曾单独面见刘娥的机会。他入宫后立刻收起恭顺姿态,把丁谓与雷允恭往来的情况、权力安排上的隐患,以及自己掌握的相关事实,逐项奏报。

刘娥起初并未完全相信。宫廷之中,官员彼此攻讦并不罕见,谁也不能只凭一面之词定罪。王曾没有停留在斥责,而是把事情可能造成的后果讲清楚:一旦幼主与太后之间被人为隔开,奏报和决断都被少数人控制,朝廷便会失去正常的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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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让刘娥改变了判断。

不久,太后召集群臣议事,却没有召见丁谓。丁谓察觉异常,急忙入宫求见。他在帘外反复请罪,得到的回应却十分冷淡。随后,丁谓被贬,雷允恭也因罪受到处置,围绕二人的政治势力迅速瓦解。

王曾并没有靠一场慷慨激昂的弹劾取胜。他先隐藏锋芒,再借对手的轻视取得机会,最后把关键事实送到能够作出决定的人面前。手段确实不漂亮,甚至带着几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味,但朝局中的危险因此被及时压下。

有意思的是,王曾后来位居宰辅,仍以谨慎著称,很少把功劳挂在嘴边。他明白,处理奸佞不能只看个人名节是否显得干净,更要看能否让权力回到正常轨道。这样的官场手腕,绵里藏针,表面温和,落子却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