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0日，北京，中国外交部公布针对美国军工企业及相关人员的反制措施。清单背后，是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也是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安全分歧。
这类消息很容易让人追问：双方关系不断摩擦，冲突会不会走到战争那一步？美国经济学者大卫·戈德曼给出的判断颇为鲜明：中美开战并非注定，关键原因之一，是中国具备强大的区域拒止能力。
这并不是说分歧不存在。美国对台军售、介入南海事务，以及在科技和经贸领域采取的限制措施，都让两国关系承受压力。问题在于，政治上的对抗情绪，并不能自动变成军事行动。真正决定是否动武的，还有代价、风险和胜算。
美国学界曾有不少人把中美竞争与“修昔底德陷阱”联系起来。哈佛大学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的相关研究，引发了广泛讨论。有人据此认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难免冲突；也有人提醒，这种历史类比并非预言，更不能替代对现实条件的判断。
戈德曼的看法，正是从现实军事条件切入。他所说的“武器”，并非某一枚导弹，而是由多种力量构成的防御体系。远程打击、海空力量、防空系统和信息侦察能力彼此配合，目的在于提高对手接近中国近海、介入周边冲突的成本。
这套思路通常被称为“反介入、区域拒止”。说得直白些，就是不让对方轻易把优势兵力和装备送到战场附近，也不让其放心使用周边基地。它不是一道绝对安全的屏障，却能改变对手计算风险的方式。
东风系列导弹常被外界拿来说明这一点。东风-21系列和东风-26系列的公开资料显示，它们具备不同射程和任务能力，相关报道也常把东风-26与对远距离目标的打击能力联系起来。不过，具体作战效果取决于侦察、指挥、通信和武器协同，不能只凭射程数字下结论。
有意思的是，军事威慑并不等于必然开战。恰恰相反，当一方清楚地认识到冲突代价高昂，克制就可能成为更理性的选择。戈德曼强调的不是“中国必胜”一类口号，而是美国若低估中国的防卫能力，决策就可能出现严重偏差。
朝鲜战争也常被用来说明这一点。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战。战争最终以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告一段落。它并非简单的胜负故事，却足以提醒各方：大国冲突一旦发生，战场上的判断和政治上的误判，都会带来沉重代价。
今天的军事条件与当年已大不相同。卫星侦察、精确打击和远程通信改变了作战方式，也让危机升级的速度更快。任何一方若把威慑误读为进攻准备，或把对方的克制当成软弱，都可能把局势推向危险边缘。
因此，戈德曼所说的“不会开战”，更适合理解为一种基于成本的判断，而不是对未来作出的保证。台海、南海等议题仍然敏感，军事力量的接近也增加了意外摩擦的可能。沟通机制、危机管控和清晰的政策信号，仍是避免误判的重要环节。
他还把目光放到经济与科技竞争上。在他看来，美国不应把全部精力放在遏制对手上，而应加强自身科研、教育和产业能力。大国竞争不会只发生在军舰和导弹之间，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与经济韧性，同样影响长期国力。
中国的经济联系也早已超出双边贸易。以基础设施和经贸合作为纽带的国际项目，推动了不少国家之间的往来。戈德曼认为，美国若选择全面切割，付出的成本不会只落在中国一方。相互依存无法消除矛盾，却能让对抗的账本变得更加复杂。
把强大武器理解成单一装备，容易误读戈德曼的判断。他真正强调的，是防御体系形成的威慑，以及战争可能带来的巨大代价。中美之间的分歧不会因此消失，但“存在竞争”并不等于“必然开战”。关键仍在于各方如何认识彼此的能力，又如何约束自己的行动。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