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北京中南海。毛泽东走完了83年的人生道路。严格按周岁计算,他当时是82岁零8个多月;按照传统说法,称为享年83岁。这个数字并不算短,但在保健医生眼里,他的身体底子,远不能和普通意义上的长寿者相比。

问题出在年轻时。

毛泽东早年长期生活在动荡环境中,读书、求学、奔走,后来又投身革命。那不是有规律的作息,也谈不上充足营养。战争年代,能够按时吃饭、安稳睡觉,往往都是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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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时期,根据地物资紧张,红军吃过南瓜、野菜和粗粮。粮盐不足,并非偶尔发生,而是经常要面对的现实。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生活,很少把自己置于特殊位置。八角楼的灯光下,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油灯并不明亮,纸上的字却一行接着一行。

那盏灯,照见的不只是文章,也照见了当时的身体消耗。

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饥饿、寒冷、疾病轮番袭来。毛泽东曾患疟疾,发作时高烧、畏寒,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发抖。医疗条件有限,休息也难以保证,病情稍有缓解,仍要处理部队行动和根据地建设等事务。

这样的经历,换作一般人,往往会留下严重后遗症。长期营养不足,加上睡眠缺乏和精神紧张,对心肺、肠胃以及神经系统都可能造成持续影响。所谓“年轻时扛得住”,并不意味着身体没有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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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环境稳定了,毛泽东承担的事务却更加繁重。国事、军政、经济建设,件件都需要作出判断。他的工作时间常常与普通人相反,白天有时休息,夜间反而精神集中,批阅文件、阅读材料、听取汇报。

保健医生王鹤滨曾回忆,毛泽东长期吸烟,工作紧张时尤其明显。烟灰缸里经常留下许多烟蒂,有的只剩很短一截。吸烟本身就对身体不利,若再遇上昼夜颠倒,负担自然更重。

饮食也没有形成严格规律。忙起来时,饭点会被工作打乱,茶水放在桌旁,凉了也未必马上更换。身边工作人员曾劝他注意休息,他有时只是摆摆手,说:“事情还没有办完。”

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却很能说明他的工作状态。对毛泽东而言,休息往往要让位于更急迫的事情。文件没有处理完,情况没有弄清楚,会议没有形成判断,他很难真正放下。

他也不热衷于过生日,更反对把祝寿办成铺张场面。有工作人员提到寿辰安排时,他曾说过:“做寿又不能让人长寿。”话说得直接,意思也很明确:生日只是日期,不能因为仪式热闹,身体就因此改变。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非完全不重视身体。医生提出检查和治疗建议时,他通常会听取;病情需要时,也会接受医疗安排。但他没有把养生当成生活中心,更没有长期依赖补品和特殊饮食。

王敏清等保健人员谈到这一点时,曾指出毛泽东的身体条件并不理想。战争留下的损耗、长期吸烟、作息紊乱,再加上年事渐高,任何一项单独拿出来,都足以成为健康隐患,何况这些因素长期叠加。

不过,身体状况与工作意志并不是一回事。毛泽东的身体会疲惫,会患病,会衰老;但在重大问题面前,他很少因为个人舒适而改变安排。七十多岁以后,他仍然保持大量阅读和思考,甚至在病中也会要求身边人员读文件、报情况。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已经78岁。会见时间并不长,但外界注意到,他的身体状态明显不如从前。此后几年,健康问题逐渐增多,视力、行动和心肺状况都受到影响,工作方式也不得不不断调整。

这并不意味着他拥有某种神秘的长寿秘诀。恰恰相反,医生所说的“不具备长寿条件”,指的就是这些看得见的客观因素:年轻时受苦太多,中年长期劳累,晚年又难以真正停下来。

1976年,毛泽东病情加重。9月9日零时十分,他在北京逝世。按照周岁计算,他没有真正活到83岁,但传统年龄称谓中的“83岁”,遂成为人们对他一生长度的概括。那一年,他走过的不是一条讲究保养的平顺道路,而是一条由战争、政务、疾病和责任共同铺成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