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苦禅坐在简陋的屋里,面对一张即将寄出的信纸,迟迟没有落笔。此时的他,早已不是旧日那个在北平拉洋车、靠冷粥充饥的穷学生,却连一份稳定的教职都保不住。

新中国成立之初,艺术教育正在重新调整。有人认为,传统国画不够“现代”,应当让位于西画和新的艺术形式。李苦禅擅长写意花鸟,尤其喜欢画鹰、竹、荷花,这种带有鲜明民族气息的画风,一度受到冷落。

他的教授职务被撤去,学校给他安排的工作变成看守大门、出售戏票一类杂务。收入也从原来的每月几十元,降到难以维持生活的程度。寒暑假没有固定收入,家中经济压力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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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山东汉子性情直,却不是不懂分寸。他曾在日伪统治时期拒绝出任伪职,也曾冒险掩护抗日人员、传递消息。挨过日本宪兵的严刑审讯,仍没有吐露秘密。如今面对工作上的变故,他心中的不平,显然不只是个人待遇问题。

那天晚上,酒意上涌,李苦禅提笔写信。开头原本想写自己与毛泽东当年在北京短暂同学的经历,写到一半,他又把那张纸撕掉了。在他看来,老同学的关系不能拿来求情,有什么话就直说。

信中,他说明自己是美术学院教授,却被停止授课,生活已经陷入困顿,并提出了一个很硬的疑问:如果传统艺术被轻易否定,过去那些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又该如何保存?

信寄出后,李苦禅渐渐清醒,反倒忐忑起来。他担心言辞太冲,也担心这件私事惊动毛泽东。两人当年在北京大学附设的留法勤工俭学机构有过短暂交集,前后不过数月,几十年过去,毛泽东未必还能清楚记得他的相貌。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没有简单把信搁置一旁。1950年8月26日,他写信给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询问李苦禅的情况,并请学校研究应当怎样处理。这封信没有替李苦禅直接下结论,而是先要求核实事实。

几天后,秘书田家英来到李苦禅家中。他没有摆出公事公办的架势,而是详细了解李苦禅的任教经历、生活状况以及被撤职的经过。李苦禅说到过去的事情时,始终把自己参与抗日工作的部分说得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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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转达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写意画还要继续画下去,子孙后代需要。”话不长,却点明了事情的关键。传统艺术不能因为一时的偏见便被判定为无用,真正需要考察的,是作品本身的价值,以及画家能否在新的时代继续创造。

调查清楚后,李苦禅恢复了教授职务,工资由每月12元增加到62元,约为原来的5倍。这并不是单纯给一名画家提高待遇,更像是对一个艺术门类重新作出判断:国画不是旧时代的残余,只要能够创新,照样可以进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

李苦禅后来谈起这件事,仍觉得自己那封信写得过于直率。他对田家英说:“为这点私事,实在不该惊动主席。”田家英却劝他安心作画。对李苦禅而言,真正让他放下心来的,未必只是工资增加,而是多年坚持的艺术道路终于得到正视。

他拜齐白石为师,也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1923年前后,李苦禅还是北京国立艺专的穷学生,带着自己的画作登门求教。他没有准备像样的见面礼,只坦率地说:“我想拜您为师,将来有能力了,再报答先生。”

齐白石看重的,正是这份直率和画中的气魄。李苦禅后来形成的大写意风格,并非简单摹仿老师,而是在师法传统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性情。齐白石曾评价他的弟子“学吾手而夺吾心”,这句话,分量很重。

李苦禅一生画竹,常题写“胸无气节者不可画竹”。这不是装饰性的题款,而是他对自身经历的概括。贫困时没有低头,敌伪统治下没有改志,遭遇误解时也没有放弃作画。教授职务恢复之后,他仍把大量精力放在教学和创作上。

1973年,一位老人拿着重金购得的假画找到李苦禅,得知真相后当场失声痛哭。李苦禅没有责怪老人识画不慎,只说:“画是假的,我给你重新画。”随后,他用了几个小时画成两幅作品,亲手交给老人。这个举动,与那封写给毛泽东的信一样,都是一个直性子画家的处世方式:话说得重,事情却办得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