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年春，秭归至夷陵一线，刘备率蜀汉军队向东推进。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寄人篱下的失意宗室，而是拥有一方政权的君主。可在夷陵之战后，许多人只用一句“火烧连营”概括败因，仿佛刘备突然失去了半生征战积累的本领。
这看似痛快，实际过于简单。
关羽失荆州、败走麦城，是刘备发动伐吴的直接背景。219年，孙权袭取荆州，关羽兵败身死，蜀汉不仅损失一员重将，也失去了从荆州北伐中原的战略支点。刘备称帝后，内部确实有为关羽复仇、重夺荆州的强烈压力。
但战争不能只靠情绪推动。
刘备出兵之初，蜀军进展相当顺利。吴军连续后撤，蜀军深入吴境数百里，沿途一些地区出现动摇。陆逊却没有急着迎战，而是把兵力收缩到夷陵附近，凭借山地、关隘和江陵方向的防御体系，硬生生挡住了蜀军的锋芒。
有意思的是，陆逊的“退”，并不是畏惧，而是在寻找战场。
夷陵一带山岭交错，道路狭窄，军队很难像平原作战那样展开。蜀军若把兵力压在一处，容易被吴军包围；若完全分散，又会出现彼此不能救援的问题。刘备把营寨分布在漫长战线上，确有防止吴军从一点突破的考虑。
这条战线很长，却不等于刘备不懂兵。
《三国志》记载，曹丕得知刘备兵败后，曾讥讽他“七百里连营”，认为这是不晓用兵。但曹丕站在魏国统治者的角度评价战场，看到的是营寨绵延的表面，并未亲临夷陵山地。将平原上的用兵经验，直接套在峡江险地，未必准确。
问题在于，合理的部署也会被时间拖垮。
蜀军长期停驻，补给线越拉越长。成都到前线道路艰险，粮秣、兵器和兵员补充都要翻山越岭。吴军虽然处在防守一方，却更熟悉本地道路，能够利用江陵、夷道一带的交通条件。刘备每多停留一天，进攻的锐气便少一分，后勤的压力便多一层。
陆逊等的，正是这个变化。
吴军将领起初多次请求出战，陆逊却坚持按兵不动。有人对此不解，陆逊大概只说了一句：“此时不可轻进。”等到蜀军久攻不下，士卒疲惫，营垒分散，夏季炎热，戒备逐渐松弛，吴军才开始寻找反击机会。
火攻并非一开始就能奏效。
蜀军营寨若刚刚扎下，士气正盛，吴军贸然突击，很可能陷入反扑。经过数月对峙后，蜀军从主动进攻者变成了被动等待者，刘备也不得不把大量兵力困在狭长地带。陆逊利用风向和地形发动进攻，连续突破蜀军营垒，火势沿着营寨蔓延，战线随即失去控制。
真正的失误，不只是营寨靠近树林。
刘备误判了孙权的处境，也误判了吴军的忍耐力。孙权一方面向刘备示弱求和，另一方面又向曹魏表示臣服意向，这种外交动作容易让蜀军产生错觉，以为东吴内部已然动摇。实际上，孙权是在争取时间，避免两线受敌，同时把主要兵力集中到夷陵。
刘备若在取得局部进展后接受议和，至少可以保住一部分战果，重新修复吴蜀关系。可复仇压力、政治威望和早期胜利叠加在一起，使他很难体面收兵。对君主而言，退兵有时不是军事动作，而是政治选择。
更棘手的是，蜀汉并没有准备好一场持久的东线战争。黄权曾提醒刘备，吴军善战，而且水军占据顺流优势，蜀军进攻容易，退却困难。这个判断相当关键：蜀汉从益州出兵，陆路受山地阻隔，水路又无法与东吴抗衡，所谓长江上游优势，实际上没有转化成有效战力。
将领配置也受到限制。赵云不赞成伐吴，被安排在后方；魏延镇守汉中，马超负责西部事务，诸葛亮留守成都。刘备带到前线的部队并非不能作战，却缺少足以改变全局的统帅组合。法正若仍在世，或许能更强硬地劝住刘备，至少也可能在战场判断上提供不同意见。
诸葛亮后来感叹：“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这句话并非单纯怀念旧臣，也透露出蜀汉内部的无奈。刘备亲自决定的战争，旁人很难真正拦下；而一旦君主把复仇与国策绑在一起，反对者就容易被视为动摇军心。
夷陵之败发生在222年，刘备退至白帝城后病重，次年去世。蜀汉失去的不仅是数万军队和大批物资，也失去了主动经营荆州的机会。刘备并非到了伐吴时便“不会用兵”，而是在一场本就困难的战争中，把局部胜势误认为全局胜势，又让情势、名望和复仇心共同推着军队走进了陆逊预设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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