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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资管产品净值化转型深入推进,标品底层资产违约、信托计划延期兑付等情形逐渐增多,司法实践对受托人信义义务、代销机构适当性义务及结构化信托效力问题的审查日趋精细。本文选取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及北京市三级法院审理的四则代表性证券营业信托纠纷案例,覆盖结构化信托受托人违约认定、信托目的异化的效力否定、代销机构适当性义务及受托责任认定等典型问题,在梳理各案裁判要旨的基础上提炼裁判规则,并提出信托公司的展业启示。
一、四则案例的基本案情与裁判要旨
(一)彭某与中某信托等营业信托纠纷上诉案((2018)京03民终13862号,北京市三中院)
彭某认购中某信托设立的中某安盈安州27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B类信托单位300万元,2015年6月证券市场大幅下跌致信托单位净值连续跌破预警线与平仓线,信托计划提前终止,彭某本金损失2739329.42元。二审法院认定受托人存在多项违约及违反受托人义务行为:风险提示义务履行存在瑕疵,《认购风险申明书》编于系列信托文件中部、签字页标注为《信托合同》之签署页,编排印制无区分,不足以引起充分注意,且信托文件未对高杠杆比例、强制平仓致劣后受益人本金损失等特殊风险作特别揭示,风险提示义务系法定信义义务,不因投资者学历、职业背景而减轻或免除;信息披露义务未依约履行,信托单位净值触及预警线及平仓后的通知义务均未履行,直接跌破平仓线亦经过触及预警线的过程,受益人被通知并追加增强资金的权利不应被剥夺,格式条款约定不明时应作不利于提供方的解释;平仓完毕后交易固定收益现金管理类产品违反合同中平仓后不得买入的约定;迟延清算分配构成违约。同时,法院认定受托人接受投资顾问追加2750万元并推迟一日平仓系为受益人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不构成违约;合同约定的精选个股等系对投资策略的列举式说明,受托人并无对个股逐一进行实质性价值判断的义务。在责任认定上,法院分时段区分市场因素与违约因素,以受托人应通知而未通知时点的信托单位净值作为损失起算点,在受益人无过错、无免责事由的情形下,判令受托人对其违约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经核算为460935.79元,纠正了一审以初始净值起算损失并酌定30%责任比例的做法。
(二)程某与国某信托信托纠纷案((2020)京0101民初16822号,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程某作为B1类劣后级受益人认购国某信托安民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4000万元,某银行以理财资金担任A类优先级受益人,王某伟担任B2类劣后级受益人并承担补仓义务。法院依职权审查合同效力后认定:涉案信托计划并非受托人主动设立、推介、管理的产品,而是按照委托人提供的要素设计信托合同、履行报批手续设立,受托人仅对投资建议作形式审核、不承担主动管理职责、收取较低比例信托报酬,实为通道业务;结合信托经理关于通道业务的公证陈述、两信托计划劣后受益人及投资顾问预留邮箱同一、生效判决确认的连带差额补足等事实,认定存在劣后受益权代持的高度可能性且受托人应属知情。受托人将应自主管理的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做成通道业务,其信托目的实为劣后级受益人以信托为融资通道进行证券投资,涉案信托已实质成为场外配资工具;受托人与优先级银行明知配资目的,在未取得融资融券特许经营许可的情况下将信托产品异化为场外配资通道,妨害资本市场交易秩序、扩大金融风险,信托目的和方式均不合法,信托无效。依原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按利之所在、责之所在原则及过错程度分配责任:实际用资人与明知配资目的的优先级银行系主要过错方,通道化运作的受托人系次要过错方,法院酌情判令其赔偿200万元(含律师费、公证费),并按投资比例退还信托报酬123945.03元;原告作为与劣后方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的成熟投资者,对信托无效亦有过错,自担相应部分损失。
(三)沈某1与A银行、A信托公司营业信托纠纷上诉案((2024)京74民终1703号,北京金融法院)
沈某1通过A银行代销渠道认购A信托公司主动管理型信托计划第47期信托单位300万元,底层资产为29支中资企业发行的标准化美元债券,后因发行人信用违约,信托计划到期不能兑付。法院认定受托人构成根本违约:涉案产品具有滚动发行、集合运作、分离定价特征,违反资管新规关于禁止资金池业务的规定;受托人自认以后期投资人资金兑付前期投资人信托利益,构成刚性兑付;在明知对底层资产无法采取有效处置措施的情况下仍继续对外投资,未依约运用信托资金;信息披露不完整。上述行为导致信托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法院判令解除信托合同,受托人赔偿剩余本金2906476.13元及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就代销机构责任,法院认定A银行对代销产品集中度管理、风险控制、投后风险控制与管理方面的评估主要援引发行人给予的信息,未见自身角度分析,对发行机构负面消息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仍继续销售,线上销售流程仅设置10秒强制阅读,销售人员存在涉及保证本金的陈述,构成对适当性义务的违反;但结合投资者系合格投资者、曾在银行任职及既往投资经历等因素,酌定其在本金损失8%即232518.09元范围内与受托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审进一步查明投资者任职期间从事信贷业务而非投资理财业务,认定不应仅因金融从业者身份免除或减轻代销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判决驳回双方上诉,维持原判。
(四)杨某与云某信托信托纠纷再审审查案((2023)最高法民申3055号,最高人民法院)
杨某认购云某信托合顺3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6000万元,信托计划因净值跌破止损线触发减仓与清算。再审审查中,最高人民法院对委托人主张的六项违约行为逐一审查认定:投资建议审批时间早于建议下达时间系交易系统缺陷所致,受托人已履行合同约定的管理审批义务;信托合同明确约定追加资金事项由全体委托人协商解决,受托人已通过电话记录证明履行了通知义务;证券交易流水证明受托人在净值跌破预警线、止损线后立即减仓卖出止损;信息披露与清算安排符合信托文件约定。审查仅维持二审关于受托人违反银监通〔2010〕2号第九条20%单票持仓限制构成违约并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并确认双方经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于2023年5月15日调查程序中签署确认的超过20%持股比例部分损失4184447.60元为违约损失;因杨某签署认购风险申明书知悉投资风险,其主张按全部损失30%赔偿缺乏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二、裁判规则的提炼
(一)受托人信义义务贯穿信托设立、管理、清算全流程
四则案例均以信托法第二十五条为责任认定的基准。受托人义务既包括合同明确约定的通知、信息披露、清算分配等义务,也包括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法定信义义务,违反受托人义务的行为不以违反合同明确约定为限。风险提示义务系法定信义义务,不因投资者学历、职业背景等因素减轻或免除;受托人的赔偿责任以损害填补为原则,在无免责事由、受益人无过错的情形下,应就违约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
(二)违约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行精确区分
彭某案按时间分段逐段审查信托财产净值变动的原因,排除纯粹市场因素造成的浮动亏损,以受托人应履行通知义务而未履行的时点作为损失起算点;杨某案将损失区分为市场风险造成的损失与违反持仓限制造成的损失,受托人责任范围限于后者;沈某1案则确认市场因素不必然构成免责事由,如因受托人根本违约导致信托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受托人应承担返还本金及赔偿资金占用损失的责任。
(三)结构化信托不得异化为场外配资通道
程某案确立的规则在于:结构化信托产品的融资功能存在边界,信托公司放弃主动管理职责、按委托人提供的要素设立信托,实质充当劣后受益人场外配资工具的,信托目的和方式均不合法,信托无效;无效后果按过错程度分配,实际用资人与明知配资目的的优先级资金方为主要过错方,通道化运作的受托人为次要过错方;信托报酬因信托无效失去收取依据,应按投资比例退还,受托人不得因其无效行为获益。
(四)代销机构应承担独立的适当性义务
代销机构对代销产品风险的评估应当独立于发行人/管理人进行,仅援引发行人/管理人提供的信息、未见自身分析,对发行机构负面消息未及时应对仍继续销售的,构成对适当性义务的违反。代销机构的责任比例系结合其过错程度、过错行为的危害程度及投资者自身情况确定,而非当然与发行人/管理人承担同等责任。投资者曾从事金融行业工作的,不因此减轻销售机构的适当性义务。
(五)投资者自身因素影响责任分配与因果关系的认定
程某案中,成熟投资者与劣后方签订差额补足协议、对产品架构与风险有一定了解而放任风险发生的,对信托无效具有过错,应自担相应损失;杨某案中,委托人签署认购风险申明书知悉投资风险,其超出违约因果关系范围主张赔偿的请求未获支持;彭某案中,受益人无过错系受托人承担全部责任的前提之一。上述规则表明,投资者过错并非减免销售机构义务的当然事由,而是影响损失最终分配的因素。
三、对信托公司的展业启示
(一)受托管理环节应恪守主动管理职责,确保产品定性与实际运作一致
信托公司应严格依照信托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及投资流程管理运用信托财产,杜绝滚动发行、集合运作、分离定价的资金池运作与变相刚性兑付。触及预警线、止损线时,应按约定及时履行通知、减仓、平仓及清算义务并留存相应凭证;系统设置的投资限制仅为投资负面清单,不能替代受托人对信托事务的实质管理;产品定性为主动管理的,应确保尽职调查、投资决策、后续管理等主要职责由信托公司亲自履行,避免被认定为通道业务进而引发合同效力否定风险。
(二)产品设计与结构安排应防范信托目的异化
结构化信托的融资功能系其附随效果,不得为劣后级受益人实现场外配资目的提供通道。信托公司应审慎核查劣后级受益人的真实资金来源、补仓能力及受益权代持情形;收费水平与承担的职责应相匹配,低费率、纯执行的业务模式存在被认定为通道业务乃至信托无效的风险;对涉及银行理财资金参与优先级的结构化产品,应避免规避融资融券特许经营监管要求的安排。
(三)销售环节应切实履行风险揭示与适当性义务
对高杠杆比例、强制平仓致劣后级受益人本金损失等特殊风险,应在推介或销售文件中以足以引人注意的方式作特别揭示,并确保投资者在认购风险申明书上单独签字确认;线上销售流程的风险提示不应流于形式化的短时强制阅读;销售人员不得作出保本保收益或类似刚性兑付的表述;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应真实反映其风险偏好,对明确表达保本需求的客户应审慎评定风险等级;已销售产品出现发行机构负面消息或底层风险事件的,应及时评估并采取应对措施,避免在风险显现后继续销售。
(四)代销合作环节应坚持独立尽调与持续跟踪
信托公司自行代销他方产品或委托他方代销自身产品时,均应独立开展产品准入尽职调查与风险评级,对合作机构实施名单制管理;产品存续期内持续跟踪发行机构及底层资产风险状况,发生重大风险事件的,应及时重新评估并履行信息披露与报告义务,防止因仅援引合作方信息、未见自身分析而被认定违反适当性义务。
(五)争议应对环节应完善证据留存与损失核算依据
信托公司应妥善保存风险测评记录、通知凭证、证券交易流水、净值公告及信息披露记录等证据,以备就义务履行情况举证;损失核算应区分市场因素与违约因素、区分损失发生时段,以与违约行为具有因果关系的时点及范围为限;必要时可通过各方书面确认的方式固定损失数额,降低争议解决的不确定性。
作者:刘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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