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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朝勇、高萌

2026年11月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以下简称《反跨境腐败法》),并于公布之日起施行。该法共六章四十七条,对跨境腐败行为的规制范围、工作机制、案件办理与国际合作、企业廉洁合规及法律责任作出系统规定。

值得关注的是,新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未另行设置统一过渡期。第四章规定的企业廉洁合规义务及第五章相应责任条款,均已随法律施行。对于符合新法规定的跨境经营企业而言,及时评估现有廉洁合规制度、明确法定义务及相关法律风险,已具有现实必要性。

跨境腐败治理并非全新的法律议题。此前,我国已通过《刑法》《监察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等法律,对相关腐败犯罪、调查取证及追逃追赃作出规定。《反跨境腐败法》的出台,进一步加强了既有法律制度之间的衔接,并通过专章规定跨境经营企业的廉洁合规义务。本文结合相关条文,从五个方面解读新法的核心内容及法律适用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并提出企业合规应对建议。

一、规制范围:哪些行为属于跨境腐败?

明确跨境腐败行为的规制范围,是理解《反跨境腐败法》的首要问题。跨境腐败并不局限于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还包括具有跨境因素的相关职务违法犯罪行为,以及涉嫌腐败人员逃匿境外、跨境转移腐败资产等情形。

《反跨境腐败法》第二条从行为主体、实施地点、行为性质及跨境关联等方面,对跨境腐败作出明确界定,主要包括五类行为:

一是境内公民和境内企业、其他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子公司向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或者境外人员和境外企业、其他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在我国境内向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的行为。

二是境外人员和境外企业、其他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向我国境内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或者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行贿,以及相关联的受贿行为。

三是境内公民和境内企业、其他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子公司在境外实施的,除前两项规定以外的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行为。

四是全部或者部分行为在境外实施,全部或者部分结果发生在境内,且与前三类行为具有同类性质的其他腐败行为。

五是涉嫌腐败人员逃匿境外、跨境转移腐败资产的行为。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新法并非单纯以行为发生地作为判断依据,而是综合考虑行为主体、行为性质及其跨境关联,将腐败行为本身与人员外逃、资产转移等相关情形一并纳入规制范围。

例如,境内企业通过境外关联公司或者中介机构向外国公职人员输送不正当利益,即使有关款项完全在境外支付,也可能属于新法规定的跨境腐败行为。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反跨境腐败法》对跨境腐败行为的界定,主要解决相关行为是否属于本法调整范围的问题,并不直接替代《刑法》关于犯罪构成和刑事管辖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款已对向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的行为作出刑事规制。对于其他具有跨境因素的腐败行为,能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仍须结合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以及《刑法》有关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管辖等空间效力规则进行判断。

因此,跨境腐败的法定定义,并不等同于刑事犯罪构成及刑事管辖范围。新法的实施并不意味着当然扩大我国刑事管辖范围,相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能否适用我国刑法,仍应依据具体法律规定认定。

二、工作机制:跨境腐败由哪些部门负责治理?

跨境腐败行为往往涉及职务违法犯罪、金融交易、跨境资金流动及涉外经营活动等多个领域,相关线索可能产生于金融监管、审计监督、税务检查和企业经营管理等不同环节。因此,建立职责明确、协调有序的工作机制,是提高跨境腐败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

《反跨境腐败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国家建立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由国家监察委员会牵头,国务院外交、公安、司法行政、财政、商务、反洗钱行政主管、审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金融监督管理、证券监督管理、网信等部门、机构以及其他有关机关按照职责和任务分工,加强工作协同和信息共享。国家监察委员会具体履行反跨境腐败职责的机构负责工作机制日常工作。第九条进一步明确,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反跨境腐败工作中依法履行国家监察、侦查、检察、审判职能。

除部门协同外,新法还强调对腐败人员外逃和腐败资产跨境转移的源头防范。第十二条规定,监察机关会同有关机关加强对公职人员违反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国(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的监督整治,完善公职人员在境外存款和投资情况报告制度,并建立健全相关预警、阻断及责任追究机制。

其中,反跨境腐败工作与反洗钱机制的衔接尤为值得关注。跨境腐败可能伴随着资金转移、资产隐匿及交易结构复杂化等情况,部分腐败所得还可能通过虚构贸易、关联交易或者第三方账户等方式进行转移、掩饰。

《反跨境腐败法》第十三条规定,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依法负有反洗钱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机构,应当依法指导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加强跨境资金监测。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设区的市级以上派出机构发现涉嫌跨境腐败的可疑交易活动的,可以依法开展调查,并及时将相关问题线索和证据材料移送监察机关、公安机关。该条还对海关通报的涉嫌跨境腐败违法犯罪的出入境人员携带现金和无记名支付凭证等信息,规定了相应的线索移送机制。

从法律适用角度看,跨境腐败与洗钱犯罪虽然在资金流转、资产隐匿等方面可能存在事实关联,但二者并非同一法律概念。跨境腐败侧重于行为的腐败属性及其跨境关联,而洗钱罪的认定仍须符合《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包括上游犯罪范围、资金性质、行为方式及主观认识等方面的要求。

因此,跨境资金监测发现的异常交易可以成为有关机关调查跨境腐败的重要线索,但不能直接替代对具体违法犯罪事实及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明。新法通过加强反腐败工作与反洗钱、金融监管及审计监督等制度之间的衔接,进一步完善了跨境腐败问题线索的发现与移送机制。

三、案件办理:跨境调查与国际合作有哪些规定?

跨境腐败案件的办理难点,不仅在于腐败行为本身具有隐蔽性,更在于相关人员、证据及资产可能分布于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由于各国法律制度、证据规则和司法合作程序存在差异,相关案件往往面临调查取证困难、涉案资产控制复杂以及追逃追赃程序较长等问题。

针对上述情况,《反跨境腐败法》第三章对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作出专门规定,其中以下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调查配合义务及妨碍调查的法律责任

《反跨境腐败法》第十七条规定,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等有关机关在办理跨境腐败案件过程中,有权依法向有关组织和个人了解情况,收集、调取证据。有关组织和个人应当积极配合,如实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该条第二款进一步明确,在办理跨境腐败重大案件过程中,有关机关按照对等原则,可以要求外国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予以配合。这一规定为重大跨境腐败案件的调查协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不意味着有关机关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境外直接行使执法权。

与调查配合义务相对应,新法第四十四条对拒不提供证据材料,隐匿、伪造、毁灭证据,拒绝或者阻碍跨境腐败调查等行为规定了相应法律责任。有关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犯罪的,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对于企业而言,配合调查既涉及依法提供有关证据材料,也涉及内部资料的妥善保存和相关程序的规范履行。企业不能以内部审批、商业保密等理由当然拒绝依法开展的调查,也应当注意有关调查行为是否具有相应法定依据和权限。

(二)限制出境措施及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反跨境腐败法》第十八条规定,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等有关机关为防止涉嫌腐败人员逃匿境外,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决定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由移民管理机构依法执行。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

限制出境措施具有明确的适用目的和法定条件,不能仅因企业或者有关业务涉及跨境腐败调查,就当然推定企业负责人或者相关员工应当受到限制出境措施。

但对于跨境经营企业而言,如果承担境外项目管理、商务谈判等职责的有关人员因涉嫌腐败,依法被采取限制出境措施,仍可能对项目履约、经营管理及正常商务活动产生影响。

因此,企业宜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建立关键岗位人员替代安排和业务连续性应对机制。在相关人员受到调查或者被依法采取限制出境措施时,及时调整工作分工和项目管理安排,依法维护企业及有关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境外证据的使用与跨境追逃追赃

《反跨境腐败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有关机关可以根据我国法律、相关国际条约、协定,或者按照平等互惠、协商一致原则,与境外有关机构开展追逃追赃、联合调查、调查取证、信息交流等执法司法合作和司法协助,并依法请求获取金融账户信息、证人证言、文件记录、电子数据以及涉案财物查封、冻结等方面的协助。

对于通过国际合作渠道取得的证据材料,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经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依据国际条约、协定或者承诺不作为证据使用的除外。

这意味着,境外证据并非因来源于境外而当然被排除,也不能未经法定审查便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使用范围仍须依法判断。

在追逃追赃方面,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有关机关可以依法通过引渡、移管被判刑人、遣返、境外追诉等方式开展追逃合作,并通过执法司法合作、司法协助、违法所得没收、责令退赔及接收主动上交等程序和措施开展追赃。同时,新法还明确了与境外有关机构开展资产返还与分享合作的法律依据。

上述规定进一步完善了跨境腐败案件中人员追捕、证据取得和资产追缴的制度安排,但相关措施仍须依据法律规定和具体案件情况依法适用。

(四)境外调查的法律边界与反制措施

跨境反腐败合作不仅涉及案件调查和司法协助,还涉及国家司法主权及不同法域之间的执法权限问题。

《反跨境腐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有关机关根据我国法律、相关国际条约、协定或者平等互惠、协商一致原则,处理境外有关机构提出的跨境腐败执法司法合作和司法协助请求。未经我国有关机关同意,境外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自行或者通过他人在我国境内进行反跨境腐败调查等执法活动;在我国境内的机构、组织和个人,也不得向境外机构、组织和个人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数据信息及其他协助。违反我国法律规定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阻断等相应措施,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对于跨国企业而言,配合境外反腐败调查需要特别注意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要求。企业收到境外机构涉及跨境腐败调查的资料调取或者协助请求时,应当核实请求主体、调查事项及法律依据,区分直接向企业提出的调查要求与通过法定国际合作渠道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并依法审查有关证据材料、数据信息的提供是否需要履行相应程序。涉及数据出境、个人信息或者商业秘密的,还应结合《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审查。

此外,新法第六条还规定,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反腐败为借口或者不当域外适用其本国有关法律,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或者对我国公民、企业及其他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等不当措施,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我国有权依照《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法规及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反制、阻断等相应措施。

由此可见,新法在完善跨境调查和国际合作制度的同时,也强调相关活动应当遵循法定程序和权限边界。跨境反腐败国际合作不能脱离有关国家的司法主权及相应法律规则,依法开展调查与保障相关主体合法权益同样重要。

四、廉洁合规:跨境经营企业应当履行哪些义务?

除跨境腐败行为的调查和惩治外,《反跨境腐败法》还通过专章规定企业廉洁合规义务,将反腐败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之中,并明确了违反相关义务的法律后果。

根据第二十九条规定,新法所称从事跨境经营业务的企业,是指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子公司或者进行投资活动的境内企业,以及境外企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子公司。

对于这一规定,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境内企业即使未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子公司,只要符合在境外进行投资活动的情形,也可能属于新法规定的义务主体;另一方面,仅开展普通货物出口业务、未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也未开展境外投资活动的境内企业,不能仅凭出口业务就直接认定其属于第二十九条界定的主体范围。但其相关经营行为仍可能受到《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规范的调整。

在具体制度安排上,新法第三十条至第三十四条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

一是完善廉洁合规管理制度。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廉洁合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及时调查、处理违规行为,将廉洁合规管理贯穿跨境经营业务决策、执行和监督全过程。(第三十条第一款)

二是加强合规管理组织保障。从事跨境经营业务的境内企业,应当根据企业规模、业务范围、风险防控等因素,合理设置廉洁合规管理部门或者人员,并可以结合实际对跨境经营业务部门、境外分支机构及子公司制定单独的管理制度,向境外机构派出廉洁合规专员,制定相应履职指引和清单。(第三十条第二款)

三是建立风险识别与内部举报机制。企业应当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廉洁风险识别评估,完善内部举报机制,对发现的风险及时预警、妥善处置;发现涉嫌跨境腐败问题的,应当依法向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等有关机关举报、报案。(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四是加强财务管理和内部审计。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保证跨境经营会计资料真实、完整,不得利用财务会计手段实施、掩饰或者隐瞒跨境腐败行为。从事跨境经营业务的境内企业还应按照相关规定,加强对跨境经营业务部门和境外机构的财务管理、规范会计核算并强化内部审计。(第三十二条)

五是加强第三方尽职调查和监督管理。企业应当对聘用的第三方机构或者个人开展尽职调查和监督管理,建立健全相关廉洁风险防范机制,要求代表企业的第三方机构或者个人遵守企业廉洁合规行为准则,禁止利用第三方实施跨境腐败行为。(第三十三条)

六是加强员工廉洁教育与合规培训。企业应当加强员工廉洁教育。从事跨境经营业务的境内企业,还应对跨境经营业务部门及境外分支机构、子公司员工开展廉洁合规培训,促进有关人员了解并遵守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和风险防控要求。(第三十四条)

其中,第三方机构的尽职调查和监督管理尤其值得关注。在国际贸易、境外工程承包及跨境投资等活动中,企业通常需要聘请代理商、咨询机构、商务顾问等第三方主体参与市场开发、项目谈判或者交易执行。此类商业安排具有正常的经营需求,但如果缺乏有效监督,也可能被用于实施或者掩饰不正当利益输送。

例如,企业以咨询服务费、市场开发费等名义向境外第三方支付款项,但相关机构并未实际提供对应服务,或者费用明显偏离合理商业标准,且资金最终流向与项目决策人员存在利益关联的主体,就可能引发跨境腐败方面的法律风险。

对于国有企业,新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还特别要求加强对境外重点岗位、重大资金和重大项目的廉洁风险防控,依照相关规定采取直派境外财务负责人、驻外人员轮岗轮换、利益冲突回避等措施,加强对境外员工、资金和项目的监督管理。此外,第二十八条还对跨境腐败行为的举报及举报人保密、奖励和保护作出规定。

从企业治理角度看,新法对特定跨境经营企业的廉洁合规义务作出了系统规定,并明确了违反相关义务的法律后果。企业应当结合自身规模、业务范围和经营地区风险,建立与实际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合规管理机制,避免将廉洁合规简单理解为增加制度文件或者形式化的审批程序。

五、法律责任:违反《反跨境腐败法》可能面临哪些后果?

《反跨境腐败法》第五章在既有法律制度基础上,对跨境腐败行为可能产生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以及违法所得处置和企业未履行廉洁合规义务等情形作出规定。其中,单位责任与相关人员的个人责任,以及实施腐败行为与未履行合规义务的不同法律后果,值得重点关注。

第一,刑事责任仍须依据《刑法》规定认定。

新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实施跨境腐败行为,构成《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具体行为性质和犯罪构成,相关案件可能涉及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受贿罪、贪污罪等罪名。

新法并未单独设立“跨境腐败罪”。相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我国刑法能否适用于具体案件,仍须结合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和刑事管辖规定依法判断。

此外,第四十一条还对共同实施跨境腐败行为,以及教唆、帮助他人实施相关行为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在跨境经营活动中,腐败行为可能涉及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相关主体即使并非直接支付不正当利益的一方,也不能仅以未直接实施支付行为为由排除法律责任。具体责任仍应根据行为性质、参与程度及有关主体在共同违法或者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依法认定。

第二,实施跨境腐败行为,可能同时产生单位与相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三十六条规定,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实施跨境腐败行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且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对企业、其他组织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这一规定体现了对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员分别追究行政责任的制度安排。企业实施跨境腐败行为,不能仅以有关行为系单位名义实施为由,当然排除相关人员的个人责任。

但需要注意,法律所规定的责任主体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非企业所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法定代表人。相关人员是否承担行政责任,仍须结合其实际职责、参与行为及相应法律规定具体认定。

第三,未履行廉洁合规义务,也可能引发独立的监管责任。

新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从事跨境经营业务的企业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廉洁合规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上述行为同时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该条的适用不以企业已经实施具体跨境腐败行为为前提。对于符合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企业,即使尚未发现具体跨境腐败行为,也应依法履行相应的廉洁合规管理义务。

但必须区分的是,第四十五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与拒不改正后可能采取的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等措施,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不能混同。

企业未履行法定廉洁合规义务,并不当然构成刑事犯罪,也不能直接据此认定企业高管承担刑事责任。是否构成犯罪,仍须依据《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判断;有关人员是否承担其他法律责任,也应结合具体行为和相应法律依据分别认定。

此外,虽然《反跨境腐败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但具体行政处罚的时间适用仍应遵循《行政处罚法》等规定,不能将新法公布即施行简单理解为可以对其施行前已经终了的行为一律追溯处罚。对于具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行为,则应结合实际情况和相关法律规定判断。

第四,行政处罚、处分的从重和从轻情节,应与刑事量刑规则相区分。

新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多次实施跨境腐败行为、因跨境腐败行为被追究法律责任后再次实施、拒不上交或者退赔违法所得、对控告人、举报人、证人等打击报复等,属于依法从重给予行政处罚、处分的情形。

第四十三条则规定,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积极配合调查并主动提供相关材料、主动采取补救措施积极退赃、检举揭发他人跨境腐败行为经查证属实等,可以依法从轻、减轻给予行政处罚、处分。

需要注意,上述条款规定的是行政处罚、处分的适用情形,具体案件中的刑事责任认定及刑罚裁量仍须遵循《刑法》等相关规定,不能直接将其作为刑事量刑依据。

除此之外,新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分别规定了相关公职人员的处分责任及民事责任;第三十九条对处罚信息记入信用记录及经营、职业限制作出规定;第四十条明确对跨境腐败行为产生的违法犯罪所得及其孳息、收益依法予以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第四十六条还对有关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违反规定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等行为规定了相应法律责任,体现了依法惩治跨境腐败与规范调查执法活动并重的要求。

企业合规行动清单(实务建议)

《反跨境腐败法》已于2026年11月6日施行,且未另行设置统一过渡期。对于符合新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企业,建议及时开展合规评估,结合自身经营情况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下列措施属于依据新法有关规定提出的实务建议,并非法律对所有企业逐项设定的统一执行标准,企业应根据经营规模、业务特点及经营地区风险合理确定。

1. 开展适用主体自查。对照第二十九条,核查企业及相关分支机构、子公司是否属于新法规定的跨境经营企业,特别注意境内企业在境外开展投资活动的情形,并据此明确相关法定义务的适用范围。

2. 完善廉洁合规管理制度。结合现有内部制度,制定或者修订廉洁合规管理办法,将相关要求嵌入跨境业务决策、执行和监督流程。按照第三十条第二款,评估廉洁合规管理部门或者人员的设置情况,并根据经营实际考虑境外合规专员制度等组织保障措施。

3. 加强第三方尽职调查。对境外代理商、咨询机构、商务顾问等第三方主体开展必要的风险审查,重点核实服务内容的真实性、费用支付的合理性及潜在利益关联关系。对新签、续签合同完善廉洁合规条款,对存量合同视情况协商补充相关约定,并保存必要的审查及履约资料。

4. 开展财务及关联交易核查。重点关注境外服务费、咨询费、市场开发费等费用支出的真实性和商业合理性,核查虚构合同、虚列成本费用、不真实关联交易等风险,保证相关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强化资金支付审批和内部审计。

5. 完善内部举报和问题处置机制。建立明确的内部举报渠道、风险核查和处置程序,对发现的涉嫌跨境腐败问题依法及时处理,并按照第三十一条规定履行相应举报、报案义务。内部审批和核查程序不应成为不当延误依法举报、报案的理由,同时应注意妥善保存相关证据材料。

6. 建立跨境调查应对预案。结合境内外执法司法调查可能涉及的法律要求,明确调查请求核实、资料审查、证据保存及法律评估程序。对于境外机构提出的调查协助要求,应特别关注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法律边界,并综合评估数据出境、个人信息保护及商业秘密等法律风险。同时,可针对关键岗位人员依法被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情形,建立必要的业务连续性应对安排。

7. 加强管理人员责任提示与合规培训。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境外重点岗位员工开展有针对性的廉洁合规培训,明确单位违法与个人法律责任的不同适用条件,特别提示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并妥善保存培训及履职记录。

上述措施应当与企业既有合规管理体系相结合。合规建设的重点不在于增加制度数量,而在于确保相关制度能够落实到第三方选择、交易审批、资金支付、风险报告及违规行为处理等具体环节。

结语

《反跨境腐败法》的施行,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跨境腐败治理的法律制度。新法在明确跨境腐败行为范围的基础上,加强了案件办理、国际合作、企业廉洁合规及法律责任等制度之间的衔接。其具体适用仍须与《刑法》《监察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等法律相协调,严格区分相关行为的法律性质、刑事管辖范围及不同法律责任的适用条件,在依法惩治跨境腐败的同时,保障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对于从事跨境经营的企业而言,新法进一步明确了廉洁合规管理的法定义务,也对企业内部风险防范和相关人员履职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企业应结合自身经营范围和实际风险,完善第三方管理、财务监督、内部举报及调查应对机制,将廉洁合规要求落实到具体业务流程。随着新法付诸实施,相关制度在跨境调查取证、资产追缴及企业合规监管中的具体适用,仍值得持续关注。

主要法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本文系一般性法律资讯及实务观察,不构成针对具体案件或者合规事项的法律意见。有关问题应结合具体事实及适用法律进行分析。

律 师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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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勇

律师、仲裁员

京师律所权益合伙人

京师律所(全国)刑事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研究生兼职导师、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实务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务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虚假诉讼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高级研究员、北京市监察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监察法学研究会研究员、北京市监察法学研究会职务犯罪治理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著有《重大新型疑难复杂案例精选》《十大重点罪名案例精选》《洗钱罪——类案释解与法律实务》《开设赌场罪——类案释解与法律实务》《说赢就赢——虚假诉讼案件一本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一本通》《民间借贷——新型疑难复杂案例精选》《说赢就赢——虚假诉讼案例指导》《有效辩护之道——我为法律人辩护》《扫黑除恶——司法观点与辩护要点》《说成就成——律师点评大要案》《说过就过——司法考试通关大全》《中学生法治教育读本》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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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萌

律师助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德国汉堡大学法律硕士。参与编写《重大新型疑难复杂案例精选》《十大重点罪名案例精选》《洗钱罪——类案释解与法律实务》《开设赌场罪——类案释解与法律实务》《说赢就赢——虚假诉讼案件一本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一本通》《民间借贷——新型疑难复杂案例精选》《说赢就赢——虚假诉讼案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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