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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5日晚,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宣读了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声明,随后核指挥权转交俄方。当晚,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降下,俄罗斯三色旗升起。

从1922年成立算起,这个存在了近七十年的超级大国于次日正式终结,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也随之落幕。

到2026年,这件事将满三十五年,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已在2022年8月去世,但有一个问题至今仍常被拿出来讨论:苏联倒下的那一刻,美国究竟作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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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般人的想象,华盛顿应当立刻大张旗鼓地庆祝,可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苏联解体当天,老布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全国讲话,一面宣称民主与自由取得胜利,一面强调稳定与和平。

讲话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肯定戈尔巴乔夫在推动变革中的作用,二是宣布美国承认俄罗斯、乌克兰等新独立国家,三是把重点放在地区稳定上。这样的克制并非故作姿态。

一个拥有数万枚核弹头的国家突然分裂成多个主权国家,核武器和核材料由谁掌控,会不会流散出去,都是美国必须马上面对的现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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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老布什在1991年12月12日签署了后来被称为“纳恩-卢格法案”的《苏联核威胁削减法》,专门拨款协助前苏联地区拆除和保管核武器。

在当时西方主流的宏大叙事里,美国资本主义仿佛带着“天命昭昭”般的制度优势,以兵不血刃的方式赢下了一场世纪博弈。学术界的声音比政界还要高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日裔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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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历史终结论”在九十年代流行一时,在不少人眼里几乎成了无需再争论的结论。

然而历史的走向往往带着几分黑色幽默。这位刚刚在外部世界赢下冷战,又在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盖洛普民调支持率一度达到89%的总统,转头就在1992年的大选中输给了此前在全国并不算知名的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

最终的选举人票是370比168,独立参选人罗斯·佩罗又分走了将近19%的普选票,老布什这一仗可以说输得相当难看。

克林顿阵营当时有一句流传极广的竞选口号,出自竞选策略师詹姆斯·卡维尔,话说得粗糙直白,却正好戳破了那层胜利光环:“笨蛋,问题在于经济!”放回当时的背景,这句话的分量并不难理解。

美国在1990年至1991年刚经历一轮经济衰退,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2年6月失业率升到了7.8%,对普通选民而言,国际格局怎么变远不如自家的工作和收入来得要紧。白宫在苏联解体时对局势的谨慎考量,回头再看,多少也能从这里找到一些注脚。

这就引出了一连串值得追问的问题。一个看上去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为什么偏偏在赢得冷战的巅峰时刻暴露出如此明显的内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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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布什口中那台看似运转完美的资本主义引擎,实际上早已出了多大的毛病?冷战末期的美国资本,又是在怎样的处境下接住了苏联解体这个“天降大礼包”?想把这些问题讲明白,时间得往回拨四十多年。

从1945年到1973年,美国经历了一段被称为“战后黄金时代”的空前繁荣。这一时期的美国推行着一套颇为特殊的生产与分配模式。

在生产这一头,企业依靠流水线进行大规模标准化制造;在分配那一头,企业向工人支付足以买得起私家车、电视机等耐用消费品的较高工资,政府再辅以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以此撑起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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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相互支撑,这套组合拳促成了一段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劳资妥协。企业有市场也有利润,工人有收入也有保障,经济就在这样的循环里持续扩张。从这个角度讲,美国战后的繁荣并不完全是市场自发运转的结果,它建立在一种有意识的利益平衡之上。

问题在于,这种平衡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美国生产出来的东西能够源源不断地卖出去。二战结束时,欧洲和日本的工业体系在战火中损毁严重,全球制造业市场几乎由美国一家独占。

到了六七十年代,西德和日本等成本更低的生产国陆续完成战后复苏,依靠更有竞争力的价格和不断提升的技术,一点点蚕食原本属于美国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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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制造业由此陷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说得通俗些,就是工厂造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能卖出去的却越来越少。

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出现了结构性的、难以扭转的下滑。资本的天性是追求不断增值,当实体经济的回报已经填不满资本扩张的胃口时,整个经济系统免不了要经历一轮剧烈的阵痛。

这轮阵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20世纪70年代席卷美国的“滞胀”危机。一方面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失业率不断攀升,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却居高不下,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物价上涨更是难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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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主流的凯恩斯主义思路,刺激经济会推高通胀,压制通胀又会加重衰退,增长停滞和物价飞涨同时出现,让原有的宏观调控手段几乎全部失灵。

国内困境之外,美国在国际收支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越南战争的庞大开支加上持续扩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使外国政府和央行手里积攒了大量美元,而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安排,这些美元可以按每盎司35美元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

各国陆续提出兑换要求,美国的黄金储备随之不断流失,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承诺已经很难再维持下去。

1971年8月15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暂停美元兑换黄金,实际上是单方面切断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联系。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尼克松冲击”,它直接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到1973年,主要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安排也让位于浮动汇率。

“尼克松冲击”的意义远不止汇率制度的更替。美元摆脱黄金储备的约束之后,美国在货币发行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空间,而美元作为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动摇。

这意味着美国资本可以借助不再受黄金约束的美元霸权,把国内积压的通胀压力和经济矛盾分摊到全世界。七十年代的这次转身,既是美国在困境中的被动应对,也为后来金融资本的扩张打开了大门。

把这些线索串起来,1991年苏联解体时美国的反应就显得耐人寻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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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这份胜利宣言背后,美国经济早在二十年前就已陷入产能过剩、利润率下滑和滞胀的泥潭,美元与黄金脱钩本身就是这场困境逼出来的结果。

所以,赢得冷战的老布什在一年后输给了一句“问题在于经济”,表面看是历史开的玩笑,细究起来其实有迹可循。

苏联退场之后,美国确实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资本也获得了一片广阔的新市场,以及一段不再受对手制约的扩张期,但实体经济的老问题并没有就此消失,只是被越来越快的金融扩张暂时遮盖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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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失去制约的扩张一路延续到新世纪,最终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集中爆发。想要读懂冷战结束时美国那份看似风光的“胜利”,或许正该从这些被欢呼声盖过去的细节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