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期选举大局已定，执政的共和党遭遇自二战以来最惨痛的滑铁卢：不仅在众议院落后民主党约100个席位，更丢掉得克萨斯等控制数十年的传统红州。这场政治动荡究竟因何引爆？民主党重掌国会后，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中东与俄乌战局以及对华围堵战略将走向何方？
对此，观察者网《思想者茶座》对话英国知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John Ross）。罗思义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国内净资本形成率几乎归零，“特朗普2.0”对内强行将资源转向资本家阶层、对外发动伊朗战争以维持海外资本回流，这虽然让美国免于爆发深度经济危机，却直接引爆了一场深度的政治大危机。
与此同时，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共和党内部，由于其核心金主已从传统跨国资本，变成死盯垄断暴利的硅谷科技新贵（比如所谓的“科技法西斯主义”），内部的反华冲动变得前所未有地强烈。而在民主党内部，虽然传统的冷战意识形态政客仍在掌权，但崛起的左翼新生代（如DSA及广大“进步派”选民）传递出一个极其强烈的诉求：美国人民拒绝再为任何对外战争和大国对抗买单。
面对一个深陷外围泥潭、内部极化加剧的美国，罗思义断言：“你永远不可能让一只老虎变成素食主义者，但老虎听得懂实力的语言。”只要中国保持定力与强大，时间会站在中国一边。
11月7日，《思想者茶座》连线罗思义讨论美国中期选举的影响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整理/实习生 高胤颉】
共和党惨败根源：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深度的政治危机
观察者网：非常感谢罗思义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第一个问题我们开门见山，先从这次共和党惨败的情况谈起。目前已经有很多相关分析，但我依然想听听您的判断：在过去短短两年里，究竟是什么原因真正促使美国选民在这次中期选举中投出了这样的结果？
罗思义：这是一场极其惨重的失败。正如许多评论员所言，这绝非选举钟摆的正常摆动。在美国国会选举历史上，仅有两次席位变动规模可与之相提并论——分别是1920年和1946年，而那两次全都发生在世界大战（一战和二战）刚刚结束之后。
这次民主党在众议院领先共和党约100个席位；共和党还丢掉了自己执掌数十年的传统红州，比如得克萨斯州及许多其他州。这是一起重大历史事件，美国媒体也普遍认识到了此次选举结果的分量。
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结果
但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理解：这只是一个历史进程的开端，而非终局。 让我们来剖析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将特朗普第二任期称为“特朗普2.0”。特朗普2.0政权在国内外同时发起了两场攻势：在国内，它对美国普通民众发动了进攻，即将海量资源从劳动者和工薪阶层手中强行转移给资本；在国际上，它推行了极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最富戏剧性的象征自然就是发动对伊朗的战争。
而在11月3日这天，美国人民用极其果断的方式回答道：“这两项政策我们统统不同意！”而且不是轻微的不喜欢，是强烈厌恶、坚决反对这些政策及其给民众带来的恶果，要求立即停止。但现实是，美国资本绝不会就此罢手，它只会变换策略继续推进，因为它根本别无选择。
我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来解释为什么美国资本别无选择：
首先看国内层面。说出来可能令人震惊，但以净值计算，美国国内自身创造的净资本几乎为零——仅占GDP的0.5%。也就是说，一旦扣除固定资产折旧，依靠美国国内资金形成的资本存量几乎没有增长。这种局面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还从未出现过。如果我给你看一张美国百年发展图表，你会发现美国资本形成率在大萧条时期跌入谷底，随后在二战期间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升至极高水平，而如今又跌到了几乎为零。
那么，美国经济为什么还能维持2%左右的增长呢？原因在于它目前每年从海外吸纳了巨额的资金资源——大约相当于美国GDP的3.6%至4%。依靠来自其他国家的储蓄资源，美国资本主义才得以维持增长。
要试图扭转这一局面，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扭转国内净资本形成几乎为零的局面（我再次强调是“净值”而非“总值”，美国每年的总投资额依然庞大，但像所有发达经济体一样，其折旧率极高，绝大部分投资仅够填补每年损耗的资本）。为了扭转这一局面，美国就必须在国内将大规模资源从工薪阶层转移给资本。第二，它必须维持能够从海外源源不断吸纳巨额资本流入的国际条件。但这必然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因为这对其他国家是有害的——其他国家不是把资源用于发展本国经济，而是转移给美国，这自然会在这些国家内部引发严重的国内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特朗普对美国国内民众的搜刮其实是相当“成功”的：大量资源从劳动人口转移到了资本手中，例如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的利润同比增长20%以上。而这也引出了过去一年半以来我与部分中国媒体的一点分歧：我并不认为美国正在发生深度的经济危机。
道理很简单：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既然有海量资源被转移给资本，导致企业利润暴涨，怎么可能爆发短期的深度经济危机呢？当然，目前AI市场存在泡沫，未来某个节点也会出现常规的商业周期衰退（毕竟商业周期已经存在250年，没人能消灭它），但像1929年大萧条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那样的深度危机是不会发生的。部分中国媒体对美国债务等问题做出了错误分析。
但正是同一个过程，在让美国免于深度经济危机的同时，制造了一场深度的美国政治危机——因为把资源从工薪阶层强行转移给资本，必然引爆政治动荡。你或许还记得，一年半以前我在观察者网发过一篇文章，探讨为什么美国经济没有爆发大危机；今年8月初，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前夕，我也写过一份内部参考报告，题目就叫《美国将延续低速增长而不会爆发大危机，但政治危机将急剧恶化》。如今美国公布的最新数据完全印证了我的判断：美国最新GDP同比增长2.2%，虽然不算快，但绝非经济危机；然而在政治上，11月3日的中期选举无疑是一场全面爆发的政治大危机。
其次看外交政策层面。美国每年必须从海外吸纳约1万亿美元的资本输入，它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推行这套对外政策。但显而易见，美国在伊朗遭遇了沉重打击。伊朗的抵抗实力远超美国的预料，而这直接反噬了美国国内——它导致原油价格飙升、柴油价格更是暴涨，引发了令美国民众深恶痛绝并强烈抵制的物价飞涨。
由此引发的政治进程将在选后继续发酵，表现为美国国内两股基本政治思潮的崛起（目前它们虽未完全掌控全局，但正在不断壮大）：
第一股力量，是美国国内所称的“科技法西斯主义”。其核心是美国科技界的关键巨头——以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彼得·蒂尔（Peter Thiel）等人为代表，他们坐拥数万亿美元的惊人财富，其公开且毫不掩饰的目标就是废除美国的民主制度。
11月3日的选举结果对他们而言是一记闷棍，但他们从中得出的结论将是：既然美国人民不想要我们推行的政策，并通过选票表达了反抗，那就应该剥夺他们的投票权。虽然他们目前遭遇了严重的战术挫折，但他们手握数万亿美元的资源，绝不会善罢甘休，只会稍微调整战术继续推进；况且他们认为民主党短期内也不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
第二股力量，是民主党左翼势力的崛起，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不知道中国国内是否注意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如今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和第二大城市洛杉矶的市长，全都由自称“社会主义者”的DSA成员担任！
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去年就已就任纽约市长，而在本次选举中，DSA候选人又一举拿下了洛杉矶市长宝座。当然，作为严肃的分析者，我不想夸大其词——这并不意味着DSA即将接管民主党。DSA在国会的众议员席位有所增加，但增幅有限，最终大概会有7到8名众议员，外加几位虽非DSA正式成员但获其强力背书的参议员（其中最著名的是密歇根州当选参议员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
建制派中间派短期内不会失去对民主党的控制权，但共和党向极右翼激进化、民主党向左翼激进化的趋势都显著增强了。
2026年11月3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尼蒂亚·拉曼在希腊剧院广场举行的选举夜观票派对上向支持者发表讲话。11月5日，她当选为洛杉矶新市长。
因此，11月3日的选举回答了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此前特朗普试图向美国民众灌输“你们的生活困境都是移民或共产党人造成的”，而美国人民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不信你的鬼话。我们拒绝接受对工薪阶层的掠夺，也拒绝接受对外战争及其恶果。”这不是民调或猜测，而是已经确立的政治事实。正因如此，这绝非进程的终结，而是一场大动荡的开始。
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遭受承重打击
观察者网：民主党这次大获全胜对全球经济的近期未来意味着什么？正如我们所见，多年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一直在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特朗普靠赤裸裸的关税，拜登则靠《通胀削减法案》（IRA）等国内补贴。如今民主党重新掌控国会，您预计特朗普那种难以预测的全球关税战会就此终结，还是仅仅会转向一种更加制度化、以监管为名义的供应链“脱钩”，尤其是针对中国的脱钩？
罗思义：这里必须严格区分两件事：第一，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是什么？第二，美国的全球总体贸易政策是什么？
在对华政策上，很遗憾，我认为共和党和民主党有着高度共识：两党都将中国视为根本性的战略竞争对手，都企图尽一切可能迟滞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希望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做法很愚蠢，中国也绝非敌人——但这就是他们的真实立场。
真正能够遏制美国对华经济攻击的，是中国的实力，而非美国政客的善意。 我们都清楚记得2025年特朗普在所谓的“解放日”对中国发动了税率高达145%的关税战，而中国随即予以了极其猛烈的迎头痛击。中国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我们绝不打第一枪，但如果你敢动手，我们必将予以强力反击。”特朗普很快就领教到了这句话的分量，他意识到美国承受不起中国反击所带来的沉重代价，因此被迫暂停了关税攻势。
这种停火并非出于善意，而是完全源于中国的实力。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强大，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政，他们都不敢轻易发动新的大规模对华关税战，中美经贸关系就能维持基于实力平衡的相对稳定。
但在全球总体贸易框架上，情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过去18个月里，许多中西方的媒体一直在问我：“你怎么看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潮？”我一直回答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不要把美国报纸上的喧嚣或华盛顿的一厢情愿，错当成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美国确实转向了保护主义，美国也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但它已经不足以凭一己之力扭转世界经济的运行轨迹。
直到11月3日之前，最核心的事实是什么？今年夏末，世界银行公布了2025年全球贸易数据：全球货物与服务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了68%，创下了人类历史上的最高纪录。“逆全球化”根本没有发生，这已经不再是一个观点之争，而是铁打的事实。
为什么全球贸易占比不降反升？因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全球南方”各大经济体，根本不想要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而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打断它们的进程。目前美国在全球贸易总额中仅占约12%，在全球货物贸易中更是只占11%。美国当然可以封锁自己的国境——按我的测算，中国对美出口较峰值确实下降了约51%——但这根本不足以左右全球经济的走向。
世界银行近十年的全球商品出口额变化趋势（现价美元）
而11月3日的中期选举又确立了一个新事实：普遍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还能否在美国国内生存下去？ 要知道，引发选民对共和党强烈反感的最大导火索就是物价飞涨（通胀），而通胀一半源于伊朗战争，另一半则直接源于关税上调。
普通美国民众或许不懂贸易理论或“比较优势”等经济学概念，但当自己买的东西价格暴涨时，他们比谁都清楚。最新民调显示，高达64%的美国民众强烈反对加征关税——两年前大多数美国人甚至不知道“关税”是什么，如今他们不仅彻底明白了，而且坚决反对。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让特朗普自己废除关税政策，那就等于全盘承认自己的核心政策彻底破产，我怀疑他拉不下这个脸。但对于任何准备参加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而言，谁要是还敢打着“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提高关税”的旗号出来竞选，那就干脆别选了，绝对没有当选的可能。因此，不仅逆全球化在国际上没有发生，就连保护主义在美国国内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中东战局进入尾声？
观察者网：接下来聊聊中国战略界非常关心的两个地缘政治问题。首先是伊朗战争。正如您刚才提到的，反战情绪显然是导致共和党中期选举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这场民主党“蓝色浪潮”，是否意味着华盛顿的亲以色列鹰派遭受了重大挫折？这一结果是否会为迅速达成对伊停火或妥协铺平道路？
罗思义：这里同样包含两个虽相互关联但有所区别的问题：一个是以色列问题，一个是伊朗问题。
在以色列问题上，我认为美国的根本政策不会发生改变。美国的统治阶级、政治建制派——或者随便你怎么称呼那群实际掌控美国的人——会千方百计地试图无视选民的意志。诚然，美国人民已明确表态反对以色列的政策、反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扶持，民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知道观察者网刚刚发表了海伦娜·科班女士分析这一历史性民意转向的文章），但美国的统治精英绝无改变对以政策的打算，他们现在唯一绞尽脑汁思考的是：在美国民众不再支持、甚至强烈反对的条件下，我们该如何把这套挺以政策隐蔽地继续推行下去？
为什么他们如此执着？因为美国要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而这其中就包含针对中国的战略算计。美国对伊朗采取如此极具侵略性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正是剑指中国。几十年来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中国的战略软肋在于能源——尽管可再生能源发展迅猛，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庞大的能源进口国。因此，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一旦与中国发生冲突，就切断中国的能源供应。
过去美国设想的做法是在中国近海（如马六甲海峡等地）实施海军封锁；但如今中国军队和海军实力太过强大，近海封锁根本无法得逞，美国海军只会遭受难以承受的惨重损失。于是，美国不得不将封锁线推远到距离中国数千公里之外的地方去切断中国的石油来源——因为尽管中国拥有三艘航母，但目前尚不具备在数千公里之外与美国海军进行大规模常规军事决战的远程投送能力。
这正是为什么尽管美国自身已不再依赖进口西亚能源，近年来却反而在西亚发动了更多战争；这也是美国为何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行动的根本原因——美国自己不需要这些石油，但它必须牢牢掌控“石油可以卖给谁”的生杀大权，其首要目标就是确保一旦有必要，就能切断对中国的石油供应。正因如此，美国死保以色列、打击伊朗的根本国策不会改变，它只会想方设法瞒着美国民众继续推进。
至于伊朗战争的具体走向则更为复杂，因为伊朗军队的实战能力远超美国预期——即便没有核武器，伊朗也具备对以色列和美军造成沉重打击的能力。顺便说一句，所谓“伊朗试图研发核武器”纯属弥天大谎，不仅毫无证据，而且从这场冲突可以看出，伊朗根本不需要核武器就能给以色列造成难以承受的毁灭性打击；况且一旦伊朗拥核，沙特和埃及也会跟进拥核，局势反而对伊朗极为不利。
就在我们进行这场对话的此时此刻，我一直在看美国电视新闻和各大媒体报道（如《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内部正围绕下一步对伊行动展开激烈争吵。在选举刚结束时，特朗普立即召集军方高层开会。按照他原本的剧本，他预料到共和党可能会以微弱劣势（比如10个席位左右）丢掉众议院，但能保住参议院；在这种“小败”的预期下，我所认识的所有严肃战略专家此前都判断，特朗普会在选后立即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以求打赢战争。然而，共和党迎来的不是小败，而是一场史诗级的惨败。
这就让华盛顿陷入了极度两难：从国内政治来看，此时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进攻将极度不得人心，彻底葬送共和党的政治前途（甚至可以直接告别2028年大选了）；但从战略角度来看，如果不彻底移除伊朗政权，美国的战略图谋就无法实现。因此，白宫内部此刻正吵得不可开交：究竟是孤注一掷通过军事手段推翻伊朗政权，还是与伊朗谈判达成某种妥协（例如美国放弃政权更迭，换取伊朗不再猛烈袭击以色列，在中东维持某种虽不情愿但相对稳定的平衡）？也许在我们这篇谈话发布时，华盛顿已经做出抉择了。
“对俄罗斯构成挑战， 但对中国有利”
观察者网：乌克兰战争在我看来更加复杂。一方面，中期选举结果可以看出，美国民众对资助海外冲突的厌倦情绪已达到历史最高点；但另一方面，民主党传统上非常看重跨大西洋同盟，此次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极有可能修补与欧洲的关系，构建更牢固的多边联盟。如果西方盟友抱团更紧，这对俄罗斯来说是否意味着坏消息？同时是否也会给中国带来更加复杂、更具挑战性的外部环境？
罗思义：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的回答是：第一，对俄罗斯而言，短期内局势确实会变得更复杂；第二，对中国而言，这不仅不会增加挑战，反而对中国有利。我来分别解释原因。
2025年8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埃尔门多夫-理查森联合基地举行会谈。
民主、共和两党在“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对手、必须遏制中国经济与科技发展”这一最终目标上毫无分歧，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战术路径上存在尖锐分歧：
拜登与民主党的逻辑是：中国非常强大，美国如果单打独斗未必能赢，因此必须拉拢盟友（最重要的是欧洲，其次是日本）共同对抗中国；为此，美国必须与欧洲保持良好关系，甚至向欧洲做出一定让步，以组建广泛的反华统一战线。
特朗普及其幕僚的逻辑则是：正因为美国相对衰落了，所以必须先让美国自己重新强大起来才能对抗中国；为此，欧洲和日本等盟友必须向美国进贡资源，并在外交政策上完全服从于美国，以此为美国对华决战输血。
由于民主党秉持前一种逻辑，他们确实更倾向于联手欧洲继续推进乌克兰战争。而西欧统治精英之所以执意打这场战争，也有其地缘政治私心：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国家，拥有近1.5亿人口，几乎相当于法国和德国人口的总和。如果允许俄罗斯正常融入欧洲政治与决策体系，俄罗斯必然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唯有将俄罗斯彻底排斥在欧洲之外，法德两国才能只要彼此达成一致就能主宰欧洲事务。而这恰好与美国企图分裂俄罗斯与西欧、切断西欧能源供应从而削弱欧洲的战略不谋而合。
因此，民主党得势确实意味着美欧在政治上更倾向于把乌克兰战争打下去。当然，美国现在其实没花多少钱资助乌克兰，主要提供的是军火和最关键的卫星情报——如果美国切断卫星情报，乌军导弹将在48小时内彻底变成瞎子，战争瞬间就会结束。
相比之下，特朗普及其背后的美国外交建制派一大流派信奉的是所谓的“反向尼克松”或“反向基辛格”战略。他们认为，同时与中俄两个大国进行竞争是灾难性的战略失误；当年尼克松访华成功分化了中苏（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当时苏联领导层极其愚蠢的政策），如今美国应当如法炮制，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做出让步，以此将俄罗斯从中国身边拆开，“联俄制华”。
但这套策略在现实中极难走通，因为普京不是傻子——他非常清楚，如果美国真的设法击败了中国，回过头来必然会收拾实力更弱的俄罗斯。在俄罗斯国内，只有那帮渴望回到地中海游艇上享受奢华生活的亲西方寡头才愿意配合美国。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毁过俄罗斯一次并借机暴富，根本不在乎俄罗斯被毁掉第二次。
因此，民主党掌控国会后，通过政治谈判结束乌克兰战争的难度确实加大了。但问题在于，我认为乌克兰战争本来就注定要靠军事手段、而非政治谈判来决出胜负。在最近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俄罗斯国内的民意版图：主张向西方妥协停战的亲西方政党连进入议会所需的5%得票率门槛都没摸到，完全边缘化；与此同时，国内还有一股相当激进的强硬派获得了15%至20%的选票，他们要求扩大战争，直接对向乌克兰提供导弹和无人机的北约国家本土发动军事打击；而普京获得了80%的压倒性支持。
普京精准地把握了国民情绪，他的军事算计是：无需进行全国总动员、也无需将战火扩大到北约国家，仅靠稳扎稳打就能在乌克兰赢得军事胜利。这意味着战争不会很快结束，但俄军正在一步步赢下战争。
那么，为什么说这一局面反而对中国有利呢？因为在“特朗普1.0”时期，美国的策略是直接向最强大的对手——中国——发动正面进攻，但任何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直接死磕最强大的敌人是极其愚蠢的。于是到了“特朗普2.0”时期，美国的战略调整为“先易后难、剪除羽翼”：先把实力较弱的委内瑞拉、古巴、伊朗一个个敲掉，同时设法把俄罗斯从中国身边拆走，等完成了这些外围清理后，再回过头来集中全力对付中国。
结果呢？美国虽然在委内瑞拉得手了，但古巴仍在顽强抵抗，在伊朗更是彻底踢到了铁板上、陷入泥潭；如今随着民主党拿下国会，美国企图通过乌克兰妥协来拆散中俄关系的算盘也更加难以实现，俄乌冲突将进一步长期化。这意味着，美国为全面围攻中国所设定的“前置条件”根本无法凑齐。
当美国同时深陷俄乌与中东的持久消耗时，它在对华发起正面冲突时就会更加投鼠忌器。因此，这一结果在短期内虽然给俄罗斯增加了难度，但对中国而言无疑是有利的。
“三步走对华策略”如何改变？
观察者网：正如您和其他分析人士所指出的，美国原本的战略是一套“三步走策略”，先敲掉委内瑞拉、古巴和伊朗等“次要目标”，同时分化中俄，再对付中国。既然如今速胜伊朗的企图彻底适得其反、将华盛顿拖入泥潭，导致特朗普的共和党在这次中期选举惨败，那么美国这一整套分步包围中国的战略，是否已经或至少在短期内彻底被打乱了？
罗思义：我们必须非常审慎地看待这个问题。正如我所说，此时此刻华盛顿内部仍在做决定，这显然是其战略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但问题在于，美国统治阶级手里并没有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
如果他们放弃“先翦除羽翼”的策略，转而采取第一种替代方案——“算了，别管其他国家了，现在就直接掉头攻击中国”——这根本行不通，因为中国已经证明了自己极其强大。
我非常赞同中国国内目前关于中美关系处于“相对战略稳定期”的判断。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稳定绝不是因为美国突然变得热爱和平了——正如我常说的，“你永远不可能让一只老虎变成素食主义者”，但老虎听得懂实力的语言。只要中国足够强大，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非常明智，向全世界清晰地表明：如果中美关系恶化，责任完全在美方而非中方。
除了继续现行外交路线外，美国理论上唯一的第二种替代方案，是在国内进行大刀阔斧的内部改革，以重振美国经济。如果让我给美国写一份经济重振方案，病因和药方其实一目了然：
美国在军事上挥霍了太多资源：今年美国军费预计高达1.5万亿美元，而且这还严重低估了真实数字，因为大量军事开支（如军人养老金等）被伪装成了民用支出。正是因为钱都拿去搞军备了，导致美国国内投资严重不足——美国的投资率只有中国的一半，因此其经济增长率也顺理成章地只有中国的一半。
美国拥有全世界最昂贵且最低效的医疗体系：美国医疗支出占到了GDP的18%。这意味着美国每花掉5美元，就有近1美元进了医疗系统，但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却低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根源在于美国是唯一坚持纯私有化医疗体系的发达国家。相比之下，人均寿命更高的德国，其医疗支出占GDP比重比美国低4到5个百分点。
1960年至2024年美国医疗支出占GDP比重的变化图
如果美国能把军费削减到合理水平，并对医疗体系进行彻底改革，立刻就能腾出占GDP4%到5%的巨额资源用于国内投资，美国经济增速将会大幅跃升。这在经济学上毫无难度，但在政治上却要求美国进行脱胎换骨的变革——首先就必须动医疗垄断集团的奶酪，并放弃侵略性的军事外交政策。
正如二战期间美国为了走出大萧条而大幅扩大国有部门一样，这种级别的制度调整，唯有经历剧烈的国内政治动荡才可能实现，在短期内绝无可能发生。
既然直接攻击中国太危险，国内彻底改革又推不动，那么美国统治集团除了硬着头皮继续推行现有的“翦除羽翼”战略（继续折腾古巴、伊朗、试图分化中俄）之外，根本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们刚刚遭遇了惨痛的战术失败，但他们不会放弃这一战略。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绝不能仅仅透过双边关系的棱镜来看待中美关系，中美博弈深刻受到国际全局的制约。遏制美国攻势的头号决定性因素当然是中国自身的强大实力；但与此同时，古巴、伊朗等国能够顶住美国的进攻，俄罗斯没有被美国从中国身边拆走，这些外围抗争同样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因为一旦这些国家倒下，中国的战略处境就会变得更加艰难。
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头号基石，永远是中国自身的强大
观察者网：有道理！在这次中期选举中，我们看到大批多元化的新面孔——拉丁裔、女性以及像密歇根州的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Abdul El-Sayed）这样的DSA支持的人士——正在进军国会山。今年中美提出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知道民主党传统上在外交政策中带有更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尤其是在科技战、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面对这样一个面貌全新、结构多元的民主党国会，难道您不认为这会破坏中美之间的稳定？
罗思义：不，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一新进展反而会有助于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我想从两个层面来深入解释这一点。
首先，这次选举呈现出的变化在我的有生之年是前所未见的。当我还是个六岁小男孩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是“宁死不要共产主义”（Better dead than red）。而如今，公开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竟然当选了美国第一和第二大城市（纽约和洛杉矶）的市长，大批拉丁裔、非裔、穆斯林代表进入政坛核心，这在外界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这里有一点我一直在努力向中国朋友阐明、但国内似乎尚未完全透彻理解的深刻变化——美国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的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更替，并直接投射到了政党政治中。
如果回溯到20年前甚至更早，当时主导美国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传统跨国大资本）从自身利益出发，是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Tim Cook）和零售巨头沃尔玛（Walmart）：苹果需要在中国廉价生产iPhone再返销美国，沃尔玛需要从中国海量进口廉价商品到美国销售。因此，尽管当时的美国政客想搞坏对华关系，但美国工商界最核心的巨头们却希望维持对华友好；中国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经常邀请这些商业领袖访华，这是极其明智的。
然而今天，美国资产阶级内部新的主导力量已经彻底换人了——取而代之的是科技巨头板块。看看今天美国市值最高的公司：英伟达（Nvidia）、Anthropic、OpenAI等科技企业。这个板块的核心力量，与库克那一代传统跨国资本截然不同，他们将中国视为死敌，将中国科技视为自己在全世界唯一真正的竞争对手。
为什么？不妨看看这帮人原本盘算的“美国经济复兴理论”是什么：他们企图依靠OpenAI、Anthropic等极少数私人科技垄断巨头攫取超额垄断暴利，靠这种垄断暴利吹大美国股市的超级泡沫，再借股市暴涨来拉动美国经济。然而，中国的科技崛起会彻底击碎他们这一美梦。
为什么中国的DeepSeek会在美国引发如此惊天动地的海啸，甚至导致英伟达股价在一天之内蒸发近1万亿美元？是因为DeepSeek做出了比美国AI公司更顶尖的产品吗？并不是。DeepSeek和其他中国头部AI公司都非常谦虚，甚至坦承自己的模型在极限性能上比美国顶尖水平还差一点点（或者落后两个月左右，本质上处于同一水平）。DeepSeek真正致命的杀手锏在于：“我们的产品性能跟你们基本一样好，但我们的价格只有你们的50%！”
更要命的是商业模式的根本对立：美国科技巨头搞的是“黑箱式”的私人垄断，你买了它的服务却根本不知道黑箱里面是什么，以此维持垄断暴利；而中国坚定地走“开源”路线。从定义上讲，开源就意味着把内部架构和秘密全部公开，根本不可能形成私人垄断。这意味着中国AI企业虽然也追求盈利，但它们追求的是正常的工业利润率，而非美国科技寡头所贪图的超额垄断暴利。
这一模式已经在美国本土产生了巨大冲击。大量美国本土企业正在广泛采用中国的AI模型——因为对美国其他行业的普通企业而言，它们关心的是自己公司的利润，凭什么要花高价去供养美国本土AI寡头的垄断暴利？既然能以极低的价格用到几乎同样好用的中国开源模型，它们自然用脚投票。甚至有统计声称，目前美国国内消耗的大多数AI词元实际上跑在中国模型上。这可能略有夸张，但足见其规模之庞大。
10月20日，对Deepseek使用的禁令正式刊登在美国政府《联邦公报》上，要求联邦政府的民事机构不再采购 DeepSeek 的产品，并且把已经在用的全部清除掉。
至于在“全球南方”和世界其他地区，我可以把话放在这里，你们可以引用我的原话，过5年、10年再来检验我对不对：中国必将赢下这场与美国的AI大战！虽然AI技术是全新的（全世界真正懂底层技术的人也没几个），但它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却古老得不能再古老了：如果你能用50%的成本造出同样优秀的产品，你就一定能赢下市场！而在那之后，就会进入第二阶段。
很多人对“创新”存在误解，以为只有像当年iPhone那样无中生有造出全新产品才叫创新。其实在经济学中，创新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成本与工艺创新”：拿别人已经发明出来的东西，通过极致钻研生产流程，把成本大幅降下来（不是靠压低工资，而是靠工艺分解）。我以前在中国商学院教课时常拿比亚迪（BYD）举例：比亚迪当年是如何成为全球电池霸主的？他们把电池生产链条拆解成50个环节，投入数千名工程师逐一攻关，这个小组把成本砍掉0.25%，那个小组砍掉0.5%，最厉害的砍掉1%。单看哪一项都不是颠覆性革命，但50个环节累加起来，造出来的电池价格就变得无比低廉！
第二阶段是“产品创新”：造出前人从未造过的全新产品。为什么产品创新必须放在第二步？因为研发（R&D）绝大部分都会失败，成功的新产品必须为无数次失败的研发买单，成本极其高昂。唯有先通过第一阶段的成本创新建立起庞大的生产规模与资金积累，才能迈入第二阶段的产品创新。
中国在电动汽车（EV）领域走过的正是这条路：最初是造出与美国车性能相当但便宜得多的电动车（成本创新），而今天中国的电动车在产品力上已经全面超越西方（产品创新）。今天在AI领域正在上演一模一样的剧本。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一阶段的成本创新比拼，迫使OpenAI也不得不宣布大幅降价以应对DeepSeek等中国企业的竞争；而在5到10年后，一旦中国建立起庞大的应用与产业规模，就将迈入第二阶段的AI产品创新并全面领先。
看懂了这一点，你就能明白美国两党底层逻辑的剧变：在共和党内部，由于其核心金主已从传统跨国资本变成了死盯垄断暴利的硅谷科技新贵（“科技法西斯主义者”），共和党已不再是过去那个对华做生意的务实共和党，其内部的反华冲动变得前所未有地强烈。而在民主党内部，虽然传统的冷战意识形态政客仍在掌权，但崛起的左翼新生代（如DSA及广大进步派选民）传递出了一个极其强烈的诉求：美国人民拒绝再为任何对外战争和大国对抗买单。
当年越南战争之所以结束，固然是因为越南人民的英勇抵抗和中苏的援助，但最终迫使美军撤出的是美国国内民众的强烈反战。如果美国真想与中国打一场全面对抗，就必须将天文数字般的国内资源抽调到军费中去，这是渴望改善本国住房与医疗条件的美国年轻一代绝对不答应的。
我在最后想强调的是：这些美国左翼青年（比如我曾亲自交流过的DSA联合主席等人士）未必个个都热爱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或者都在读毛泽东思想。尽管现在美国年轻人中确实兴起了一股“崇尚中国风”（Chinamaxxing）的潮流。但对中国而言，最关键的不在于他们是否亲华，而在于他们坚决反对美国对外发动侵略和对抗——既然反对一切对外对抗，自然也就反对同中国对抗！
总结来说，虽然我不认为到2028年DSA左翼能直接选出一位美国总统，但他们已经粉碎了建制派所谓“左翼不受欢迎、会害民主党输掉选举”的谎言。如今，任何想要竞选民主党领袖或总统候选人的人，都承受着来自党内左翼的巨大压力，都不敢再像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鼓吹保护主义和对外战争。
因此，回到最核心的结论：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头号基石永远是中国自身的强大实力；但从美国内部政治力量对比的演变来看，11月3日的中期选举结果无疑对中国是有利的——因为美国人民已经用极其震撼的方式宣告：他们不要对抗性的外交政策，更不准备为此付出代价。
2026年11月3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吉娜·伊诺霍萨在其竞选夜观票派对上向支持者致意，她当选为得州州长。
观察者网：好的，我们的正式提问结束了。我之所以在多华利弊这个问题上多次追问，是因为这个议题非常重要。其实大多数中国人也并不指望美国换了新领导层就会突然对华友好，大家都明白无论美国选出谁当总统，对我们自己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像您说的那样，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中国经济和各方面建设得更强大。
罗思义：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这次对话放在绝对优先的位置。你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全都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大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保持客观平衡、不向任何方向夸大其词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既要看到DSA不会马上接管民主党，也要看到“科技法西斯主义者”虽遭重创但尚未失控。
中美竞争的胜负取决于中国自己，这一点完全正确。这也是我反复强调的，观察此次选举结果，重要的不是看他们对中国友不友好（虽然其中有些人确实对华友好），重要的是他们反对美国对外侵略、反对把原本应该用于改善美国国内住房和医疗的资源拿去搞对外战争和增加军费。只要他们反对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客观上就对中国有利。准确把握这一性质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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