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曾放出一批聘任制公务员名额，一共11个岗位，其中9个因为报名人数达不到开考门槛，直接取消招考。另一边，普通委任制岗位依旧是几千人争抢一个名额。
自2021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面临结构性改革压力，公务员成为全民追捧的职业选择，报考人数仅3年就翻了一倍。其实，经济下行期间公务员报考人数大幅增加并不是新鲜事。
日本和韩国都在90年代经济下行期间迎来了全民考公浪潮。90年代日本失业率一度超过10%，把公务员当作经济不景气时的职业避风港，是当时很多日本人的选择。
在日本社会就业最困难的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市场岗位锐减，当年64%的应届大学生都参加了公务员考试，个别优质岗位的成功率不到3%。但日本的考公热潮只维持了10年左右，此后就逐步消退。
2023年，日本公务员报考录取比例已经降到1:3，录取难度创下30年来最低。外资投行分析师BOLDEN认为，对比中国近几年的公务员热，两次考公热潮无论从宏观经济还是失业压力来看，启动的底层逻辑都高度相似，因此日本公务员热潮为何消退，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聘任制公务员早在2007年就在深圳、上海试水，快二十年过去，在全国七百多万公务员队伍里占比一直很低。2026年，浙江金华推出15个岗位，指导年薪60万至80万元，不少岗位要求有部委或世界500强从业经历。
江西新余招聘锂电新能源方向人员，要求牵头落地过5亿元以上的产业投资项目。门槛一收紧，报名热度立刻降下来。
回看日本，泡沫破裂后的前3年，经济增速开始下滑，政府决定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新增国债用于公共工程投资，也就是所谓的大基建计划。
1992年至1995年，日本政府总计实施了六次大基建计划，新增超过40万亿日元的基建项目，基建支出一度占到财政总支出的23%。在超发债务的大基建刺激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被大大充实，各地政府纷纷提高当地公务员工资。
以1995年横滨市公共交通部门为例，其公车司机平均收入接近900万日元，比当时社会平均工资高出30%。由此形成了90年代早期日本“中央公务员最穷、地方公务员最富”的收入倒挂现象。
这与中国过去几年的情况有相似之处。2018年以后的新一轮基建浪潮中，中国中西部省份获得了大量预算外收入，由此提高了当地公务员的工资水平。
BOLDEN认为，两者都是通过基建带动地方收入，地方公务员工资快速提升，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公务员“工资高且稳定”的论调。1994年以后，日本公务员报考人数快速增长，每年增长超过25%。
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在最高峰时，全校有九场公务员培训同时进行。第二条转向是编制开始跟着任务流动。
2025年，全国为县乡地区新增1.52万个可调剂编制。云南蒙自搭建编制周转池，近三年消化冗余人员63名，筛选出43名专业匹配的职级公务员下沉乡镇。
江苏徐州跨层级向县区划转95个行政编制用于周转，乡镇精简改革腾出的220多个行政编制也统一跨县区分配。往后单位能否拿到编制，更多看的是当下所承担任务的优先级。
日本的转折同样从财政压力开始。1996年，日本未偿国债为244万亿日元，占GDP的比例接近一半，基建刺激政策难以维系。
当年日本被迫进行了泡沫破裂后的第一轮财政改革，要求各地政府大幅降低政府支出，重点放在清理派遣员工上：一方面将城市基础维护工作交给第三方私企，另一方面解雇大量临时员工。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1997年的抽样统计，90个样本单位的临时工平均解雇比例超过40%。
由于第一次改革基本没有触及编制内员工的利益，90年代后期，日本公务员有了“1000万人生胜利组”的外号，地方公务员普遍年收入能超过1000万日元，超过了丰田等头部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
BOLDEN指出，中国从2022年开始的缩编与临时工清退，与日本泡沫破裂后的第一次财政改革十分相似，都是在债务压力下对政府支出进行降本增效，而且第一刀也基本砍向了临时工体系。第三条转向是参公身份逐步清零。
从2025年开始，国家不再新设参公单位、新增参公编制。2026年，某地市场监管部门下属的参公执法机构划入主管行政局，42名在岗人员中只有13人登记转为行政公务员。
中组部2026年更新了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规定，招录、考核、培训都单列管理。机构被划入哪一类管理框架，会先于个人表现决定人员去向。
1998年是日本公务员体系改革的分水岭。当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桥本内阁暂缓财政改革，先后推出16万亿日元和24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
但这一次，日本政府不再以基础建设为刺激手段，而是更多围绕中小企业纾困，从保经济增长转向保企业生存。BOLDEN认为，中国当时出现的大基建暂缓潮，本质上也是将经济刺激思路从投资拉动转向企业增长。
从1998年开始，日本基建投入连续7年负增长；到2004年，已经低于1981年的水平。大基建资金突然抽离后，许多地方政府瞬间陷入财政危机，90年代初还是“人生胜利组”的地方公务员，一下子陷入了工资发不出的困境。
第四条转向是躺平空间被压缩。2024年公务员辞退比例大约为万分之五，退出机制表面上变化不大，调整主要藏在考核环节。
2025年至2026年，多地把日常考核和年度考核深度绑定，年度优秀人选必须拿到至少两次日常优秀等次。部分省份针对职级名额使用率开展专项督查，编制使用效率也被纳入领导班子考核清单。
辞退率依旧维持低位，但原地躺平的收益在不断降低。1999年以后，日本启动第二轮财政改革，直接指向公务员薪酬体系。
以2003年为例，全日本公务员平均工资减少了16.3万日元，历年降幅总计超过40%。2023年，日本地方公务员平均年工资已回落到470万日元，仅为90年代最高峰时的50%。
在多重负面因素的作用下，日本公务员报考人数开始下降，全民考公现象开始退烧。BOLDEN认为，中国当时正处于与日本类似的发展态势中：一方面大基建逐步停止，各地的财政压力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国家对出海与制造业愈发重视，经济刺激手段开始发生改变。
在他看来，中国当时的考公潮已经明显过热，随着这一轮财政改革不断深入，公务员的生活未来很可能重蹈日本覆辙。把四条线索放在一起看，体制并没有变得动荡，而是在走向分层，不同岗位、身份、地区之间的差距正在慢慢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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