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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检察官》杂志2026年第15期

行政犯行刑衔接审查规则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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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东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

三级高级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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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伟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检察院

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一级检察官

摘 要:行政犯行刑衔接不畅的深层次困境在于审查规则缺位。应以实质法益理论、刑法谦抑主义与比例原则为价值支撑,建构“行政违法性—实质法益侵害—刑事可罚性—行政可罚性”四阶递进式审查规则:首先判断行政违法性,这是行政犯刑事不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然后分析实质法益侵害,这是行政违法升格为刑事犯罪的核心标准;再次采取刑事可罚性审查,进行出罪判断;最后审查行政可罚性,实现“出罪入行”的制度衔接闭环。四阶递进式审查可为行政犯行刑衔接提供合理、可操作的体系方案。

关键词:行政犯 行刑衔接 四阶递进式审查 宽严相济 实质法益

全文

“2025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23.6万件,提出检察意见10.3万件、涉及12.7万人、行政机关作出处罚11.4万人,占回复检察意见数的9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将行刑衔接提升至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基于此,部分地区已开始探索制定细化规则。如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与安徽省公安厅联合印发《关于部分常见罪名行刑反向衔接案件移送行政处罚的办案指引(试行)》,对二十余种罪名的行刑反向衔接作了规定。但既有规范指引仅回答了“出罪后怎么办”,却未回答“入罪前如何判断”等问题,行政犯行刑衔接仍缺乏清晰审查规则。

一、行政犯行刑衔接的审查困境

最高检出台多项规范性文件奠定了行刑反向衔接程序基础,现行刑衔接的真问题集中在实体层面:

第一,行政违法认定过度支配刑事入罪判断。行政犯多以空白罪状形式呈现,行政法规是刑法入罪的构成要件。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乃至行政机关的认定函,往往成为入罪判断的决定依据。一方面,行政认定意见被赋予准定罪效力,司法机关独立审查不足。另一方面,检察机关独立审查功能被弱化,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间缺乏实质区分。刑事追诉随行政定性结论而启动,检察机关的审前过滤功能虚置。“王力军非法经营案”等案表明,若司法机关未能穿透表象对实质法益侵害作独立判断,易使刑事追诉范围不当扩张。

第二,缺少实质性刑事违法性判断。现阶段,司法机关并非没有意识到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本质区别,而是难以落实对刑事违法性的实质审查。刑事违法性审查往往依赖数额、数量等量化指标。犯罪的不法本质在于其对法益的侵害,而非“对规范的单纯不服从”。行政犯的不法性常表现为规范背反,其行为外观并未完整呈现刑法法益侵害。“行为被法律否定评价”只能说明行政违法性成立,不能当然说明刑事违法性成立。刑事可罚性实质审查的缺位,会导致行政犯入罪泛化和过度刑事化。

第三,不起诉后的行政追责标准不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是否需要移送行政处罚,实践中仍缺乏具体可操作规则,由此产生两种相反风险:一是刑事出罪后行政追责缺位,如对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未予行政法评价,形成“不刑不罚”;二是刑事出罪后机械跟进行政处罚,使行政处罚异化为刑事处罚的替代措施,如引发行刑处罚“倒挂”,造成“出罪后重罚”。

上述问题分别对应“入罪端”“出罪端”“入行端”三个环节,其症结并非单纯的程序衔接不畅,而是缺少贯通行政违法性、实质法益侵害、刑事可罚性、行政可罚性的体系化审查规则。有鉴于此,建构一套层次清晰、逻辑递进的实体审查方法,是破解行政犯行刑衔接困境的关键所在。

二、行政犯行刑衔接的理论逻辑

行政犯行刑衔接的实体困境,根源自实体内容之欠缺,要想厘清行政犯行刑衔接的审查规则,首先应厘清行政犯行刑衔接的理论逻辑。

(一)行政犯双重违法属性的行刑递进逻辑

行政犯兼具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双重属性,二者关系是行刑衔接的理论起点。对此,学界存在“量的区别说”“质的区别说”与“质与量的综合说”之争。“量的区别说”认为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在行为性质上并无差异,仅在危害程度上有量的区分。“质的区别说”则主张二者本质不同,前者仅侵犯行政管理秩序,后者涉及具有伦理非难基础的实质法益侵害。“质与量的综合说”认为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既有量的差异,也有质的差异。本文赞同“质与量的综合说”。量的差异体现于危害程度、违法程度等方面;质的差异体现在刑法保护的法益位阶更高、刑罚介入的正当性更严格等方面。此外,量的差异不能退化为“唯数额论”,而应考察行为对实质法益危险发生的贡献度。例如,同为醉酒驾驶,深夜空旷路段短距离挪车与高峰时段闹市区长距离驾驶,对公共安全形成的危险明显不同。贡献度判断使量化门槛回归法益侵害评价,也说明行政违法不能直接替代刑事不法。

(二)实质法益与形式法益的入罪限制逻辑

行政犯的保护法益常表现为抽象行政管理秩序,但管理秩序不能被空洞化理解。若将“违反秩序”直接视为犯罪本质,就会过度关注行为是否违反规范,而忽视秩序背后所承载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进而突破刑法最后手段性的边界,导致一些罪名变成“口袋罪”。实质法益保护并不是否定行政管理秩序的刑法保护价值,而是要求对秩序法益进行实质性解释,其核心方法在于“法益还原”:非法经营罪所保护的是市场准入秩序、公平竞争秩序和消费者利益等复合法益,而非单纯的许可管理秩序;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保护的不是抽象交通管理秩序,而是公共交通安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的也不只是信息管理秩序,还包括公民隐私、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无法完成这种还原的,不宜轻易进入刑事评价。

(三)刑事谦抑与行政优先的犯罪治理逻辑

刑罚是最为严厉的国家制裁手段,应恪守最后手段性。对于行政犯而言,行政处罚、行政监管和合规整改能够以较低成本实现规制目的。在刑事层面,只有当行为具有值得刑罚处罚的法益侵害性、不存在更轻缓且同样有效的制裁手段时,刑罚发动才具有正当性。在行政层面,行政处罚亦须符合《行政处罚法》第5条“过罚相当”的要求。比例原则可以统摄刑法谦抑与行政法过罚相当,将比例原则嵌入行刑衔接,能够防止该刑不刑、不该刑而刑、不该罚而罚、该罚不罚四种偏差。

三、行政犯行刑衔接的四阶递进式审查规则

基于上述逻辑,行政犯行刑衔接应采取四阶递进式审查,亦即围绕行政违法性、实质法益侵害、刑事可罚性和行政可罚性依次展开判断。

(一)四阶递进式审查的内容展开

第一阶是行政违法性审查,应审查前置规范的效力层级、适用范围和行政认定依据。为避免将行政机关的结论直接作为定罪依据,应独立进行行政违法性分析,体现司法独立判断。第二阶是实质法益侵害审查。在确认行政违法性后,进一步审查行为是否侵害刑法保护法益。将形式违法还原为实质危害。没有实质法益侵害的,不应升格为犯罪。第三阶是刑事可罚性审查。行为跨过实质法益门槛后,仍应结合危害结果、行为持续性、认罪认罚及初犯等因素,判断刑罚是否必要。第四阶是行政可罚性审查。2024年11月,最高检印发的《人民检察院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指引》(以下简称《工作指引》)明确要求同时审查处罚的法定性与必要性。行政可罚性与《工作指引》中“可处罚性”审查的核心内涵一致,均指向出罪后对被不起诉人是否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独立审查。检察机关应分别判断处罚依据、主体、时效和管辖,并结合违法情节、主观过错、修复情况及再犯风险决定是否移送,不能因不起诉而当然从轻或者当然处罚。

(二)四阶递进式审查的规范依据

四阶递进式审查并非脱离现行法的另造体系,而是对既有刑法条文、司法解释和行刑衔接规范中分散判断要素的体系化提炼。第一阶行政违法性审查,对应“违反国家规定”“未经依法许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等前置违法要素认定。第二阶实质法益侵害审查,对应“严重污染环境”“扰乱金融管理秩序”等实质危害的具体化。第三阶刑事可罚性审查,对应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退赃退赔等从宽条款。第四阶行政可罚性审查,对应行刑反向衔接规范中关于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或者无罪处理后依法移送行政机关处理的规定。四阶审查的制度价值正在于串联分散的规范要素,一则避免司法解释中的数额、数量和类型化标准被机械理解为当然入罪标准;二则避免出罪之后责任评价中断。因此,四阶审查不是对现行规范的替代,而是将现行规范中的分散标准转化为递进式、可检验的办案方法。

(三)四阶递进式审查规则的典型适用与实践价值

为直观展现四阶递进式审查规则的实践功能,本文选取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这一典型行政犯进行分析。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核心问题是“酒精含量达标是否当然入罪”。第一阶应审查是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范,包括道路、机动车、驾驶行为和检测程序。第二阶应审查公共交通安全是否受到实质侵害,不能仅以酒精含量认定危险,而应综合行驶距离、时段、路段、人车流量、是否载人等判断危险程度。第三阶应在确认实质危险后审查刑事可罚性,结合驾驶目的、是否造成事故、是否初犯偶犯、是否认罪认罚和悔改表现,判断刑罚介入必要。第四阶则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并参照各地办案指引,区分首次醉驾、二次酒驾、驾驶营运机动车等情形,提出吊销驾驶证、罚款、行政拘留等意见,但不得因刑事出罪而加重行政处罚。

以上典型适用可证明四阶递进式审查的三重实践价值:其一,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防止行政犯入罪泛化。其二,统一审查顺序、审查要素和论证逻辑,减少同案不同处理。其三,促成刑事出罪与行政追责有序衔接。第四阶的独立设置,使行政可罚性审查不再是刑事出罪的默认附带结果,而是一项需要独立论证、独立说理的审查步骤。避免“出罪后重罚”或是“不刑不罚”两种偏差。

四、结语

行政犯治理的关键并非扩大刑事处罚范围,亦非让行政处罚被动承接刑事出罪后的空位,而是建立层次清晰、标准明确的行刑实体审查规则。四阶递进式审查规则以行政违法性、实质法益侵害、刑事可罚性和行政可罚性为阶层,既能防止行政违法机械升格为刑事犯罪,也能防止刑事出罪后行政责任落空。其核心价值并非提供僵化公式,而是为行政犯行刑衔接提供一种可说明、可检验的实体审查框架。

*本文为2025年度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重点课题“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标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登于《中国检察官》杂志2026年8月(司法实务版)

第108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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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丨郭伟 二审 丨吴荧

来源丨中国检察官微信公众号

编辑丨李昂

投稿邮箱丨ahjcxm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