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广西桂林一处文艺工作场所，李克农乔装前来见王莹、金山，却意外遇到了国军上校谢和赓。
屋门被推开时，谢和赓本想转身离去。房间里那名戴圆框眼镜、留着胡须的中年人，显然不愿让外人听见谈话。王莹和金山神色紧张，也在暗中提醒李克农，这里并不安全。
偏偏李克农看到谢和赓后，脸上露出了久别重逢的神情。他几步上前，握住对方的手说道：“谢秘书，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
谢和赓没有多说，只低声回了一句：“克农同志。”
话音落下，房间里的空气顿时凝住了。
王莹和金山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听到这句称呼，立刻明白谢和赓并非普通的桂系军官。李克农这一声招呼，等于把谢和赓的真实身份又暴露给了两名同志。
在隐蔽战线上，身份知道得越少越好。多一个人知情，便多一道风险；一句不经意的话，也可能牵动数人的安危。更麻烦的是，谢和赓身处李宗仁身边，负责机要事务，身份一旦暴露，后果很难估量。
李克农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他之所以失去平日的谨慎，一方面是因为突然见到熟悉的战友，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王莹、金山的信任。可地下工作不能只靠信任，更不能靠一时的情绪。
离开后，李克农立即向周恩来、董必武作了检讨，并要求王莹、金山严格保密。周恩来听完情况，神色严肃地说：“谢和赓如果因此暴露，由你负责。”
这句话并不是责备几句那么简单。那时的桂林，国共关系复杂，特务活动频繁，谢和赓又在桂系核心人物身边工作。一旦有人顺藤摸瓜，牵连的可能不只是一个人。
多年以后，1965年，李克农到董必武家中谈起这段往事，仍然心有余悸。他说，幸亏王莹和金山经得起考验，否则这次失误很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有意思的是，这次失误并没有改变李克农在情报战线上的地位。相反，他早年在上海建立的工作基础，正是中共中央能够多次避开险境的重要原因。
1927年后，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时，利用国民党方面开设无线电训练机构的机会，将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安排到敌方机关内部。三人后来被称为“龙潭三杰”。
李克农化名进入无线电管理部门后，面对徐恩曾的试探，故意把自己表现成一个看重钱财、喜欢升迁的人。这个表象让对方逐渐放松警惕，他也因此接触到更多机密情报。
传递消息同样需要遮掩。管理局里，送饭的佣人宋季仁是地下交通员。李克农常常故意当众训斥他，旁人以为这是上司责骂下人，实际上，那些看似难听的话，正是双方约定的联络信号。
1931年，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地下组织面临极大危险。钱壮飞截获消息后，迅速设法通知李克农。李克农没有等待常规联络，立即找到陈赓，将情况报告给周恩来。
转移命令很快传出，许多重要同志得以及时撤离。敌人赶到时，看到的只有烧尽的纸屑和已经冷却的炉灰。那场危机之所以没有造成更大损失，与情报传递是否及时密切相关。
李克农后来离开上海，仍长期承担隐蔽战线上的任务。1941年皖南事变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处境危险，中央要求李克农尽快撤往重庆，再转赴延安。
1月24日，李克农乘车离开桂林。沿途关卡林立，戴笠早已要求拦截。车行至重庆南面的一品场时，守卡的国军上校韦贤带人检查车辆。
当时天色已晚，李克农佩戴的臂章与另一支部队的标志十分相近，韦贤又没有见过本人，竟把他误认成高级军官。更巧的是，韦贤正要前往重庆，于是请求搭乘李克农的汽车。
李克农没有解释，只平静地点头。途中每遇关卡，韦贤便主动出面喝退检查人员，还替车上的“长官”开路。原本负责阻拦李克农的人，反而成了他的护送者。
抵达重庆后，韦贤还交给李克农一张盖有印章的通行凭证。李克农进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才算真正脱离险境。周恩来听完经过，称这次撤离颇像“过五关斩六将”。
1955年评定军衔时，李克农的名字一度没有出现在上将名单中。有人认为，他没有率军作战，也没有带兵经历，授予高级军衔恐怕难以服众。
毛泽东得知后，专门询问原因，并指出，情报工作同样关系革命全局。李克农长期深入敌方内部，及时获取重要情报，保护了许多中央领导和地下同志，这些贡献不能用是否带兵来衡量。
同年，李克农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那场发生在桂林房间里的招呼，后来成为他一生情报工作中反复检讨的一次疏忽；而正是这些近乎苛刻的纪律，也构成了隐蔽战线上最不能逾越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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