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年真听了许小年的建议,放弃高铁、芯片、新能源这些重点布局,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
答案先放一放,此前美国车圈正上演一出好戏,正好能给这个问题当注脚。
美国汽车创新联盟此前向国会施压,要求限制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
可福特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仍表示,在有赚头、自家又有短板的赛道上,还会继续跟中国企业合作,比如和宁德时代共建电池工厂。
这位掌门嘴上喊着限制,心里却门儿清。
他之前的一番话,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人类的工业发展史,就像一个巨大的回旋镖。
前段时间,汽车圈发生了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福特首席执行官在出席某论坛时表示,他一年之内来了中国七次,每次都要试驾至少一百辆车。
他会挑选其中最出色的四五辆运回美国,拆开来做逆向工程。
主持人听后十分惊讶,半开玩笑地问道,中国车企的技术已经如此强大,那美国能否像外界所指责的中国那样,窃取对方的知识产权?
福特首席执行官却神情严肃地表示,美国应当停止妖魔化中国,并与中国车企谈判,在美国建立合资工厂,这样就能一边生产,一边“偷师”对方的技术。
他在表述时没有半点玩笑的意思,语气十分认真,甚至提到已经就此事与华盛顿的政客们讨论过。
不少人对这一想法表现出兴趣,但问题在于,如今坐在白宫里的是特朗普,其想法难以捉摸,因此这件事未必能够成行。
这件事最有意思之处,并不在于中美能否建成合资工厂。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福特这家曾经代表美国工业实力的百年车企,竟公开承认了中国技术的优越性,并把拆解中国车当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做。
说得好听一点,这叫研究竞争对手;说得直白一点,其实就是在为模仿借鉴做准备。
如果把此前几年欧美媒体对中国汽车产业的报道梳理一遍,就会发现其情节堪比一部跌宕起伏的小说。
从马斯克听到比亚迪时的哈哈大笑,到拜登政府禁止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再到耶伦鼓吹中国产能过剩,直至如今福特首席执行官公开表示应当向中国学习技术,短短十年,攻守之势已然易位。
这也让西方媒体十分困惑:为什么最近几年,中国工业水平突飞猛进,而原本高高在上的欧美日韩企业,反倒被衬托得像是原地踏步?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投入大、补贴力度强。
但实际上,论补贴力度,没有谁比得过美国拜登政府时期。
当时,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向电动汽车、芯片、清洁能源等行业提供了4500亿美元补贴。
仅特斯拉一家,每年获得的补贴就高达数十亿美元,美国消费者购买一辆特斯拉,最多可领取7500美元补贴。
这样的力度,足以让中国消费者羡慕不已。
然而结果是,这几年特斯拉除了推出一款风格颇为抽象的赛博皮卡,在技术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突破,其引以为傲的自动驾驶也被华为远远超越。
反观中国政府给新能源车企的补贴,根据工信部的统计,从2010年到2020年总共只有1521亿元。
两相对比,美国政府的资金使用效率显然偏低。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汽车工业的突飞猛进?
福特首席执行官给出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称之为“健身房理论”。
在他看来,中国市场就像一座高手云集的健身房,内部竞争极为激烈。
国家每隔一段时间会确定一两个比赛项目,并给出一些政策引导。
随后,这些高手竭尽全力相互比拼,最终存活下来的都是底子扎实的佼佼者,他们走出健身房、到外部市场竞争时,往往所向披靡。
这个比喻在学术上有一个专业的叫法,即产业政策,指政府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产业结构调整计划和产业扶持计划,弥补市场缺陷、配置生产资源,从而引导产业进步,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过去几年,西方媒体经常抨击中国存在不公平竞争,指的就是中国政府对产业发展影响过多,导致许多自由竞争的欧美产业在生产和销售上无法与中国企业抗衡,从而落于下风。
美国经济学家甚至指控,中国是在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玩市场经济,形同作弊。
但实际上,只要有工业的国家,基本都有自己的产业政策。
日韩的半导体产业、德国的化工产业、法国的航空产业,都是国家主导和调控的典型案例,这并非中国独创。
如果因为中国搞产业政策就说中国作弊,那么日、法、德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是在作弊。
那么,中国的产业政策与这些国家相比有何独到之处?
大致可以总结为两点:一是规模效应,二是政府掌握主动,而非企业。
规模效应比较好理解,中国本身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只要一个产业前景足够广阔、政策足够优渥,就一定会有大批玩家入场。
以光伏产业为例,目前我国光伏相关企业数量已超过113万家,仅2025年新增的就有12.5万家,这甚至比其他国家的从业人员数量还多。
由此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内卷效应非常严重,企业利润普遍很低;二是欧美同行根本无法与中国光伏企业竞争。
原因在于,上至硅片原料,下至各种应用场景,都已被中国企业掌握得十分透彻,就连美国最大的光伏项目也得向中国公司进口。
如果说规模效应是由中国的资源禀赋决定的,那么政府主导则体现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工业巨头做大以后,很容易出现绑架国民经济、压制创新活力的情况。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石油产业:自洛克菲勒时代以来,美国就诞生了一批盘踞在石油产业上的巨富家族。
这些家族政治影响力极大,国际油价高企时,他们闷声发大财;国际油价低迷时,他们则会主动用各种手段影响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外交政策。
他们也是光伏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太阳能发电、电动汽车一旦普及,他们的石油就没有销路了。
马斯克的日子也特别不好过。
此前特朗普与他分道扬镳后,直接通过《大而美法案》取消了消费者购买电动车时7500美元的税收补贴。
乍一看,这像是分手后的报复,但实际上,这只是特朗普在兑现对石油金主的承诺,也就是所谓的“化石能源优先”。
美国的情况并非个例,许多国家都面临着新旧产业之间的艰难抉择,德国、法国、日本、韩国这些老牌制造业强国尤其如此。
它们并非不知道新能源的好处,也并非没有相关技术,只是老路线的利益相关方实在太多,资本家和技术人员宁愿守着燃油车发愁,也不愿转向新能源。
产业政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给钱给资源这么简单。
它需要全局性的考虑和长远的规划,需要平衡多方利益,更重要的是要有把政策落到实处的执行力。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绝不能让资本的话语权压过政府。
这件事说起来容易,真正能做到的国家并不多。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最近一两年,欧美经济学家频频抨击中国的产业政策,欧美的产业人士却在呼吁本国政府学习中国,加大政策干预力度。
开头提到的福特首席执行官是如此,法国雷诺集团首席执行官卢卡·德梅奥也是如此。
由此可见,欧美的产业人士远比政客清醒,什么方式有利于产业发展、什么问题阻碍了技术进步,他们心里一清二楚。
遗憾的是,他们既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没有一个统一公平的大市场,所以这些呼吁大概永远只能停留在呼吁层面。
洋人都在羡慕的产业政策,放在十几年前的中国,却被一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一路唱反调。
他就是许小年,一贯推崇“市场自发调节”,反对国家插手经济。
高铁是第一个挨骂的。
2011年京沪高铁刚通车没几天,他就公开表态,嫌预算花了差不多2200亿,回报周期又长得看不到头,建议收紧资金,要么放缓,要么干脆暂停规划。
当时圈里附和的不少,有人说是“形象工程”,国外媒体还嘲讽中国“打肿脸充胖子”。
要是真停了,春运还是那副挤破头的样子,亿万务工人员返乡动辄耗上几十个小时。
西部的矿产能源运不出来,东部的产业转不进去,区域差距更是越拉越大。
“中国高铁”这张名片没了,雅万高铁自然也无从谈起。
芯片同样如此。
他觉得搞芯片投入大、周期长,还不一定成,不如直接进口,又便宜又省事。
可那时候,中国每年买芯片的钱比买石油还多,95%以上都靠国外。
2018年中兴被一纸禁令卡住,差点倒闭,就是最扎眼的例子。
新能源这头,他从2009年起就批补贴是“撒钱式浪费”,主张让企业自生自灭。
可那会儿的比亚迪,电动车一个月才卖几十台。
光伏企业被欧美反倾销调查逼得差点集体破产,充电桩更是少得可怜。
没有政策托着,分分钟被人打垮。
再看如今,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9年全球第一,比亚迪超过特斯拉,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也超过了煤电。
当年的“孩子”,早就长成了大个子。
那这位大佬为啥一再看走眼?
症结在于,那套理论是照搬西方的新自由主义。
说白了,就是政府别插手,让市场自己调。
发达国家工业科技成熟,这么干或许行得通。
中国当年底子薄,没人扶一把,高铁、芯片、新能源很可能一直靠进口。
拉美就是前车之鉴。
阿根廷、巴西当年放弃扶持战略产业,全面开放市场,结果战略产业被外资攥在手里,GDP下滑,失业率飙升,富裕国家慢慢掉成了落后国家。
只算短期能赚多少,不算长远发展,也不算国家安全,这笔账怎么算都会吃亏。
国家发展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战略账。
当年顶住舆论压力的那份远见,才有了今天的底气。
这么一想,后怕是真后怕,庆幸也是真庆幸。
福特掌门今天忙着拆中国车、学中国技术,要是当年走了另一条路,被拆被学的未必是中国产品。
离开国情的建议,再动听也不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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