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京的一座剧场里,台上的演员正演得投入,台下坐着的观众里,居然就有他正在演绎的正主。当时才二十多岁的青年演员于是之,就遇上了这么离谱又荣耀的演出任务,整场戏演下来,他后背的汗湿了三层戏服,连手心都攥得发疼。谁也没料到,演出结束后当事人的一句评价,直接把整部剧的创作方向掰到了全新的轨道上。
当时不少人听说要选于是之来演领袖,第一反应都替他捏把汗。他资历不算深,既没经历过长征,也从来没和毛主席有过长时间接触的机会,连近距离观察的次数都屈指可数。换旁人接下这种任务,估计第一反应就是犯怵,难度基本相当于直接开了地狱级副本。
于是之的出身半点都算不上耀眼,1927年生在唐山,少年时跟着家人搬到北京,赶上兵荒马乱的年月,连正经上学的机会都凑不齐。他1944年才摸到戏剧圈的边,那时候剧场条件差得离谱,演员什么杂活都得干,抄台词搭台子都要亲力亲为,他就边打杂边一点点摸透了演戏的门道。他舅舅石挥是当时圈内有名的导演演员,也跟他交过底,演戏不能靠脸靠嗓子糊弄人,得搞明白角色为啥要那么说那么做,不然就是空架子。
后来于是之进了北京人艺,排《龙须沟》的时候拿下了程疯子这个角色,直接把整个剧团都震了。为了演好这个被旧社会磋磨得一身伤痕的底层艺人,他天天泡在北京的胡同茶馆里蹲点,看不同年龄段的老百姓怎么说话怎么唠嗑,遇上急事儿啥反应,受了委屈啥神态。那段时间焦菊隐导演点醒他的一句话,他记了一辈子,别光想着演“疯”,得让观众看明白他为啥变成这样。这次拍戏的经历,彻底给他打通了任督二脉,他后来演戏再也不追求表面的像,专往人物的根上刨。
新中国成立没多久,整个文艺圈都在琢磨一件事,怎么把革命历史搬到舞台上,怎么演好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革命领袖。主创团队忙活《长征》这部剧的时候,翻了无数演员的资料,最后敲定于是之来演毛主席,不少人都觉得这个选择很大胆。大家也达成了共识,绝对不能搞浓妆化个大粗眉、摆几个标志性姿势就交差,那样演出来的人物就是个空洞的雕像,观众看了根本不会信。
于是之接了任务之后,直接扎进了资料堆里,把当时能找到的所有相关影像资料翻来覆去看了上百遍。他盯着画面里毛主席接人待物的步态,讲话时停顿的小习惯,连转头、踱步的小细节都挨个拆解琢磨。但他从来没打算把这些细节直接往台上硬搬,他心里清楚,动作得跟着人物当下的处境走,要是演面对战局焦灼的领袖还摆出接待群众的松弛状态,整段戏就全崩了。那段时间焦菊隐也天天盯着他抠细节,反复跟他强调,领袖首先是个活生生的人,不能往神坛上摆。
正式演出那天,剧场里坐满了人,毛主席本人就坐在台下,不少其他老一辈领导人也到场观看,分量重得不行。整场戏于是之绷着弦演完全程,下台之后腿都软了,大家都等着最高观众的反馈。结果毛主席给出的意见,半字没提演员演得像不像,核心意思就是别把角色塑造成“活菩萨”,领袖也是实实在在走在革命斗争里的人,要把他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里去演,不能搞悬浮的神化处理。
就这么一句建议,直接点醒了整个创作团队,大家回头直接把剧本翻出来大改。原先那些空洞的口号桥段全删掉,补了大量角色和战友讨论战局、做艰难决策的细节,把人物的烟火气一下就找了回来。后来这部剧几经打磨调整,1981年还改编成了知名话剧《北上》,后续几十年还一直在不停修修补补,也是几代文艺工作者对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持续探索。
于是之也没靠着演领袖的成绩吃一辈子老本,他转头就扎进了普通小人物的创作里,《茶馆》里的常四爷,成了国内话剧史上永远的经典角色。后来他当上北京人艺的副院长,一边抓管理一边带年轻演员,把自己一辈子摸出来的演戏经验全都往外掏。可惜天不遂人愿,他后来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对靠记台词、靠临场反应吃饭的话剧演员来说,这个病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1992年《茶馆》最后一场演出散场的时候,全场观众站起来给他鼓了十几分钟掌,不少人哭红了眼。他这一辈子演过万众敬仰的革命领袖,也演过胡同里不起眼的底层百姓,所有角色的共同内核,就是脚踩在生活的实地上,永远不搞悬浮的花架子。
参考资料:光明日报 于是之:一辈子为人物传神写照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官方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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