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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百度百科“温家宝”“孙大光”词条;人民网“温家宝同志简历”;《温家宝地质笔记》(地质出版社,2016年)及新京报、中国新闻网、新浪新闻等对该书的报道;光明网《文摘报》“温家宝进京”(2003年);新浪新闻“孙大光和他的青年朋友们”(2010年)。

1982年11月,兰州的天已经转凉,黄河穿城而过,河面上刮的风带着一股子寒意。

省地质局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位四十岁的人收到了一纸通知。

通知上写着,经中央组织部批准,调他到地质矿产部,担任政策法规研究室的负责人。

这个人叫温家宝。那年他在甘肃已经待了整整十四年。

从酒泉的野外队伍干到兰州的省局,他桌上摞着的,是跑了十几年野外攒下的报告和笔记。

通知是11月初下来的。按常理,接到进京的调令,头一件事该是收拾行李。

他的日程表上排在前面的却是出差。

11月8日,他动身去陕西,调研科技进步问题;12月4日返京,才算正式报到上班。

到北京十来天后,12月16日这天,他在工作笔记里写下几行自勉的话。

其中有一句是“得官不欣,失官不恨”。

一个在西北山沟里熬了十四年的人,接到进京的通知,笔记里没有写激动,也没有写感慨,写的是一句提醒自己的话。

笔记本里的他很克制,笔记本外面的事却一点不克制。

一个偏远省份的地质局,一间北京的部机关,两头隔着一千多公里。

这中间的每一步,都得有人看见他,有人提起他,有人签字批准他。

多年以后,他自己谈起这段经历,话里点了几个人的名字。

他说过,要是没有人把他调进局里,没有人把他调进部里再向上推荐,他很可能如今还在山沟沟里。

这条线的起点,要往回倒十四年,倒到1968年春节刚过的那个冬夜,一列从北京开往兰州的火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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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件旧棉袄,一列夜行车

先说说他是从哪儿出发的。

温家宝,男,汉族,1942年9月生,天津市人。

他念过天津的南开中学,1960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学的是地质专业。

北京地质学院是1952年成立的,专门培养找矿、测图的人,后来改名叫中国地质大学。

进了这所学校,就等于把后半辈子跟石头绑在了一起。

他的学籍履历是这样排的:1960年到1965年,他在地质矿产一系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1965年到1968年,在同一所学院读地质构造专业的研究生。

前后在北京念了八年书,对北京不陌生,北京的冬天、北京的校园、北京的老师,都是他熟的。

念书的日子也不是一帆风顺。他后来在书里写到,入学才几个月,就查出了浸润性肺结核。

带着这么个病根念完大学、念完研究生,再被分配到西北的荒山里去,换谁都得掂量掂量。

他的党员身份也是学生时代拿到的,1965年4月入党。

1968年,研究生阶段结束,分配的方向定了:甘肃。

那一年正是特殊时期,各地都在重新安排分配来的毕业生,他去的是一个叫区测二队的地方。

区测,全称区域地质调查,说白了就是给大地“画像”:一队人扛着仪器、背着背包进山,一条沟一条沟地走,把岩石的种类、地层的先后、断层的位置标到图上,画出一张地质图,后面的找矿人拿着这张图才知道往哪儿下手。

出发的情形,他后来在书里回忆过。

1968年初,刚过完春节,他告别父母,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挤上了从北京驶往兰州的列车。

行李里有件东西,后来被配成了照片说明。

研究生时期的合影里,他身上的棉袄是爷爷留给他的,他也是穿着这件棉袄去的甘肃。

一件祖辈留下的旧棉袄,陪着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去了河西走廊。

到了地方,酒泉的区测二队新来了一位穿蓝色卡其队服、身形清瘦的年轻人,队里人是这么介绍的:这人叫温家宝,是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研究生,还是个党员。

酒泉在河西走廊的西段,南边就是祁连山。

祁连山夹在甘肃和青海之间,山势一层压一层,冬天冷得扎人,夏天山里的天气又变得快。

他的工作区域,长期集中在祁连山和北山地区,范围涉及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这么大一片地方,没有公路,没有手机,更没有导航,靠的是两条腿、一张地形图、一个罗盘,外加队友之间的互相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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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里的十几年:走路、填图、唱歌

填图这活,听着简单,干起来费腿。

从被分配到酒泉担任地质力学队的技术员起,他一干就是十多年,主要从事祁连山地区的区域地质调查,也就是填出不同比例尺的地质图供找矿用。

比例尺是什么意思?以1∶20万的图为例,图上一厘米代表实地两公里。

一幅图要填满,得把对应的几千平方公里山地走个遍,一座山一座山地爬,一道河谷一道河谷地蹚。

这样的活,他干出了成果。

至今仍供地质部门使用的祁连山脉1∶20万区调图,就是在他参与下绘制完成的。

十几年前画的图,几十年后还有人在用,这在地质行业里算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成绩单。

1974年7月,他在甘肃肃南县的红山林场,编写《1∶20万祁连山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当时留下了一张照片,后来收进了他自己的书里。

照片说明里写着地点和时间,还写着他正在编写这份报告。

填图是外业,写报告是内业,外业累腿,内业累脑,两样都得有人干。

山里的日子,也不全是苦大仇深。

同事回忆过他的一些习惯:有时候骑着牦牛或骆驼走上一天的路,他边走边唱,空旷的山野里,只有他的歌声在山谷里回响。

一个肺里留过病根的人,在海拔不低的山里一边赶路一边唱歌,听起来有点反差,却是队里人对他的印象之一。

跟同事的相处,也有记录。

曾和他在区测二队共事的薛缠齐说,他平时不和大家一起打牌玩耍,但大家却都喜欢他,同事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出手相帮。

薛缠齐讲的是1971年家里遇到难事时的经历,野外的危险,也是真实存在的。

甘肃地矿局内部流传着一个故事:他在酒泉洪水坝河一带工作期间,有一天晚上山洪暴发,他和同事一夜三次搬迁帐篷,才躲过一场大难。

十年下来,他的岗位也换了几轮。

根据人民网公布的简历,1968年到1978年,他先后做过地质力学队的技术员、政治干事、队政治处负责人。

技术员是跑山填图的,政治干事是管队里思想工作和日常事务的,从这一步起,他的工作内容从纯技术慢慢往管理上靠。

到了1978年底,一个节点来了。

1978年12月,他被任命为地质力学区测队的副队长,分工主持地质力学队的生产工作。

这时候的全国,干部队伍正在酝酿一次调整。

干部队伍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简称“四化”。

他36岁,研究生学历,在山里干了十年,几项条件都沾边。

他自己对这个新岗位的态度,从日记里能看出一些。

1979年1月20日,他在日记里写下,要做一个有学识、有头脑、有远见、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的组织者,不做不学无术的人,也不做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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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人悄悄“盯上”的那几年

新岗位上干了半年,队里换届选党委。

1979年6月21日,力学队召开党员大会,选举新一届队党委,他以最高票当选党委委员,在日记里特意注明,只差一票就是全票。

一票之差,他记得清清楚楚,可见这个数字他自己也琢磨过。

就在这半年里,山下有人开始留意他了。

37岁的他受到了甘肃省地质局的关注,省局的两位负责人,两次专程跑到酒泉去考察他。

从兰州到酒泉,那时候火车要走一整夜甚至更久。

省局的负责人亲自跑两趟,不是为了见面寒暄,是为了看一看他干活的样子、听一听队里人怎么说他。

考察的结果摆在后面的时间表上:1979年9月21日,他调任甘肃省地质局地矿处副处长,12月离开酒泉,到兰州的省局报到,结束了12年的野外地质工作。

一般提到他在甘肃的十四年,其中约十二年在野外,后两三年在省局机关,说的是这个意思。

到兰州的头一阵子,他并不算顺心。

1980年3月16日的日记里,他记下了三个月来的状态:外出开会占了一多半的时间,剩下的主要是处理日常事务,没有什么起色,日子就这么从身边过去了。

从跑山的人变成坐办公室的人,节奏全变了,他不太习惯,笔下的记录也很坦率。

那年初春的兰州,他住在省地质局办公楼三层,办公室宽敞但简陋。

行政岗位和技术岗位怎么选,他也琢磨过。

中国工程院院士汤中立回忆,1979年他任地矿处副处长后,有一天曾征求汤中立的意见:有人说我不应该去搞行政,应该做技术。

汤中立当时是甘肃省地质局的总工程师,后来是金川镍矿的主要发现者之一,两人从1979年到1982年一起共事过。

接下来的节点是1981年。3月28日,经地质部党组批准,他被提拔为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4月7日,这个任命通知到了他手里。

笔记本是他这几年里的老伙计。

他后来在自序里说,现存的45个笔记本里,在甘肃省地质局工作期间的有21本,在地矿部工作期间的有24本。

笔记的内容也有记载,甘肃地矿局的同事孙矿生2004年看过几本他当副局长时的管理笔记,里面记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职工子女教育、离退休干部安置和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等工作。

这些事,件件琐碎,件件都得有人去落实。

就在他从处里升到局里的这几年,地质系统里有人做着另一件事。

当时地质系统的当家人,每年都从各省局里挑一批年轻、懂专业的干部,带着他们下基层调研。

从1980年到1984年,这位老同志每年都率领一批年轻、素质好、懂地质专业的干部,赴各省地质局调研。

这个调研的路数,跟平时的“听汇报”不太一样。

按当时的说法,不能光靠听汇报、看材料,要利用多种形式的考察机会,亲自接近和熟悉人选,既从大处,也从细微处去了解。

具体怎么做?每次带队下基层做三四十天的流动调研,近距离甚至零距离地观察、鉴别干部。

调研的班子也有讲究。

1980年10月,这位老同志从组织部门列入后备名单的人选里圈定了5名既懂专业又年轻的干部,再加上著名的地质学家和组织部门的负责人,一起深入新疆、甘肃、青海三省区的20多个基层单位,历时40天。

1980年10月底,这支队伍也到了甘肃。

不过当时他正在天津开会,没有见上面,对方通过在局里、队里的了解,记住了他这个名字。

两人真正碰面,要等到1981年的秋天。

1981年9月,他作为第二批选拔的年轻干部,随队赴东北三省调研。

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那位带队的老同志。

调研路上的细节也有人回忆过。

同行的人说,他从不争先发言,但每次发言都很有条理,有几点肯定、几点意见、几点建议,问题点得准,建议也切合实际;那次东北之行,他在同行的几位年轻干部里年龄最小,还在吉林过了39岁的生日。

还有一个数字值得记一笔:在查对历次调研名单时,有记者发现,他是唯一一位两次被这位老同志圈定、一起下基层调研的年轻干部。

一次是路过,两次就是有意为之了。

到这一步,故事的前半段交代得差不多了:一个在西北干了十几年的地质人,有了一个升到省局的位子,有了两次进入考察名单的记录。

接下来,他的名字还要经过一道更大的关卡。

1982年到来之前,所有的材料已经摆上了桌面:十四年的野外和机关经历,一次次考察,两次进入调研名单,还有一份写在笔记本里的自勉。

那一年,国家推进干部“四化”,地质系统也在为新增的领导岗位物色人选。

从各个司局到直属单位,一场推荐会悄悄开了起来,参会的人各抒己见,提名不限。

会开完,统计出来的结果让组织者有点意外,名单上有一个名字,被不少人不约而同地写了下来。

这个名字的主人,当时远在兰州,和北京的绝大多数人从没打过照面。

11月初,调令到手。

他没有先收拾行李,先去了一趟陕西。

12月16日,笔记本上多了一句“得官不欣,失官不恨”。

多年之后,他提到过几位给他帮过忙的人,其中最重的一句,指向的是同一个人。

他在书里写,没有那一批令人尊敬的老同志,自己很可能还在大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