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新华社《永不消逝的脚印：彭加木》、人民日报《彭加木：心系科考 奉献边疆》、光明日报《彭加木：魂归罗布泊》、叶永烈《追寻彭加木》、若羌县人民政府《彭加木失踪之谜》、百度百科“彭加木”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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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6月17日，上午十点半。
罗布泊的太阳把盐壳晒得发白，气温往五十度以上走，脚下的地面硬得能听见鞋底碾过的响声。
五十五岁的彭加木从越野车的驾驶座上下来，背上一只黄帆布包，拎着一只军用水壶，往东走了。
他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说自己多久回来。
中午十二点半，司机王万轩到车里取衣服，从地图册里抽出一张纸条。
铅笔字写得很短：“我往东去找水井 彭 17/6 10:30”。
下午，队友顺着他的脚印追出去八九公里，脚印在一片盐壳的边缘断了。
断的地方有一个坐过的印子，旁边扔着几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
那天夜里，营地的篝火一直烧着，几辆车开到最高的沙包上，车头朝东，一小时开一次大灯，信号弹一发一发打上天。
东边没有回音。
此后四十多年，这个人的下落成了一个始终没有答案的题目，围绕他的说法却越传越多。
传得最凶的一版，说他并没有死在沙漠里，而是出现在了美国……
[一]【他把名字改成了“加木”】
彭加木原名彭家睦，1925年出生在广东番禺。
1947年，他从中央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专业毕业，先在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做助教，后来进了上海的科研机构，做生物化学研究。
1949年5月参加工作，195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中国科学院组建综合科学考察委员会，准备派人去边疆调查资源。
同一时间，他所在的单位决定派他去莫斯科学习核磁共振技术。
那是一门前沿技术，落到哪个年轻科研人员头上，都是一条看得见的宽路。
他把这个名额让了出去，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去新疆。
请愿书里有一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引用：“我志愿到边疆去，这是夙愿。我的科学知识比较广泛，体格坚强……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
也就在那份请愿书上，他把“家睦”改成了“加木”。
他给的解释很朴素：跳出小家庭，到边疆去，为边疆“添草加木”。
1956年3月开始，他跟着考察队跑云南、甘肃、新疆、福建、广东等十多个省区。
第二年春天，他在广州参加学术会议时病情突然加重，被送回上海中山医院，诊断结果是纵隔恶性肿瘤。
医院先后两次发出病危通知。
治疗三个多月，病情稳定后，他给单位和考察委员会写报告，要求回队。
单位没有马上答复。
1958年2月，他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写信，说自己的心情“像战士等待重返前线”。
一个月后，他获准回到新疆。
1962年，他在上海参与安装调试中国第一台高分辨率电子显微镜，随后到广州、福州等地帮助建立实验室。
1964年3月，他第一次进入罗布泊外围考察，从流入罗布泊的几条河里取回水样和矿物标本。
他把这些标本带回去做分析，得出的判断是：这片干涸的湖盆底下，埋着钾盐。
那个年代，中国的钾肥大量依靠进口，耕地缺钾是个绕不过去的难题。
1979年11月，他担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
同一年11月到12月，他第二次进入罗布泊考察。
回到乌鲁木齐以后，他提出了对罗布泊进行综合科学考察的计划报告。
报告批下来了。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他先后十五次到新疆，三次进入罗布泊。
一个人把半辈子的路，都走在了同一片盐壳上。
[二]【库木库都克，一张十个字的字条】
1980年5月3日，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
队伍由水文、地质、土壤、动物、植物、化学等专业的人员组成，一共十个人，三辆车，队长是彭加木。
5月9日，队伍进入罗布泊地区。
5月底，队伍分成两路，从南北两个方向穿越干涸的湖盆。
6月上旬，两路队伍在湖区南缘会合。
这是中国考察队第一次自己组队，从北到南走通罗布泊的核心地带。
考察任务比原计划提前完成，队伍到米兰休整。
彭加木提出再走一趟东线：从米兰往东，经库木库都克、羊塔克库都克、红十井，绕一个大圈，从北面回乌鲁木齐。
队伍带上了七天的水和油，6月11日清晨从米兰出发。
出米兰不远，柏油路就没有了。
沙尘暴一场接一场，车轮一次次陷进沙里，挖出来再走，走不了几公里又陷进去。
三天时间，队伍只前进了150公里。
车上的水开始变色，桶底泛起一股臭味。
6月16日傍晚，队伍在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的地方扎营。
“库木库都克”在维吾尔语里的意思是“沙井”。
队员拿着铁锹往下挖，挖到一米多深，坑底还是干土。
前方还有四百公里，车上的油和水只够维持两天。
当天夜里十点十分，考察队向附近的驻军基地发出求援电报。
电报稿是彭加木亲自拟的，落款是考察队的代号“长江”。
电文写得很实在：今天二十点到达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处，缺油和水，请紧急支援油、水各五百公斤，在18日运送到这里，另，捕获一头野骆驼。
电报发出去了，他心里还压着一笔账。
那时候直升机飞一小时要两千多元，从驻军基地飞到营地，来回几个小时，运一趟水就是上万元。
他舍不得这笔钱。
队伍出发前，有人跟他提过，东边的疏勒河故道北岸有个“八一泉”，早年中日联合拍摄《丝绸之路》纪录片时，摄制组在那里加过水。
他翻开地图，库木库都克以东还标着几个“库都克”，那意思就是井。
6月17日早上九点，吃早饭的时候，他又提了一遍：一边等回电，一边往东去找水井，真找到了，就通知部队不要再派飞机。
队员劝他等回电到了再说。
十一点半，回电到了：飞机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你们不要动，原地待命。
十二点半，司机王万轩到车里取衣服，发现了那张纸条。
纸条夹在地图册里，一半露在外面。
日期上的“17”，是从“16”改过来的，大概是头一天写错过一次。
他的黄帆布包不见了，那只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
包里有他常用的资料、照相机、打火机和药品。
下午全队出动，顺着脚印往东追。
脚印在沙地上很清楚，走出去八九公里以后，地面变成坚硬的盐壳，脚印就断了。
断的地方有一个坐过的印子，从坐印和两个脚后跟的位置看，人是面朝北山坐的，坐了不短的时间。
旁边扔着几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那种糖是他在米兰买的，平时用来招待队员。
天黑了，队伍回到营地。
大家把车开到最高的沙包上，车头一律朝东，每隔一小时一齐开灯，光柱交叉着射向夜空。
篝火在几个沙包上烧着，信号弹一发一发打上去，红的绿的，在戈壁上划出弧线。
6月18日中午，直升机载着五百公斤水，找到了营地。
他要找的水，晚了一天，从天上来。
[三]【华盛顿饭馆里那位“老友”】
人还没有找到，消息先出了门。
1980年6月23日，新华社发出电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
第二天，全国报纸、广播都播了这条消息。
就在各方还在等着下文的时候，境外一家报纸把一个更抓人的版本推到了台面上。
1980年10月11日，香港《中报》在头版头条登出一封读者来信。
写信的人叫周光磊，自称“中国留美学者”，说自己是彭加木三十年的老朋友。
信里写得很细：1980年9月14日下午七时许，他和几个朋友在华盛顿一家饭馆吃饭，看见彭加木和两个美国人走了进来。
他上前问候，对方当面否认自己是彭加木，随即与那两个美国人匆匆离开。
信里还点了中国驻美使馆一位工作人员的名字，说此人可以作证。
为了让人相信，报纸还登出了这封信写给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的影印件。
信里另有一句：1979年回国时，还和彭加木见过面。
一个失踪了半年的科学家，忽然在异国首都的餐馆里被人认出来，这样的消息不需要翅膀也能飞。
合众国际社当天转发，日本《产经新闻》跟着转载，境外多家中文媒体反复刊播。
新华社的记者去查这件事。
周培源的说法是：从不认识周光磊。
那位被点名的使馆工作人员说，不认识这个人，也没有见过彭加木。
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对记者说：我们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老彭也从来没有提起过他。
破绽很快就露出来了。
信里称她“淑芳嫂”。
她的名字是夏叔芳。
一个自称交往三十年、还登门见过面的“老友”，把人家夫人的名字写错了一个字。
调查的人又去留学生和海外学者里打听，翻不出一个叫周光磊的人。
这封信漏洞多得像个筛子。
可它出现的时间太巧了，巧到足以让一份本来只是科学考察失踪的消息，变成一件牵扯到国家声誉的事情。
[四]【一场入冬以后才开始的大搜寻】
罗布泊的秋天很短。
十月底的风一起，白天的气温往下掉，夜里能冻透棉衣。
1980年11月10日，一支队伍从敦煌方向进了罗布泊。
这个时间进罗布泊，不是常规的安排。
湖盆里没有水，没有燃料补给点，车队一旦被困，救援要比夏天难上几倍。
队伍还是进去了。
参加这一次行动的单位有八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驻地部队、通信、汽车运输等方面的力量凑在一起。
六十九个人，十八辆车，三部电台，七名报务员，六顶帐篷，两口行军锅，两支信号枪。
出发前定的搜索方式，和前几次完全不一样。
前三次找的是一个可能还活着的人，队伍以跑线为主，沿着可能的路线追。
这一次是拉网。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80米，走过的地面插上红旗做标记，遇到低洼地带用钉耙一耙一耙地扒。
队伍分成几段，从库木库都克大本营周围、脚印消失处周围、疏勒河故道、八一泉、红十井几个方向一齐推进。
提出的口号写在纸上，也喊在风里：不丢一个沙丘，不拉一丛芦苇，不留一处空白。
从11月10日到12月20日，四十一天。
直接参加搜寻的，一千零二十九人次。
搜过的面积，一千零一十一平方公里。
平均下来，一个人一天要在大风里走完一平方公里的盐壳和沙包。
后勤基地远在敦煌，给养送进来一趟要走几天。
水罐车、油罐车、电台车在盐壳上跑，轮胎陷进去就得挖。
入冬以后，夜里冷得反常，不少队员先后病倒。
12月20日，队伍撤离罗布泊。
四十一天，没有找到遗体，没有找到衣物，没有找到那只水壶，也没有找到一颗纽扣。
四次搜寻，夏天三次，冬天一次，累计出动的人次、车辆、飞机，放在当时的条件下都算得上不惜成本。
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做到这个地步，本身就不寻常。
而真正让这件事变得不寻常的，还不是四十一天里那一公里又一公里的脚印。
当那份登着“周光磊”来信的报纸，连同几封加急电报一起被送到北京的案头时，没有人会想到，上面批下来的并不是“继续寻找”这四个字那么轻——八个单位、六十九个人、十八辆车、三部电台，四十一天的冬季拉网，就这样压在了罗布泊的盐壳上。
真正让这道批示变得沉重的，是它背后那层始终没有写进任何文件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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