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黄袍加身那年,后周孤儿寡母的江山换了姓。他自己就是武将出身,太清楚这把龙椅底下埋着什么了。登基才四个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反了,扬州李重进跟着反。赵匡胤夜里睡不着,想的不是北边契丹人什么时候南下,是明天早朝站在殿前那帮兄弟里,谁会第一个动手。
杯酒释兵权那场戏,后世说起来像一段佳话。石守信、高怀德几个人交出兵符,换良田美宅,回家喝酒养老。赵匡胤干得漂亮,没杀一个人。禁军最高指挥权拆成三衙,调兵权和统兵权分家,枢密院调不动兵,三帅带不了兵,互相瞪着眼,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这套设计精不精?精。稳不稳?稳得不能再稳。可它防的是自己人,不是契丹人。
宋朝的军费,搁在当时的世界里是天文数字。禁军从宋初的十九万,几十年间膨胀到八十二万,加上地方厢军,总兵力一百二十五万,中国古代史上除了明朝,就数它兵多。养这么多兵要多少钱?财政收入的一大半往里砸,砸完了还不够,朝廷允许军队经商。士兵平时不操练,去搞长途贩运,织毛缎给长官赚外快,训练废弛到上阵拉不开弓。一套步人甲一千八百多块甲片,穿在身上威风凛凛,可穿甲的人一年摸不了几次兵器。这叫什么?拿金子打了个笼子,把自己关进去了。
更绝的是宋太宗的指挥方式。他亲征幽州,高粱河一战被打得骑驴逃命,从此落下病根。怎么治?他的方子是:前线怎么打,他说了算。将帅出征,他给画阵图,规定到了哪儿摆什么阵,敌人来了怎么应。前方将领明明看见战机,不敢动,得等皇帝远在开封的指示。张洎说过一句话,兵聚则功成,兵分则祸集。宋太宗听见了,假装没听见。他怕的不是打不赢,是哪位大将打赢了之后威望太高,回头也给他来一出黄袍加身。
这就是宋朝的死结。它的经济越繁荣,财政越有钱,赵家皇帝就越觉得可以用钱买安全。给辽国岁币,给西夏岁币,换边境安静。澶渊之盟那会儿,宋真宗算了一笔账,打仗一年要花三千万,给辽国三十万,划算。账面上确实划算。可账本底下压着的东西,算不出来。燕云十六州在人家手里,宋朝的马场就没了,骑兵凑不出几千人。步兵两条腿追四条腿,打赢了追不上,打输了跑不掉。宋朝的将军们站在城头往外看,看见的是人家的骑兵在自己曾经的养马地上遛弯。
有一件事特别能说明问题。范仲淹在西夏前线打仗,宋仁宗想给他升武职,以示重视。范仲淹连上三道奏表,坚决不干。一个在前线带兵的人,以当武官为耻。整个社会的风向标歪到什么地方去了?狄青从行伍里杀出来,打到枢密使,脸上还留着当兵时候的刺字。文官集团排挤他,骂他,最后他在惊惧里病死,四十九岁。能打的人待不住,想打的人不敢打,剩下的人坐在衙门里算钱。
金兵南下的时候,开封城里的金银堆得像山一样。宋徽宗、宋钦宗被捆着押往北边,后妃皇子宗室三千多人跟着走。那座城里最不缺的就是钱,最缺的是愿意拿刀拼命的人。你翻《宋史》,翻到靖康那一卷,字里行间都是同一个味道:一个把全部聪明才智用在防自己人身上的王朝,最后被外人一把捏碎了。
钱能买来岁币,买不来敬畏。城修得再高,守城的人心里先矮了三分,墙就只是砖头。宋朝三百二十年,富是真富,弱也是真弱。这两件事搁在一块儿,不矛盾。它的富,是靠捆住手脚换来的。捆住了武将的手脚,也捆住了这个国家的筋骨。等到对手不跟你讲价钱的时候,你才发现,账本上那串数,换不回一寸能站人的地。一个国家经济再发达,假如没有军事的野心和野蛮,没有积极进取的思想,那就必然被对手击败,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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