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陈思琦 深圳报道
深圳APEC会议进入最后倒计时，资本已率先落座。
据深圳市投资促进局披露，今年1—9月，深圳实际使用外资超440亿元，同比增长超60%。
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约270亿元，同比增长约两倍，占全市比重约六成；来源于APEC成员经济体的实际使用外资约400亿元，占全市总额约九成——相当于深圳每流入100元外资，90元来自APEC“朋友圈”，60元落在高技术产业。
可供参照的是，2025年深圳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超230亿元，占全市总量四成以上。今年仅前三季度，深圳高技术外资总量就超过去年全年，占比再上一个台阶。美国AMD深圳生态创新中心、丹纳赫生命科学仪器联合创新中心、德国默克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等优质项目相继落地。
“比起产能，外资如今更关注产业升级；不仅看制造业，也看‘微笑曲线’两端，在深圳布局研发中心、生态创新中心、知识产权保护等附加值更高的服务业环节。”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财税贸易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韦福雷表示。
换句话说，外资在深圳配置的不再只是一条产线，而是一个嵌入深圳产业生态的入口。而APEC，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深圳，赋能全球
今年9月，美国丹纳赫与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高端科学仪器（深圳）分中心达成战略合作，在深圳成立“生命科学仪器联合创新中心”。
作为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及医学诊断企业，丹纳赫今年将其在华战略升级为“创升中国3.0”，核心是“中国创新服务中国、赋能全球”。此次合作，双方将共同建设企业联合创新中心，搭建开放协同的创新平台，在高端科学仪器创新成果转化、创新项目培育、产业协同及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度合作。
丹纳赫是一个缩影。外资企业在华发展路径，正从早年依托成本优势的“In China for Global”（在中国制造，销往全球），转向面向庞大内需市场的“In China for China”（在中国，为中国），如今又升级为将中国的创新成果反向输出到全球的全新“In China for Global”（在中国，赋能全球）。
而深圳，正成为这条路径上的核心点位。今年前9个月，深圳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约270亿元，占全市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约六成。
仍以生命科学领域为例，深圳的产业底座，给了外资落子的底气。2025年，深圳医药制造业产值达530.15亿元，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营收1173.56亿元；医疗器械产值突破千亿元，占全国比重常年保持在8%以上。
今年6月，德国默克集团也将目光投向深圳，默克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在南山区竣工落成。
创建于1668年的默克公司，专注于医药健康、生命科学及电子科技三大领域，在全球拥有超6.2万名员工，业务遍布65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中国已有93年。
此番落成的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定位为集团的创新研发载体，将承接全球生物医药企业优质项目孵化、人才培养、创新药物和器械研发等业务；同时作为“默克加速器”，通过设立高端实验室和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全球生命科学、医药健康、电子科技以及其他新兴技术领域有前景的初创公司提供全面的技术和金融支持。
电子信息更是深圳的一大支柱和常青产业。深圳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连续多年稳居内地城市之首，华为、中兴等科技巨头均诞生于此。
今年4月，美国AMD深圳生态创新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将与大中华区现有的研发中心形成协同联动，持续强化AMD在本地的技术支持与生态构建能力。
AMD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潘晓明向媒体表示，深圳及珠三角地区具备完善的电子制造基础与活跃的创新环境，深圳生态创新中心的设立，有助于AMD更好把握技术发展趋势，加强与本地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的协同，提升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的整体效率，并进一步推动本地创新成果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以服务全世界的创新需求。
把时间线拉长，截至2025年底，深圳拥有外资研发中心超200个，研发人员超3万人，苹果、西门子、星巴克、TÜV莱茵集团、法国达索等跨国企业纷纷在深设立创新中心、研发及制造基地。
这些项目背后，外资在华投资动机正从传统的成本、市场导向，转向利用我国的创新生态网络，获取在全球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创新资源和能力。这种从“在中国、为中国”向“在中国、向全球”的战略转变，在深圳得到清晰的映射。
走向“微笑曲线”两端
高技术项目要持续“引进来”，靠的不只是产业积淀。
外资研发与制造环节要真正运转，数据跨境、人才流动、金融财税等服务业配套不可或缺。这些需求，恰好落在另一层制度安排上。
今年1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深圳入选新一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试点任务覆盖电信、医疗、金融、交通、教育等重点领域，既包括支持电信服务及相关数字产业开放发展、推进金融领域国际合作，也包括提升“两业”融合国际竞争力、便利境外人才从业执业等。
这无疑为外商带来了全新的投资机遇。
今年以来，在电信领域，越南FPT在深投资设立了区域软件信息研发与运营中心；在医疗领域，新加坡科瑞莱福在深投资设立的外商独资医院即将开业；在交通领域，新加坡康福德高（ComfortDelGro）已在深设立智能驾驶运营中心；在专业服务领域，澳大利亚星光等1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均在深设立代表处。
“深圳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从早期的ICT产业，到现在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无人机等直接面向终端的硬件产品，都为服务环节落地提供了依托。”韦福雷表示。
康福德高是一个典型样本。今年8月，其宣布在深圳设立全资子公司，计划年底将自动驾驶出行总部落地深圳。康福德高中国区总裁吴向锋公开表示，中国人口密集、出行需求旺盛，多元化的城市环境与多样的气候场景为技术验证提供了条件。加之新能源和自动驾驶产业链成熟，“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实践经验，未来也将复制到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等。”
韦福雷进一步分析道，深圳有以前海、河套为代表的制度型开放平台，人才、资金、数据等要素跨境流动更为顺畅。以人才为例，前海已累计实现26类港澳职业资格互认，覆盖法律、建筑、税务、医疗、金融等领域，相关专业人士可直接或经备案登记后在前海执业。
多年深港协同形成的默契，也在持续增强外资吸引力——香港可提供金融、法律、会计等与国际规则对接的高端服务，与深圳的产业场景形成互补。
今年3月，司法部发布公告，批准新设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新设1家中外联营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并批准1家代表处跨市搬迁。其中，新设的澳大利亚星光律师事务所、巴西利时律师事务所均落地前海，德国泰乐信律师事务所代表处也由北京迁址前海；新设的华商律师事务所与英国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亦选址前海。
“这是律所中国业务战略重组的关键一步。”泰乐信相关负责人表示，迁址的目的在于更紧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这一经济活力强、开放程度高的区域市场。泰乐信深圳代表处将重点为大湾区企业提供进军欧洲市场的法律咨询服务，服务范围涵盖并购、合资等海外投资活动，以及欧洲当地子公司的日常法律管理。
不难发现，外资在华布局正沿着“微笑曲线”向高附加值两端持续攀升。而深圳提供的，将不只是单个项目的机会，更是这条曲线延伸至全球的制度接口。
APEC“议题红利”
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正式拉开帷幕。
深圳作为东道主城市，来源于APEC成员经济体的约400亿元外资，前三季度已提前“到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成员的投资热情持续提升。另据世邦魏理仕（CBRE）测算，今年上半年，APEC其他成员经济体企业在深圳新设立办公场地的需求面积同比大增75%。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认为，跨国资本往往会围绕下一轮合作议程，提前布局研发中心、区域总部或各类合作平台，这是APEC带给深圳的“议题红利”。
毕竟，亚太自贸区建设、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看似宏大的APEC议题，背后都是企业日常经营中真实存在的跨境需求。
“上海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和北京‘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定位，均是在两座城市举办APEC峰会的同年提出。”世邦魏理仕中国区总裁李凌同样认为，APEC绝不只是为东道主城市带来短期流量，更将显著提升城市的全球影响力，为外资落子注入更强信心。
2001年APEC登陆上海，就曾掀起一阵对沪投资热潮——微软公司将此前在上海成立的“亚洲技术中心”发展为“全球技术中心”，惠普公司在上海成立“惠普全球软件开发中心”，通用汽车则宣布在中国建立第一家汽车信贷公司。
北京在2014年APEC会议后，于2015年5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启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此后，首家由外资控股的飞机维修公司在首都机场落地，外商独资的演出经纪机构开始设立，首家混合所有制的对外专项出版公司投入运营……
这些都不是会场内的直接产物，却是会议精神被国家政策接住、再被城市产业消化的结果。如今在深圳，APEC效应也已从会议接待层面向制度功能层面逐步延伸。
在数字经济领域，7月在成都举办的2026年APEC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上，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APEC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定位为集政策研究、规则对接、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式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平台，旨在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
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9月举行的APEC技术赋能低碳行动研讨会上，TELCA亚太低碳技术示范与合作平台（龙华）正式发起设立，旨在促进APEC各经济体之间的低碳技术交流、示范应用和跨境项目对接合作。
但流量始终不等于“留量”。真正决定外商是否投资的，始终是项目经济性与营商环境的长期可预期性。
韦福雷建议，下一步深圳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开放更多应用场景，并借鉴上海与北京的经验，更大力度吸引跨国公司在深设立区域总部、研发中心等，让一场会议激起的涟漪，远不止于会期。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