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美国学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谈到,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历史记忆,将深刻影响其未来道路。他关注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国家如何理解近代遭遇,以及这种理解如何进入国家发展目标。
这本书出版时,中国经济规模远不能与美国相比。对不少海外观察者而言,中国更像一个正在打开的市场,制造业也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领域。但布热津斯基注意到,经济增长之外,还有一股难以用贸易数据概括的力量:摆脱积弱、维护国家独立的愿望。
这种判断要放回近代史中看。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后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并开放通商口岸。此后数十年,列强以战争和条约不断扩大在华特权。1895年甲午战争清廷战败,《马关条约》规定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并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两。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损失不只在钱财,更在国家主权一步步受到侵蚀。
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款本息合计四亿五千万海关两,分年偿付。把赔款简单说成“每个中国人赔一两”,并不严谨;但这笔巨额负担确实压在一个贫弱的国家身上,也成为近代屈辱记忆中绕不开的一页。
历史并非抽象的伤痛。通商口岸里的租界、海关权益的丧失、领土被迫割让,都让人们切身感受到国家无力时会付出什么代价。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因而既是政治议题,也是社会各阶层共同面对的现实。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建立并不意味着所有困难就此消失,国家还要恢复经济、巩固政权、发展工业。但从国家主权的角度说,建立独立的中央政权,确实改变了中国长期受外部势力支配的局面。此后的工业化建设,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
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引进技术、扩大对外贸易,制造业逐渐形成规模。早期依靠劳动力和出口积累资本,并非什么羞耻的阶段,而是发展路径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产业升级并不会一蹴而就:基础设施、工程人才、市场需求和长期投入,缺一不可。
到了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明显升级。关税措施之外,争议也延伸到高技术领域和产业政策。美国对华为等中国企业采取限制措施,并推动半导体相关立法,折射出双方在技术、供应链与安全认知上的竞争。把所有分歧归结为“害怕中国”,未免过于简单;但大国地位变化带来的警惕,确实是关系紧张的一项背景。
中国制造业的体量增长,改变了全球产业分工。与此同时,芯片、工业软件、先进制造等领域仍有不少短板,不能把个别成果说成全面领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提供独立的全球定位服务,嫦娥六号于2024年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这些进展说明科研和工程能力在提升,也说明长期投入能够逐步转化为成果。
国家实力还体现在国防建设上。航母、导弹和远洋保障能力的发展,扩大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军事现代化并不等于必然走向冲突,关键仍在于如何理解安全边界、管控分歧。台海问题尤其敏感,外部力量的介入与两岸关系变化,都可能加剧误判,因而更需要审慎处理。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强调,中美关系对国际格局具有重要影响,也讨论过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可能。把他的观点缩成一句“预言”,容易忽略原书的复杂判断。他并非只谈遏制,也提醒美国不要把中国推向彻底对立。大国之间既有利益冲突,也有气候、金融、公共卫生等需要协作的议题。
所谓“洗刷屈辱”,并不是把历史记忆转化为对外敌意,更不是以新的强权取代旧的强权。它更具体地体现在维护主权、发展经济、补齐科技短板,以及让国家不再因贫弱而任人摆布。对外部国家而言,中国力量上升意味着旧有优势受到挑战;对中国自身而言,真正的考验则是如何在发展中保持稳定,并以可靠的制度和能力回应竞争。
近代留下的教训很清楚:国力不足时,主权容易受损;但实力增长之后,如何避免对抗升级,同样需要判断力。布热津斯基看到的,是历史记忆与国家意志之间的联系。中国的发展道路仍在延伸,而这段近代史所提出的问题,远不止一句“谁害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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