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原始文献:《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中国政府网刊载的本次记者招待会实录。正规权威参考书目(研究朱镕基同志任期的可靠材料)《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人民出版社,九届全国人大历次会议记者招待会实录(国务院公报、中国政府网存档),党的十六大、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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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的北京,早春的风还带着一丝料峭的凉意,树枝上的嫩芽刚刚顶出一点儿绿色,像是在犹豫要不要彻底伸展开来。

人民大会堂里,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进行。

走廊上的脚步声一波接着一波,会议室的门一扇接一扇地开了又关,议程一项接着一项地推进,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一个时代的交棒,就在这几天里完成。

有人悄悄数过日子:1998年3月17日到2003年3月16日,整整五年,这个身材略显清瘦、一开口就叫人打不住的湖南老头,在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经济转型时期,把这副沉甸甸的担子,不折不扣地扛下来了。

卸任前夜,他坐在那里,周围的气氛带着一点送别的意味。

有人压低声音,问了他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很简单,简单到三岁孩子都能听懂:下一任总理,会是谁?

他没有犹豫太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话。

就这么一句话。

没有人名,没有头衔,没有任何修饰词,甚至连一个字的评判都没有。

可就是这么一句话,让在场的人久久说不出声来,空气仿佛在那一瞬间凝固了。

那句话,比任何一个人名都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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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孤儿的起点,二十年被碾压的岁月

1928年10月23日,湖南省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棠坡,一个男婴呱呱坠地,哭声响亮。

这个男婴命运多舛。

他出生前,父亲就已经病逝了,是个遗腹子;到十二岁那年,母亲也因病撒手人寰。

此后,他由五伯朱宽涛抚养长大。

这世上,本来就已经够难了,偏偏还要在最需要人守护的年纪,接连失去两个最亲近的人。

这个孩子叫朱镕基,字长庚。

世系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八子岷王朱楩的后裔。

当然,这个皇室血脉在那个年代早已不剩半分荣光,只留下一个姓氏,和骨子里不服输的一身傲气。

战乱年代,读书不容易。

朱镕基在长沙战局逐渐不利的年代,跟随学校南迁到湖南衡阳,在颠沛流离中继续学业。

换别的孩子,这种颠沛的日子可能会耗尽全部精力,可朱镕基偏偏在这种环境里,把学习这件事死死抓住。

1943年,朱镕基从广益中学毕业。

在毕业考试的11门功课里,他有7门得到满分,名列第一。

对于如此优异的成绩,当时的校长非常惊讶,破例把他的成绩单存入了学校档案,其复印件至今还被湖南师大附中保留。

这就是朱镕基。

别的孩子忙着躲避战乱,他在颠沛流离里死磕课本,考出了连校长都惊掉下巴的成绩。

1944年,日军攻陷长沙。

这深深刺激了他。

2006年楚怡百年校庆时,他给母校写了一封信:"我虽然只在楚怡新化校址就读一个学期,但正逢日本侵略军攻占长沙,面临无家可归之际,国破家亡之感终生难忘。"

"国破家亡之感终生难忘"——这种感受,种在了一个十五六岁少年的心底,往后几十年,它一直在那里,从未消散。

1947年从长沙一中毕业后,朱镕基以湖南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考清华,湖南第一。

在那个年代,这就是最硬的出身之一了。

在清华,他成绩优异,当过学生自治会主席,结识了后来的妻子劳安,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东北人民政府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先后担任副处长、领导秘书等职务。

那时候的朱镕基,前途一片光明。

年轻、聪明、有能力,又有理想,说是人中龙凤也不为过。

周围的人,大概都觉得这个湖南来的清华才子,往后一定了不起。

谁也没想到,一场风波,把这一切全打碎了。

1957年,整风运动。

上面要求干部、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

朱镕基所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也一起动员起来,同事们劝他,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谁来提?

于是他提了。

在单位里讲了三分钟。

就这么三分钟的实话。

朱镕基自述: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他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但对他的处理还算是宽的,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之后,还继续留在国家计委工作。

三分钟,换来了二十年沉寂。

1958年并被开除党籍。

此后,朱镕基担任国家计委业余干部学校教师、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

随后,被下放到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直至1975年回到北京。

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处长,到干校插秧,到教老干部数理化,到在泥地里扛粮食——这一跤,跌得很重,跌得也很长。

1958年,他讲了三分钟实话,被撤副处、降两级、开除党籍,去教老干部数理化,去当工程师,去"五七"干校插秧,去管道局架电线,去社科院坐冷板凳。

这就是他三十岁到五十岁,整整二十年。

一个人最好的年华,就这样在各种劳动和等待里消耗掉了。

特殊时期,这种遭遇不是个例,但对于朱镕基来说,那些年的滋味,大概是刻骨铭心的。

1998年3月,在担任国务院总理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当一位美国记者问起那段经历时,一直侃侃而谈、与记者互动频繁的朱镕基,一下子变得表情非常严肃,然后他语调深沉地说:"这一段经历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

四十年过去,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说起那段往事,依然是"不想再提"。

有些事,不是不记得,是太记得了,记得太深,所以才不提。

到1978年,马洪同志要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

不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纠正了他的问题,同时恢复了他的党籍,恢复了他的职务。

这一年,朱镕基五十岁。

整整二十年,一个人从三十岁壮年,熬成了五十岁中年。

好在,他还在。

好在,历史给了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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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上海滩到中南海,一个改革者的加速度

平反归来,朱镕基没有闲着。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待了几年之后,经过国家经委的历练,他的才干越来越被人看见。

1988年,调令来了——去上海,出任上海市市长。

彼时的上海是个什么样子?

破败、拥堵、效率低下,官场上吃喝风、送礼风、推诿扯皮的风气笼罩全市。

八十年代末的上海,城市破败、基建落后,老百姓买菜难、住房难、出行难,官场吃喝送礼、效率拖沓的风气盛行。

这就是朱镕基接手的摊子,接手的时候,他已经快六十岁了。

换别人,可能先把关系理顺,先稳住,再慢慢图谋。

朱镕基不是这种人。

在上海任职期间,朱镕基推动了上海浦东新区的设立、外资政策创新、城市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为上海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浦东新区的设立,这四个字写出来轻巧,干起来是另一回事。

要协调中央政策、地方利益、土地征用、资金来源,各方关系如一团乱麻,每一关都是硬骨头。

他的风格很鲜明:不打官腔,不说废话,直接说问题,直接给方案,不行就换人,行就做到底。

上海的干部很快发现这个市长和以前的不一样。

浦东开发、城市基建、交通升级,他为上海腾飞埋下所有伏笔,但最让人动容的是,他的所有改革,出发点从来不是报表数据,而是民生冷暖。

这句话,不只是形容词,是实打实的行事风格。

在上海干出来的成绩,很快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1991年,朱镕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主持和参与中国宏观经济、财政、金融等领域的重要工作。

到了北京,等着他的是一盆更难啃的硬骨头。

那个年代的中国经济,说一个词就够了:乱。

通货膨胀、地方滥贷、"三角债"缠身、银行坏账累累……那是一盆烫手的山芋,接了就得硬着头皮往下端。

朱镕基到任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那笔几千亿的三角债。

企业互欠账款,你欠我、我欠他、他欠你,整个链条死锁,谁也动弹不得。

他遇到的第一件事,是一笔三千多亿的烂账。

为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和企业拿到钱后赖账不还,朱镕基动用了中央媒体全程公开曝光、通报进度。他曾严厉警告企业:如果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还在继续生产,制造积压产品,对于这样的企业先给"黄牌警告",下一步让它停产。

到1992年底,全国共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拖欠款2190亿元,硬生生把那条锁死中国工业的债务铁链砸断了。

两年,2190亿,链条砸断。

这效率,放在任何时代都叫人叹服。

这就是朱镕基的风格——不绕弯子,直接上,能用媒体曝光就绝不客气,能当场拍板就绝不拖延。

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升温,投资、房地产开发和银行信贷高速扩张,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

朱镕基通过控制信贷、压缩过热投资、整顿金融秩序等措施抑制经济过热。

经过数年调整,中国经济逐步降低通货膨胀,同时没有陷入严重衰退,实现了通常所说的宏观经济"软着陆"。

软着陆,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个不眠之夜、无数次拍桌子的会议、无数次和地方官员掰手腕。

1993年,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上任第一件事,约法三章:停违章拆借、禁高息大战、银行与自办公司脱钩。

40天内收回计划外贷款,"逾期收不回来就公布姓名"。

通胀压下去,汇率并轨,人民币迈出市场化第一步。

四十天,收回计划外贷款。

这速度,这力度,放到今天也叫人瞠目。

1994年,在朱镕基的主导下,中国国务院一口气推出了财税制度、金融体制、投资体制、企业制度、住房制度、物价体制等六个方面全方位体制改革,试图彻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框架。

在财税制度改革方面,朱镕基强力推行"分税制改革"。

此前,中国实行的是地方财政大包干制,导致"中央财政日渐入不敷出,地方财政过于膨胀"的"弱中央"局面。

分税制,这四个字至今仍是经济学教科书里绕不开的重要案例。

朱镕基的分税制,硬生生把"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扭转了过来。

过程当然不轻松——据说他亲自跑了各省谈判,据说有些省的领导当场拍桌子,据说他拍桌子更用力,更不妥协。

最后,改革推下去了。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从上海滩到中南海,从地方到全国,从一盆三角债到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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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进地雷阵,1998年那声震天的誓言

1997年秋,中共十五大。

1998年3月,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接替十年任期届满的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

这一年,他六十九岁。

就任总理的第一天,他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面对几百名中外记者,没有念稿子,没有打官腔,没有那种让人昏昏欲睡的套话。

他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满面春风,后面跟着他的四个副总理。

几百个记者用目光迎接这个人的到来,他没有发表就职演说,不过,一开始讲话就很精彩。

他似乎懂得吸引公众的奥妙不在于说些没有错误又没有用处的大话,而在于真情、机敏、幽默,有个性,以及不失时机地造成某种戏剧化的效果。

然后,记者们开始提问。有人问到了他面临的挑战、改革的阻力,问他有没有压力,准备好了吗——"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句话,1998年3月19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

当他说出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的时候,记者席上掌声响起,连外国记者也在鼓掌叫好。

说这话的时候,他知道前方是什么吗?他知道的。

亚洲金融危机,就在前一年席卷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多国货币崩盘,经济一夜回到解放前。

国际上一片唱衰人民币,所有经济学家都在预测中国必须贬值,否则扛不住。

国内更是乱麻一团:通货膨胀阴云未散,三角债还有尾巴,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银行坏账堆积如山,改革进入深水区,每往前走一步都是阻力。

这就是1998年的中国,他接手的家底。

地雷阵,不是比喻,是实景。

他承诺在四年内完成三件事情:一事力保人民币不贬值;二是激活经济,启动内需;三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

三件事,件件都是硬仗,件件都没有退路。

亚洲金融危机那阵子,境外热钱一波接一波冲击港元,香港岌岌可危,人心惶惶。

8月13日,香港政府在朱镕基总理的支持下,携巨额外汇基金进入股票和期货市场,与炒家直接对抗,并十分强悍地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将8月的股指抬高600点"。

那一仗,打赢了。

人民币,没贬值。

当时全世界都预判,中国一定会让人民币贬值,靠让利出口稳住经济。

但朱镕基力排众议、顶住所有外部压力,坚决守住人民币不贬值。

这句话说得轻松,但背后扛下来的压力,是任何局外人都很难想象的。

就在金融危机还没完全过去的时候,1998年夏天,长江爆发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

长江流域遭受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个省市受灾,死亡4150人,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人民币。

洪水一边肆虐,朱镕基一边去了九江视察。

朱镕基到江西九江视察,发现防洪堤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防洪堤里有垃圾、有芦苇秆,这种豆腐渣工程,让他当场大发雷霆,说出了那句被后人广泛引用的"这是腐败工程,是豆腐渣工程"。

1998年,朱镕基曾在反腐会议上说:"反腐败就是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决不姑息手软。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

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

这话,不是作秀,不是表演,是真敢。

很多年后,回头看那个年代的朱镕基,你会发现这种敢说、敢担、敢骂的气质,贯穿他整个任期,从未改变。

那五年,朱镕基还干了一件影响极为深远的大事——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朱镕基政府进行了艰难的中美以及其他多边贸易谈判,并推动中国在关税、工业、农业、金融、电信和服务业等众多领域进行相应改革。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后,中国更深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并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

加入WTO的谈判过程,说一个字就是"难"。谈了多少轮、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在谈判桌上被对方拒绝再从头来过——这段历史,是中国走向世界进程中最沉重也最关键的章节之一。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

这一天,距朱镕基任总理,只剩下不到一年半。

他把这件事做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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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年将满,那份沉重的账单

2003年3月5日,人民大会堂,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

这是朱镕基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五年了。

地雷阵,他趟过来了。

万丈深渊,他绕过去了。那些当年号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件一件,落了地。

可他自己心里清楚,那份账单翻过来看,并不全是红字。

国企改革提高了一部分企业的效率,也帮助中国解决了大量长期亏损企业的问题,但社会代价同样巨大。

大量国企职工经历下岗、分流、买断工龄或者提前退休。

对于很多曾经相信"国企就是一辈子保障"的家庭而言,这是一次极其剧烈的人生转折。

那些下岗工人的脸,在朱镕基眼前,大概是难以抹去的。

朱镕基2003年卸任时,他所推动的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和银行体系改革仍有不少未完成。

未竟之业,这四个字,对于一个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挂在嘴边的人来说,是什么滋味?

五年前,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义无反顾"。

五年后,他一条一条数着那些做完的和没做完的事,心里的感受,恐怕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这是他2000年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话,说这话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在替自己写盖棺定论了。

就在正式卸任前夕,会议室里,有人问了他那个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下一任总理,会是谁?

他环顾了一下,沉默了片刻,没有摆手,没有笑,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话。

就这么一句话。

没有人名,没有头衔,没有祝福,没有期许,没有任何套话。

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怔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那句话,像一块石头压在所有人胸口。

当那份最后的政府工作报告送出去,当大红印章盖下去的那一刻,当朱镕基缓缓站起身来的那一秒,所有人都不会想到,他最后说的这句话,会让所有知情者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每次想起,都只能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