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新京报2017年5月30日《山东济阳高考状元失踪17年 家人寻找多年未有线索》；中国新闻网·成都商报2017年6月15日《高考状元出走17年 父母苦寻：回来吧，爸妈养你》；澎湃新闻2020年5月30日《消失的人｜高考状元、南大学生失踪廿载，近七旬父母心力交瘁》；齐鲁网2017年6月5日《济阳曾经的高考状元失踪17年 年迈父母盼儿归》等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2000年4月19日，清晨七点过，南京浦口。
长江北岸这片地方在当时还叫新校区，四周是农田、工地和没修完的路。
一个穿运动服的男生在食堂吃完早饭，向同宿舍的同学借了十块钱，说等下个月补助发下来就还。
同学没往心里去，十块钱在那年头够吃两顿食堂。
他走出食堂，出了校门。
此后二十六年，没有人再见过他。
他叫张来玉，1981年生，山东济阳人。
失踪前九个月，他是济阳县理科第一名，被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录取。
他住的那间宿舍，一个专业九个人，来自不同省份。
宿舍里留下的样子，几家媒体的记述基本一致：被子叠好，书摊在桌上，钱包在抽屉里，身份证压在枕头下面，脸盆里泡着换下来的衣服，水没倒。
行李没带，证件没拿，纸片没留。
2000年的中国，街面上几乎没有摄像头，身份证信息没有联网，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只要不主动露面，就能从所有记录里消失。
他消失得干净，干净到二十六年之后，警方向家属能够答复的，仍然是同一句：没有新的比对结果......
【一】济阳的夏天，全县都在等一个名字
济阳在济南北边，贴着黄河。
1999年它是济南市下辖的一个县，县城不大，一条主干道从东头走到西头用不了半小时。
张来玉家在这里。
父亲张立新在县直机关工作，母亲菅庆英退休前是县纪委的干部，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
那几年，张家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爷爷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房子不宽裕，他放学回家吃饭、睡觉，很少在屋里待着。
爷爷对孙子的期望说得很直接，挂在嘴边的话是考名牌。
老人没等到那一天，高考前就去世了。
他念的是济阳一中。
小学到高中，三好学生证书、奥林匹克竞赛奖状攒了一摞，母亲后来按年份一张张捋平，能铺满一桌子。
高中三年，他多次考全校第一。
那三年他没住校，一日三餐在家吃，吃完饭小跑着回学校上晚自习。
母亲记得他初中时还没女生高，到高中毕业已经长成大小伙。
母亲说他话不多，有点闷；同学说他并不内向，跟人玩得开。
两种说法都成立，一个人在不同的人面前本来就不一样。
县城中学的秩序是按分数排的。
谁进前十，全校老师都记得；谁稳在第一，校长见了都要问一句。
张来玉在这个位置上待了几年，第一成了他的标签，也成了一家人的脸面。
县一中的老师把他当成冲清华北大的苗子带，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对他的期待比家里还急。
这份期待落到纸上，是一张张排名表、一次次单独谈话、一本本额外的习题。
他复读那年，教室里贴的还是各科排名，谁的名字在前，全班都看得见。
1998年他第一次高考，报的是北京的高校，没录取。
复读那年，作息更紧，早读更早，晚自习更晚。
同一年，一个女生也复读，两人成了同级。
他们常来往，谈的是功课，也通信。
女生那年考进了北京的高校。
1999年夏天，全国288万名考生进考场，他是第二次考。
成绩出来，他不敢自己查，是同学帮着查的。
分数是济阳县理科第一，地方电视台的报道里说，这个分数高出清华北大的录取线。
那年山东填志愿在出分之前，手里只有估出来的数字。
估高几分，第一志愿落空，往下滑一批；估低几分，分数白考，进一所配不上的学校。
县里的第一名也不敢赌，稳字压过一切。
县里开了表彰大会，奖励一千元现金。
他把钱转手送给了一个家境困难的同学。
母亲后来回忆那几天，说当时觉得自家可能是济阳县最幸福的人。
街坊也羡慕，见了面就说孩子成绩好，还懂事。
志愿是这年夏天最有分歧的一件事。
成都商报记下的说法是，他起初要报北京邮电大学，父母觉得全县状元不上个名牌可惜，坚持让他报南京大学。
新京报记下的说法略有出入，母亲说他本来的志愿是北京大学。
两个版本指向同一件事：他想去北京，最终去了南京。
一位知情人告诉成都商报，是父母改了他的志愿。
母亲对记者的说法是，一家人商量之后报的南大，她心里有点觉得后悔。
他没有反对，也没有表现出不高兴。
1999年9月，父亲陪他坐火车去南京。
济南到南京六百多公里，绿皮车走一整夜。
这个从没离开过山东的十八岁男生，行李里装着通知书和几件换洗衣服，去了长江北岸。
【二】浦口的九个人
南京大学浦口校区在长江北边，那年算新校区，周围是农田和工地，进一趟城要坐轮渡，或者绕长江大桥。
母亲后来对记者说，新校区环境和住宿都挺好，同宿舍的同学也挺好。
这句话她说过不止一次，说的时候语气是平的。
材料科学系他那个专业，一个年级九个人，来自不同省份。
九个人坐进一间教室，每一个在自个县里都是第一名。
专业小，课上老师点得过来每个人。
他的借书证后来被母亲收着，南京大学图书馆，学号09151009，单位一栏写着材料科学系，照片上的人理着短发，嘴唇上有一撇小胡子。
同一年发的图书证、军训时拍的照片，他穿着迷彩，戴一副圆框眼镜。
1999年是高校扩招的头一年，全国本专科招生从上一年的108万涨到159万。
学费刚涨上去，一年几千块，对县城家庭不是小数。
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困难补助的名目不少，他拿到的是最基础的一档，每月十块钱。
第一学期的课表排得满，公共课多，专业基础课刚起步。
1999年秋天的浦口，过江主要靠轮渡和长江大桥，还没有地铁。
轮渡班次密，周末进城的学生大多走水路。
那一带当时还属江浦县，2002年才撤县设区并入南京。
宿舍楼里一部公用电话，排队打，长话短说。
他打电话用IC卡，冬天排队能排到手指发麻。
校门外是农田，晚上路灯少，出了大门就是黑。
一个新生的活动半径，基本就是同宿舍、同专业那几个人。
南京大学在那几年的高校格局里属于最靠前的一档，能进来的多是各省考在前头的学生。
县城的第一名到了这里，先要学会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学生。
他每隔两三天往家里打一次电话，从没断过。
母亲一般不找他，等他打回来。
电话里说的是家常，挺好、钱够花、吃了。
国庆放七天假，他去了北京，去找那个女生。
南京到北京，夜车十几个小时，他赶在假期结束前回到学校，回来以后照常上课。
2000年春天，北京寄来一封信。
同学后来告诉家里，那是分手信。
女生本人托人转告媒体，事情已经过去，不愿多谈，具体什么时候提的分手也忘了。
母亲对这件事知道得不多，只听说两个人常通信，也听同学说，女孩并没有看上他。
这封信在宿舍里出了事，报道留下了两个版本。
成都商报写的是：出走前一晚，七八个同学在他宿舍打牌，有人翻出那封信，当众拿他取笑，说女朋友把他甩了。
他火了，没动手，喊了几声让人滚，一气之下把信烧了。
两个版本都指向同一件事，一封本该收在抽屉里的信，成了宿舍里的公开话题。
母亲7月去南京收拾东西，一封信也没找见。
还有一件事是家里后来才知道的。
他把这个学期的生活费借给了一个高中同学，身上其实没什么钱。
关于这个家和他的距离，母亲说得坦率：孩子从小比较优秀，家里没什么压力，沟通也少，他的内心世界他们并不了解。
这句话隔了二十年说出来，等于把当年的疏忽认了下来。
【三】从4月17日到4月21日
2000年4月17日晚上，他给家里打电话。
这通电话被母亲记了很久：接通之后那头停了一会儿，父亲先开口，问怎么样，他说挺好；
问还有没有钱，他说有；问要不要跟妈妈说，他说不用。
话说得少，挂得快。
两天后，4月19日一早，有同学在食堂碰到他去吃饭。
上午上课，他没到。
任课老师派人去宿舍找，宿舍没人。
当天晚上他也没回来睡，同学感觉不对，把情况告诉辅导员。
学校组织师生在校内和周边找了两天，没有结果。
找的范围包括宿舍、教室、老乡的住处和校门外的旅店、工地。
派出所接到报案后，沿火车站、汽车站排查，同样没有结果。
同学起初没太当回事。
那天晚上宿舍里的人没见到他，以为他去找老乡玩了。
等到第二天上午的课也没人，才觉得不对劲。
4月21日，电话打到张立新单位，问张来玉这两天没去上课，是不是回家了。
张立新说没有，对方说，他也不在学校。
电话打到单位时，张立新正在上班。
菅庆英后来对记者说，听到这个消息，人像被震蒙了。
放下电话，张立新往家赶，当天动身去南京。
第二天清早到学校，辅导员韩民和学生处的老师已经在宿舍门口等着。
学校说明，找了两天没找到，才通知家里。
他入学还不到一年，学校对他的了解有限，能提供的线索也不多。
宿舍里的景象，张立新看了一遍。
被子叠着，书摊在桌上，钱包在抽屉里，身份证压在枕头下面，脸盆里泡着衣服。
要洗的衣服还在水里，说明他以为自己还会回来。
张立新在宿舍里哭得站不住。
那天早上食堂的事，是同学后来讲的。
学校每月发十块钱补助，他跟同学借了十块，说下个月发了就还。
派出所那边立了登记。
济阳这边，县委宣传部也加入了寻找，印了寻人启事。
启事上写姓名、籍贯、口音、走失时间、衣着，配一张证件照，浓眉大眼，嘴唇上有一撇小胡子。
张家在南京奔走五六天，宾馆、车站、码头都去了，没有消息，只能先回济阳。
走之前，他们把联系电话留给了辅导员和同宿舍的几个人。
学校继续组织人找，警方也出了人手，沿着火车站、汽车站排查。
那年头没有监控，没有手机定位，没有网络寻人。
成年人失踪在那时的处置里位置尴尬。
家属报了案，派出所能登记、能帮着找，可这类情况不属于刑事案件，没有立案侦查的强制力。
张家回到济阳以后，开始在报刊上登启事。
报社的版面按字数算钱，他们一次登好几家。
2000年7月，菅庆英和姐姐去了一趟南京大学，把儿子的东西打包收好。
下一学年可能要搬校区，她们特意嘱咐辅导员，搬的时候告知一声。
【四】十块钱的欠账
十块钱，一盆没洗完的衣服，压在枕头下的身份证。
三样东西后来被反复提起，提得多了，几乎成了这桩失踪案的物证。
它们的分量不在于值多少钱，在于它们共同指向一种状态：临时离开。
远行要带证件，告别要收拾行李，就连想不开的人，也常常会把桌面收一收、把话留在纸上。
他把衣服泡进水里，把生活费借给同学，又跟人借了十块钱并且说好下月归还。
这三件事放在一起，一个人就不像是要长久地走。
第二天早上，他穿着运动衣出了校门。
失踪之初，张立新夫妇的判断很朴素：孩子心情不好，出去散散心，钱花完了自然会回来。
等他们知道这个学期的生活费早就借给了高中同学，这个判断就落了空。
一个身上没有钱的人，走不远，也躲不久。
他不写日记，不留字条，不给任何人打过招呼。
这个孩子从小被夸懂事，让大人省心，不闹，不顶嘴，把自己的意思往后放。
从小学到高中，他的名次被安排，他的学校被安排，他要去哪个城市也被安排。
没有人问他愿不愿意，也没有人觉得需要问。
他一次也没有说过不。
2000年4月19日以后，这个家换了活法。
而那天早上，食堂窗口递出去的十块钱，二十六年后还挂在账上。
没有人会想到，这笔谁都没当回事的欠账，会成为整件事里唯一一笔明确的、还没来得及结清的钱；
也没有人会想到，从这十块钱开始，一个县状元、一所名牌大学、一对父母的后半生，会被拉进同一件事里，会让这个山东家庭，陷入长达二十六年无边无际的寻找与煎熬……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