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籍贯之争，本质上是历史行政归属与现代区划变迁之间的错位。若以元末明初的行政建置为准，施耐庵是兴化人；今日常说的“大丰说”，主要源于1951年后白驹场部分区域被划归大丰，以及地方文化资源开发中的现实考量。两者指向的原始地理坐标本是一处，分歧在于用哪个时代的“地图”去标注古人。下面按“大丰—兴化—泰州”的顺序分别梳理。
大丰说：区划调整与资源效应
“大丰说”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与行政背景。1951年，原属兴化的白驹场部分区域（含白驹镇街区）被划归新析置的大丰县。这意味着，施耐庵故里所在的“白驹场”这一地理概念，在20世纪中叶之后被行政区划分割到了两个不同的县市境内。今天的大丰白驹镇，确实在1951年之前属于兴化。
然而，区划调整并不能反向改写历史籍贯。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即便在大丰建县之后，原白驹场辖境的绝大部分（包括施家桥村）仍在兴化境内，划入大丰的仅是串场河以东、范公堤以西的狭小带状土地及白驹街市。换言之，“白驹场”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单元，其主体并未整体移交给大丰。此外，大丰白驹镇建有施耐庵纪念馆，这是文化纪念设施，而非籍贯判定依据。据记载，施氏宗祠较早为施耐庵后裔施文灿等将施公故居改建而成，前后穿堂三进；1993年8月20日，大丰市政府在大丰白驹镇原施氏宗祠的旧址上建成“施耐庵纪念馆”。纪念馆依托宗祠旧基而建，本身恰恰说明其性质是纪念与陈列场所。正如郑板桥纪念馆存在于多地，并不改变郑板桥是兴化人的事实。
兴化说：白驹场长期隶属兴化
施耐庵的籍贯记载，历来与“白驹场”紧密相连。白驹场是元代两淮盐场之一，其行政归属在历史上长期明确。从宋代至1952年大丰建县前，白驹场在行政上一直归属兴化县管辖。明代万历年间，白驹场的盐务管辖权虽有短暂调整，但地方行政仍归兴化。出土的《施奉桥地券》开篇即写明“大明国直隶扬州府高邮州兴化县白驹场街市居住”，这是当时人记当时事的直接物证。
在文献与文物层面，支持“兴化说”的证据链较为完整。施耐庵后裔世代聚居的施家桥村，今属兴化市新垛镇，村中存有施耐庵故居遗址与墓地。学术研究指出，施耐庵故居及出土文物所在地是“兴化县施家桥”，其晚年隐居与归葬之地也在兴化白驹场施家桥。1982年江苏省社科院组织的调查以及2012年中国水浒学会等机构的考察，均确认施耐庵祖籍为江苏兴化。
泰州说：盐务管辖不等于民政归属
网上偶尔也有泰州人跑出来说：“白驹场是盐场，隶属泰州管辖，施耐庵是泰州人。”明初两淮都转盐运使司下设泰州、淮安、通州三个分司，白驹场初隶淮安分司。乾隆元年（1736），因淮安分司远驻淮安、督管不便，淮安分司所属淮南地区的庙湾、新兴、伍祐、刘庄、白驹5座盐场改由泰州分司管辖。
盐务分司管辖的是盐的生产与课税，不是地方民政。一个盐场在盐政上归某分司，不等于其地面上的百姓户籍、田土诉讼也归该分司所在的州县。白驹场的灶户在盐政上听命于分司，在民政上仍然是兴化县的编民。兴化地方政府的信息明确：明清时代兴化属扬州府高邮州。这部分人把盐业管理系统误当成了行政区划系统。这两套系统在明清两淮盐区长期并行，厘清它们的边界，结论便水到渠成地显现于眼前。
分清“历史籍贯”与“今日坐标”
这场争论之所以持续，部分原因在于讨论中混用了两个不同层面的标准。若问“施耐庵是哪个历史时期、哪个人？”答案清晰：他是元末明初兴化县白驹场人。若问“他的故里遗址今天在哪个行政区划内？”则需要区分具体地点：施家桥村在兴化，白驹镇街区在大丰。有学者提出“耐庵故里为兴化，亦为大丰”，这一表述的合理之处在于承认了区划变迁的现实，但若将其理解为“施耐庵在历史上同时属于两地”，则失之含混。
严谨的表述应当是：施耐庵的籍贯是历史上的兴化白驹场；该场在1951年后部分区域划入大丰，但故里核心遗址仍在今兴化境内。尊重历史行政归属，同时正视今日区划现实，才是对待这位文学巨匠里籍问题的合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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