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央视《艺术人生》殷秀梅专访；人民网书画频道殷会利艺术简历、；中国新闻网｜《“相宜”范扬殷会利联展》； 洛阳日报《“佛源”“释源”相逢方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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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秒钟的视频，引来漫天猜测
2025年秋天，唐山南湖广场，一场露天音乐会正在上演。
舞台临水，秋风一阵阵拂过场地。
台上的殷秀梅身着黑底碎花长裙，头发梳理得整齐利落，耳坠在灯光下微微晃动。
开口的一瞬间，《长江之歌》宽厚舒展的歌声漫开，盖过了风声。
台下人头攒动，不少观众举着手机录像，还有上了年纪的听众，听见熟悉的旋律，眼眶慢慢发热。
一曲唱罢，她躬身行礼，转身走下台阶。
通道光线偏暗，地面还散落着没收拾干净的线缆，一旁的年轻人上前，轻轻托住她的胳膊，放慢脚步陪着她一级一级往下走，她另一只手还持续朝着台下观众挥手致意。
这段短短十秒的视频被传到网上之后，各种猜测四起，衍生出不少脱离事实的传言。
面对铺天盖地的流言，殷秀梅没有出面解释半句。
最后站出来澄清的是她的弟弟殷会利，话语简短直白：“姐夫根本没有回法国，两个人一直好好的。”
一句话平息了这波谣言。
可谣言散去之后，不少网友翻出殷秀梅过往的故事，生出了很多疑问。
大家都好奇，这位家喻户晓的歌唱家，半生奔波舞台，背后藏着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她又究竟在追寻什么。
要寻到答案，故事得从几十年前，黑龙江那座依煤而生的小城说起。
第一节 煤城里长大的姑娘，十四岁被文工团选中
1956年1月1日，殷秀梅出生在黑龙江鹤岗。
这座城市因煤炭而兴盛，乌黑的原煤，温暖了东北漫长寒冷的冬天。
城里很多人的生计，都和煤炭紧紧绑在一起，街上往来的车辆，不少都和运煤有关。
这里的冬天格外漫长，十月前后就开始结冰，室内外温差巨大。
家家户户玻璃窗上结满厚重霜花，早上出门，门把手冻得冰凉，要先用热水烫一烫才能拉开。
小孩子在雪地里疯跑，棉裤很快冻硬，回到家往炕边一坐，许久才能缓过来。
殷秀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天生嗓门洪亮，底气十足，站在院子里喊一声，隔壁邻居都能听见。
殷秀梅家里一共五个孩子，她排行老三。
父亲常年在外做地质勘探，风雪里奔波，回家的时候一身尘土； 母亲在煤炭公司上班，白天忙工作，回家还要操持一大家子的起居。
家里的活计没有固定分工，谁有空谁就搭把手。
小小的殷秀梅早早明白，一家人过日子，本就是互相帮衬，这个道理，她记了一辈子。
那时候家里条件不算差，母亲很会打理日子，手头不宽裕，也尽量把家里收拾得体面。
她会给小姑娘缝制好看的花衣裳、绣花鞋，就连床围，都绣着精致的图案。
殷秀梅后来登台，偏爱色彩鲜亮、样式好看的衣服，这份审美，就是小时候一针一线熏陶出来的。
年少的殷秀梅，那时候根本没想过自己以后会靠唱歌立足。
学校上空时常有飞机掠过，她总跑到操场仰头观望，看着飞机缩成天边小小的白点，才肯回教室。
在她心里，飞行员是一件特别威风的事。
谁也没有料到，日后带着她走遍大江南北的，不是飞机，是她天生的好嗓子。
十四岁那年，鹤岗文工团到学校挑选学员，听说这个姑娘歌唱得好，就把她招进了文工团，成为一名学员，工龄也从这时算起。
学员的日子很苦，天还没亮就要起床练功，压腿、下腰、开嗓，一项都不能落下。
冬天练功房没有暖气，双手冻得僵硬，她就把手揣进袖子捂一会儿，接着继续练习。
文工团排练任务繁重，白天排练、晚上还要登台演出，卸妆、收拾道具结束，回到宿舍常常已是后半夜。
她骨子里的倔劲，就是在日复一日的排练里打磨出来的。
别人练三遍，她就练五遍；哪个音唱得不到位，不用老师提醒，自己主动停下来反复打磨。
长年累月下来，她对音准的感知格外敏锐，旁人演唱里细小的差错，她一听就能察觉。
团里人手紧张，一个人要承担好几份工作，今天独唱，明天伴舞，后天还要客串配角。
排《白毛女》的时候，她既要唱，也要练舞蹈，长时间踮脚站立，脚趾磨破发炎，贴上纱布、裹上棉花，接着上排练场。
那段时间洗脚只能避开伤口，结痂之后，才敢好好清洗，一连好几个月，脚都没法好好舒展。
性子倔强的她，受了委屈很少争辩，总在心里憋着，找机会表达自己的不满。
有一回排练《白毛女》，她实在不想继续排练，去找团长提出不想演，被劝了回来。
心里憋着一口气，上台的时候，她换上一双黑色呢绒袜子。
喜儿的舞台造型本该配白袜子，黑色在舞台上格外扎眼。
下台之后团长很生气，质问她，她梗着脖子回应：“如果你还要我继续上台，下次我还不知道会穿什么。”
这就是年轻时候的殷秀梅，棱角分明，不肯轻易低头认输。
1975年，当地针对招工人员出台调整政策，部分早期入职人员需要清退。
殷秀梅是1970年进入文工团，本来不在清退名单里，最后名字却被加了上去。
工作没了，工龄记录中断，那段时间，也没有材料可以证明她之前的工作经历。
那十个月里，她没有到处申诉哭闹，每天安安静静在家收拾屋子，一遍一遍擦拭房间。
闲暇的时候，她抱着半导体收音机站在厨房，跟着里面的歌声一句一句学，连过门伴奏都熟记于心。
旁人替她着急，她反倒神色平静，仿佛丢掉的不是一份工作。
后来政策调整，她重新回到文工团。
没过多久，黑龙江省歌舞团发来通知，借调她去广交会参加演出。
电报信息写得简略，等到了现场，她才发现其他人都准备好了演出服装，还有伴奏乐队，唯独她没有演出服，也没有伴奏。
倔劲又上来了，她不愿意登台。
省歌舞团负责的人到处寻找她，有人说她姐姐在电梯厂上班，一行人就跑到厂区宿舍挨栋寻找，大声呼喊她的名字，最后在三楼的单人宿舍找到了她。
几个人连劝带请，把她带到歌舞团，临时借来一套演出服，安排手风琴伴奏。
仓促登台，她本以为只是应付一下，结果展演结束，全场只选中了她一个人。
这次演出之后，专业文艺团体看中了她的能力，把她调到北京，进入中国广播艺术团。
刚到北京，她住在集体宿舍，行李简单，一个箱子就能装下全部家当。
演出任务一个接着一个，衣服自己洗，发型自己打理，妆也自己画。
团里舞台条件简陋，灯光、布景都不算精良，可只要站上舞台，她的歌声总能照亮全场。
1979年，电视剧《青春啊青春》播出，殷秀梅演唱主题曲； 没过多久，她录制了《妈妈教我一支歌》。
两首歌曲传遍全国，越来越多人认识了这个嗓音厚重明亮的歌唱演员。
之后很多年，春晚的舞台上总能看见她的身影，《我爱你，塞北的雪》《长江之歌》《党啊，亲爱的妈妈》，一首首经典曲目，留在几代人的记忆里。
事业稳步上升的时候，她选择继续深造，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从头夯实专业功底。
她的唱法融合多样风格，民族和美声的特点兼而有之，音色宽厚透亮，辨识度极高。
老百姓喜欢听她唱歌，很多人跟着学，却很难复刻她的味道。
她自己常说，唱歌靠气息支撑，单凭大喊，是唱不长的。
那段时间，她跟着艺术团出国巡演，去过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
没有扩音设备，直接在剧场里清唱。
她穿上特色民族服饰，长长的裙摆垂落下来，当地媒体形容她，像身着盛装的公主。
国外同行劝她留在海外深造，她婉言谢绝，她说国内还有广阔的土地没有走遍，能在家乡的舞台上唱歌，就足够了。
舞台上的事业一路向好，可她的生活里，一直留着一处空缺。
第二节 婚礼当天，她就萌生了分开的念头
殷秀梅有过一段不太顺利的婚姻，是经人介绍相识，两个人相处时间不长，就定下婚事。
请柬已经送出，酒店预定妥当，亲戚朋友都通知到位，事情走到这一步，很难再撤回。
婚礼当天，站在现场，她心里冒出一个清晰的想法：这段日子，恐怕过不长久。
后来在节目里，她直白地说起这件事。
两个人性格差异太大，遇事想法完全不一样，就像一个人想从大门出去，另一个偏要走窗户。
同一件事，很难达成共识，也不会激烈争吵，只是处处别扭。
勉强维持几年之后，两个人和平分开。
恢复单身的十年，她把重心全部放在演出上。
常年奔波在各个城市，大部分时间都在火车、招待所、后台化妆间度过。
亲友不断劝她再找个伴，她并不着急。
她喜欢自在的状态，一个人生活，想吃就吃，想休息就休息，屋子收拾整齐，不用迁就别人的想法。
外出演出归来，家里冷冷清清，推开门只有自己开灯；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只能自己倒水照料自己； 搬家收拾行李，也只能靠自己。
朋友一次次给她介绍对象，她都婉拒。
不是不向往陪伴，只是不愿意为了结婚，勉强自己陷入一段别扭的关系。
1998年，四十二岁的殷秀梅在飞机上和人聊天，身边坐着一位名叫菲利普的法国男士。
对方看了她很久，主动搭话。
殷秀梅只是简单聊了几句，飞机落地之后，两人各自分开，她并没有放在心上。
几个月之后，菲利普邀约她吃饭，两个人客气交谈，没有深入来往。
殷秀梅当时没有多想，跨国相处，语言、生活习惯都有隔阂，并不看好。
又过了一年半，一通电话打到她这里，听筒里传来流利的中文，对方自报名字，她愣了一下，没想到这个外国人，默默把中文练到了这个程度。
这件事，让她心里松动了一点。
菲利普追求的方式并不热烈，不会天天打电话，也很少送鲜花礼物，隔一段时间约她吃一顿饭，慢慢相处。
殷秀梅看重的是守信，答应的事情一定做到，这一点，菲利普做到了。
两人决定结婚，婚礼在法国里昂举办。
菲利普的父亲拿出一枚承载家族荣誉的宝石戒指，戴在她手上。
到场的大多是菲利普这边的亲友，大家讲法语，殷秀梅听不懂，只是温和地笑着，菲利普在一旁帮她翻译。
那天她穿一身红色礼服，在异国的婚礼现场，明艳又从容。
婚前她把条件说得清清楚楚：不会更改国籍，不会定居国外，要长期在北京生活。
菲利普一口答应，之后申请调动工作，往返两地，最后长期定居北京，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婚后，她依旧全国各地跑演出，排练、晚会任务接连不断。
四十二岁之后，她很难挤出完整的时间休养备孕，也不想贸然停下热爱的事业。
生孩子这件事，一天天搁置，最后成为心里的遗憾。
2004年做客《艺术人生》，朱军问到这件事，她没有回避。
她说，在最合适的年纪没能拥有孩子，心里肯定有遗憾。
但是命运给了她一副好嗓子，收获了无数听众的喜爱，人不能贪心。
话说得平静，主持人没有继续追问。
台下观众都听懂了她话里的遗憾。
这份无处安放的柔软心意，慢慢倾注到了娘家弟弟的身上。
第三节 1983年，那间小小的宿舍
殷秀梅的弟弟叫殷会利，1962年在鹤岗出生，比她小六岁。
殷会利从小偏爱画画，一支铅笔、一张纸，就能安安静静画上很久。
家里的桌面、墙根、废纸上面，到处都是他的涂鸦，老师都说，这个孩子有绘画天赋。
1983年，殷会利考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年这个学校在东北只录取两个人，他就是其中之一。
喜讯传回鹤岗，一家人高兴得好几晚睡不好，母亲反反复复和邻居分享这个好消息。
那时候殷秀梅刚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进入中国广播艺术团，在北京站稳脚跟没多久，工资不高，只能靠着演出补贴补贴生活。
她把收入一分为二，一部分维持自己日常开销，剩下的全部寄给弟弟。
学美术花销很大，学费、画布、颜料、外出写生的路费、住宿、吃饭，样样都要花钱，普通家庭很难承担。
殷秀梅尽力兜底，弟弟需要什么，她就寄过去，从来不会叮嘱他一定要好好学习，钱寄出之后，不多说别的。
多年之后殷会利回忆，姐姐从来没有让他为钱发愁，安心读书就好。
单位分给殷秀梅一间不大的单人宿舍，一张床、一张桌子，转身都要小心。
每到周末，殷会利背着画板过来，姐姐就在小屋里做饭。
炉火升起，饭菜香气填满狭小的房间，姐弟两个人围着小桌子吃饭，是那段清贫日子里最温暖的时光。
北京住房紧张，小屋放不下两张床，吃完饭后，殷会利带着画板回学校，殷秀梅收拾碗筷，准备第二天的排练。
日子不算富裕，但是姐弟俩心里踏实，有奔头。
殷秀梅觉得理所应当，自己是姐姐，从前姐姐们照顾她，轮到她，就该帮扶年纪小的弟弟。
家里五个孩子，谁家遇上难处，其他人都伸手帮一把，这是他们家一直以来的习惯。
殷会利毕业后，先到人民日报社下属的新闻出版社做美术编辑，常年和版面、插图、字体打交道，心性慢慢沉静下来。
1990年，他去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从事美术教学，一边上课，一边坚持创作。
读书的时候他就很刻苦，白天上课，晚上在画室画到熄灯，回到宿舍继续动笔。
他清楚姐姐供自己读书不容易，所有努力都放在画纸上。
他擅长焦墨人物画，墨色浓重，用笔干枯硬朗，画面看着苍劲，画里的市井百姓、赶路人群，又藏着鲜活的烟火气息，业内评价他的画“干裂秋风”。
除了绘画创作，他还设计邮票。
方寸邮票之上，野骆驼、长臂猿、钟楼、清真寺，都从他笔下诞生。
《第二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野骆驼》《长臂猿》《钟楼与清真寺》《马鹿》《白马寺与大菩提寺》，一套套邮票定稿印刷，走进千家万户。
到2008年《白马寺与大菩提寺》发行，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设计中外联合发行邮票。
殷秀梅家里墙上，挂着弟弟的画作，抽屉里放着一本集邮册，里面收好他设计的邮票。
她看不懂专业绘画理论，但是能看懂画里熬出来的心血。
早年邮票还很珍贵，有人写信到单位打听邮票设计师是谁。
殷秀梅听说之后，就拿出集邮册，一页一页慢慢翻看。
有客人上门，她会指着墙上的画，轻声告诉来客，这是我弟弟画的，语气里藏着骄傲。
2015年1月，北京举办名为“相宜”的画展，是殷会利和画家范扬的联展，一共展出八十幅作品。
开幕式由董浩主持，莫言没能到场，发来寄语祝贺。
现场宾客很多，大家围着殷会利交流画作。
殷秀梅也来了，她安安静静站在人群外围，不抢风头，不主动上前。
有人认出她，上前打招呼，她只是笑着点头，往后退一步，把空间留给弟弟。
那天她穿着素净的衣服，不像舞台上光芒四射的歌唱家，只是一个过来给弟弟捧场的姐姐。
这一年，殷秀梅五十九岁，殷会利五十三岁。
殷会利的女儿，已经十五岁了。
第四节 1999年，她把孩子接到身边照料
1999年，殷会利的女儿降生，这一年殷秀梅四十三岁。
孩子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殷会利教学、作画，事务繁杂； 弟媳在医院上班，排班不定，作息经常颠倒，很难分出充足精力照看襁褓里的婴儿。
喂奶、换尿布、夜里哄睡，琐碎的育儿事情压得人喘不过气，殷秀梅主动搭手，分担照顾孩子的重担。
她从来没有带小宝宝的经验，第一次把婴儿抱在怀里，胳膊绷得僵硬，生怕力道重了伤到孩子。
宝宝打一个小小的哈欠，她都觉得可爱； 孩子哭闹起来，她就抱着在屋里来回踱步，一直走到胳膊发酸，也舍不得放下。
那几年她的演出安排依旧满满当当，全国各地赶场，回京之后还要录音、排练、参加晚会。
她硬生生挤出所有空闲时间，放在这个小丫头身上。
孩子慢慢长大，她经常去商场挑选童装、鞋子、绘本、玩具，不懂小孩子喜欢什么，就向店员打听，买回来不合适，再重新调换。
小姑娘脚上那双小皮鞋，是她挑了很久才选定的。
2004年，她带着这个小姑娘登上《艺术人生》的录制现场，朱军抱起孩子，对着台下观众说，小姑娘身上的头饰、衣服、袜子、皮鞋，全都是殷秀梅买来的。
台下响起一阵笑声，殷秀梅不好意思地笑了。
她给孩子买回一架钢琴，想着自己一辈子唱歌弹琴，希望孩子可以接触音乐。
钢琴漆面光亮，摆在房间里。
可孩子坐不住，弹两下就跑开，目光总落在爸爸的画板上。
殷秀梅试着教过几次，看孩子实在偏爱画画，便不再勉强。
她买来画纸、颜料、画板，支持孩子跟着爸爸学画画。
钢琴盖上布，静静放在房间角落，很少再被掀开。
小姑娘慢慢长大，对殷秀梅的称呼也变了，不再只叫姑姑，会喊她“姑姑妈妈”。
没有人教她这么叫，是孩子发自内心喊出来的。
第一次听见这个称呼，殷秀梅愣了许久，才轻轻应下，声音很轻。
之后孩子上学，读书的开销由殷秀梅承担； 等到孩子决定出国深造，留学的学费、生活费，也都是她来负责。
弟弟在北京购置房产，她也拿出一笔钱帮忙。
她给钱的时候，从来不会细细盘问每一笔花销，也不会定下还款日期。
弟弟开口求助，她愿意帮；看见家里难处，她也主动伸出援手。
她明白一家人，若是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亲情也就生分了。
当年弟弟买房，拿出的数目不小，旁人替她惋惜，她只是说房子是给一家人安稳落脚的地方，家人能安心过日子，比什么都重要，说完便不再多提。
日子一年一年往前走，从襁褓里的婴儿，到远赴海外求学的少女，春去秋来，无数个四季悄然流过。
没有人能算清，这些年她在孩子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又花出去多少钱。
直到那个姑娘长大成人，坐在她对面，轻轻叫了一声，又说了一句话。
屋里先是有人笑，笑着笑着，就没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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