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黄克诚调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因为湖南才刚解放，黄克诚上任伊始，便马不停蹄的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一天，黄克诚到省民政厅视察，与列队迎接的工作人员逐一握手。
也就是在迎接队伍中，一个中年干部始终低着头，目光躲闪，试图把自己藏在旁人肩膀后面。
尽管此人动作隐秘，但还是被黄克诚注意到。
一开始，黄克诚只是觉得这个人身影很熟悉，但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后来跟这个人握手的时候，他下意识瞥了一眼那张侧脸，猛然间便跟心头一个人对上了。
虽然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此人容貌已经大变，可那个轮廓他认得，此人分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一个早该在1935年就“消失”了的叛徒彭祜。
黄克诚没有当场发作，他不动声色地结束了握手，离开民政厅后才对身边人低声吩咐了一句：
“此人狡诈得很，先不要声张，以防打草惊蛇！”
那个低头躲避的人就是彭祜，一个曾经出席过古田会议、在红四军政治部当过组织部长的老政工干部，在带着六百三十多名战士集体投敌十四年之后，竟然以“进步干部”的面目重新混进了革命队伍。
井冈旧部，政工干部握兵权
要说起来，彭祜的资历可以说是相当老了。
彭祜是湖南宜章人，1894年出生。
我党早期领导人中，邓中夏是宜章籍，他于1919年回乡宣传马克思主义，给当地党组织建设打下了基础。
图|邓中夏
毛主席在1922年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当时这批党员中有宜章籍的高静人，后来他回到了老家，积极发展当地党组织。
1924年6月，中国共产党宜章近城小组正式成立，标志着宜章有了最早的党组织。次年7月，依托于这个小组，宜章县成立了中共宜章县委。
这是湘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县委。
彭祜早年革命经历记载并不多，但他应该是宜章地方党组织发展起来的党员，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宜章县委交通员、组织干事。
1927年年底，彭祜担任了中共宜章县委组织部部长。
当时大革命已经失败，党组织已经转入地下活动，湘南地区作为党组织最早发展的地方，当地拥有浓厚的革命基础。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转入宜章县境内，并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随后湘南特委决定宜章发动武装起义。
湘南起义声势浩大，起义成功后，朱老总把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可遗憾的是，因为缺少经验，湘南起义还是以失败告终，朱老总带着湘南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与毛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队伍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红四军。
彭祜跟着朱老总上了井冈山以后，再在红四军里从连党代表干起，当过营党代表、第二纵队党代表，在中共红四军八大上当选前委委员。
1929年12月，彭祜出席了古田会议，1930年夏调任红四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后来还担任过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政治组织部部长。
这份资历说明彭祜不是混进来的投机分子，他确实在红军政工系统里摸爬滚打多年，嘴能说，笔能写，做群众工作也有一套。
问题在于，资历和胆量从来是两码事。
1933年秋，彭祜调任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同时担任中共闽赣省委委员，与司令员宋清泉、参谋长徐江汉一起掌握了闽赣苏区的实际军权。
当时闽赣省委书记是钟循仁，省苏维埃主席是杨道明，两人都比彭祜年轻，地方工作经验丰富，军队管理却不在行。
彭祜、宋清泉、徐江汉三人牢牢把持着军区大权，听不进不同意见，钟循仁和杨道明名义上是领导，实际上被架在了一边。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后，闽赣苏区成了孤悬敌后的棋盘，国民党重兵压境，中央分局的指示很明确：停止硬拼，转入游击，保存力量。
彭祜和宋清泉偏偏要继续用阵地战和优势敌人死磕，建宁、泰宁、资溪三个据点接连丢失，部队越打越少，根据地越缩越小，最后只能钻进山里打游击。
钟循仁召集联席会议，提出遵照中央分局指示在闽赣地区坚持斗争，彭祜和宋清泉当场反对，主张把部队拉到闽南去“开辟新区”。
双方争执不下，彭祜和宋清泉见省委工作团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对钟循仁的不满一天比一天深，不久便借机私自转移部队，钟循仁为了团结只得跟着走。
紫山绝境，六百余人随他降
时任中共闽赣省彭湃县县委书记兼城防司令的方志春因为对省委以及军区领导提意见，结果被打成了“AB团”。
宋清泉、彭祜在经过商量以后，决定在部队转移过程中，把方志纯处决，还跟钟循仁商量。
好在关键时刻，方志纯提议在处决他之前，向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汇报，经项英复电说明，方志纯这才幸免于难。
1949年6月，方志纯南下到江西工作，与时任华东局副书记的陈毅碰头，两人谈及当年闽赣苏区失败的原因，方志纯主要谈了两点：
“一是路线不对，主力红军长征，中央根据地放弃后，闽赣根据地就显得单薄了，我曾提出，队伍应向闽北或闽西靠拢，闽北有黄道，闽西有邓子恢。这两个地方的群众基础好，地形又复杂，打几年游击是很有利的。但宋清泉、彭祜他们不同意，他们主张开辟新区，向闽南发展，钟循仁又动摇于两者之间。可是，闽南没有任何基础，去开辟新区那是十分困难的。结果，不仅没有在闽南站住脚，最后连闽赣根据地也丢了。”
“第二个原因是没有一个好的领导核心。当时，闽赣省的几个主要领导人，省委书记是钟循仁，省军区司令是宋清泉，军区政治部主任是彭祜……”
事实上也确如方志纯所说，前往闽南的路根本走不通，部队一路挨打，伤亡惨重。
1935年5月，队伍退到福建大田紫山地区，被国民党军围困，粮食断绝，士气低落。
早在两个月前，闽赣苏区就接到了中央分局的电文，大概的意思是因为局势恶化，今后中央分局不再电联闽赣，要闽赣苏区在今后坚持独立斗争。
接到这个命令以后，本就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彭祜和宋清泉更加绝望，他们开始暗中与国民党方面接洽，敌人甚至大摇大摆地抬着一头猪上山“慰问”，这一举动彻底触动了钟循仁和杨道明的神经。
两人找到宋清泉当面质问，宋清泉矢口否认投降的说法，钟循仁和杨道明劝诫他保持对革命的信念，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吓倒，可宋清泉、彭祜两人根本就听不进。
出于安全考虑，钟循仁让警卫连连夜转移到山顶，可他们低估了彭祜和宋清泉的险恶用心。
第二天清晨（1935年5月8日），宋清泉和彭祜带着六百三十多人分两批下山投降，敌军随即向山上发起猛烈进攻。
山上只剩四十人左右继续抵抗，二十多人战死，十余人被俘，钟循仁、杨道明等七人趁乱突围。
闽赣苏区多年经营的革命力量，一夜之间被两个叛徒彻底断送。
突围之后的钟循仁和杨道明七人同行目标太大，只得分散行动，两人化名滞留在福建永泰一带，寻找失散同志和组织关系，一次次落空之后流落到闇亭寺，于1935年8月削发为僧，钟循仁法号妙圆，杨道明法号馨扬。
彭祜投降后入国民党福建省反省院，写出《误入歧途与悔悟归来》的自首反共文章，国民党把这些材料空投到红军活动区域，极大地损害了红军的士气。
彭祜和宋清泉只享受了短暂的荣华富贵，就被国民党牢狱幽禁数年。
1937年5月彭祜获释后回乡教书，1941年加入国民党，然而即便是如此，他也没能过上自己想象当中的生活。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眼看要垮台，彭祜担心被清算，逃回家乡改名换姓，托关系进入湖南省民政厅工作，摇身一变成了“进步干部”。
长沙民政，握手一瞥锁叛徒
彭祜在湖南省民政厅藏了几个月，自以为改名换姓、托了关系，过去那段历史就翻篇了。
他没想到黄克诚会来民政厅视察。
1949年10月，黄克诚调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到任便马不停蹄地奔波，剿匪、镇反、土改、恢复生产，样样都要抓。
一天，黄克诚赴省民政厅了解情况，与工作人员握手时，意外在人群中瞥见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此人不仅躲在队伍里，还小心地躲闪着黄克诚的目光。
尽管只是一瞥，黄克诚立马便将眼前这人与脑海中的一个人对上了，他心里冒出的第一句话是：“这个人居然还活着！”
本来想上前打招呼的黄克诚立即停下脚步，吩咐秘书：“去秘密调查一下这个人。”
没过多久，秘书传来消息，黄克诚十分欣慰，立即布置抓捕。
彭祜还想狡辩，可一看到黄克诚，便如斗败了的公鸡一般，不敢吭声。
1953年3月，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彭祜死刑，立即执行。
陈毅在得知彭祜叛变时曾气愤地说过：“这些家伙终究会找到的，他们是历史的罪人，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彭祜从井冈山走到紫山，从紫山走到国民党反省院，再从反省院混进湖南省民政厅，每一步都在赌自己能不能躲过追究。
更可恶的是，在审判彭祜时，他声称自己亲手杀害了钟循仁和杨道明，在缺乏其他线索的情况下，组织不得不接受这一说法。
这个谎言一压就是几十年。
彭祜被处决的那一年，钟循仁和杨道明还在闇亭寺里默默种地、修路、交公粮。
早在1935年春，陶铸听归队的同志报告钟循仁、杨道明没有死，曾派人到闇亭寺一带寻找钟循仁。
恰巧，杨道明因肺病外出就医，寺中和尚以“无钟姓和杨姓外地人”为由打发他们走了。杨道明得知消息后说：
“这真是天大的遗憾。失之交臂，错过这次机会再也无法和组织联系上了！”
后来在那个特殊年代，杨道明也受到了影响，为了证明清白他 给他老家写过信，组织上也是凭借这个信息，得知杨道明尚在世的消息。
据说当年江西方面还曾邀请杨道明回去工作，但他自觉愧对组织，杨道明拒绝还俗、公开身份。
因为钟循仁始终拒绝透露身份，期间杨道明也没有透露过他的情况。
图|钟循仁和杨道明
1981年4月29日，钟循仁因病逝世，在临终前他特意叮嘱杨道明，不要向他家里通信，也不要向上级反映。
1985年，开国少将、原闽赣军区第十八团政委钟国楚得知老领导杨道明可能在福建永泰县暗亭寺出家。他专程驱车前往探望。
两个老战友见面以后，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杨道明身份大白以后，自觉应当对历史负责，况且他当年已经年过八旬，担心自己死后钟循仁的情况再无人知晓，因此在1988年，他主动向福建党史部门讲述了当年紫山突围的情况以及钟循仁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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