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1]新京报《山东济阳高考状元失踪17年 家人寻找多年未有线索》，2017年5月30日；[2]澎湃新闻《消失的人｜高考状元、南大学生失踪廿载，近七旬父母心力交瘁》，2020年5月30日；[3]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高考状元出走17年 父母苦寻：回来吧，爸妈养你》，2017年6月15日；[4]百度百科“张来玉（山东高考状元）”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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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的山东济阳，夏天闷得厉害，柏油路被晒得发软。
县里为刚放榜的张来玉开了表彰大会，红纸黑字，写着他全县理科第一的名次。
那一年他十八岁，第二次参加高考。
1999年全国有288万名考生走进考场，张来玉是这288万人里的一个，也是济阳县那一年考得最好的一个。
县里奖给他一千元现金，他当天就送给了班里一个家庭困难、母亲身患重病的同学。
母亲菅庆英后来对记者说：“人家都羡慕我们，孩子成绩好，还懂事，那时觉得，未来肯定特别好。”
那一年夏天，她觉得自己可能是济阳县最幸福的人。
二十六年过去，“未来肯定特别好”这句话，成了一家人最不敢翻的一页。
他的学生证、团员证、借书证，被母亲用一块布包好，放在家里。
借书证的照片上，年轻人浓眉大眼，嘴唇上有一撇小胡子，对着镜头笑。
证件没有作废，也没有收进箱底，就像主人只是出门一趟。
张来玉，1981年2月21日出生，山东济阳人，在济阳县第一中学读完高中。
2000年4月19日上午，南京大学浦口校区的食堂门口，是他被人看见的地方。
那天他身上没带身份证，没带钱包，只有跟同学借来的十块钱……
[一]【状元那年，一千块钱转身就送了出去】
张来玉出生在济阳一个机关家庭。
父亲张立新在县里的机关上班，母亲菅庆英也是机关干部，家里就他一个孩子。
爷爷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一家人和老人住在一起，屋子不大。
张来玉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跟两位老人感情最深。
爷爷对他寄予厚望，跟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考名牌”。
爷爷没能等到他高考就去世了，这句话留了下来，压在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身上。
家里的期望是有具体模样的，一张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个穿在身上的体面未来。
没人跟他说过读不成名牌会怎样，也没人问过他，除了分数，他还想要什么。
上了学，他的成绩一直拔尖，三好学生证书、奥林匹克竞赛奖状攒了厚厚一摞。
母亲把这些纸按年份一张张捋平，压在柜子里，多少年以后拿出来，还是齐的。
母亲说他性格内向，学习自觉，话不多。
这样的孩子在家里最省心，省心到没人会多问一句他心里在想什么。
母亲记得儿子初中时还没有女生高，到高中毕业，已经长成了大小伙。
高个子的那几年，他的成绩也跟着往上走，家里的奖状一年比一年多。
高中三年学业紧，他在家的时间并不多，除了吃饭睡觉，很少在家。
高考前他没有住校，一日三餐在家吃，吃完饭就小跑着回学校上自习。
在家里，他是个话不多的人。
母亲后来回忆：“孩子从小就比较优秀，我们没有什么压力，不过沟通也比较少，他的内心世界我们并不了解。”
同学眼里的他，是另一个样子。
几位同学说，他并不算内向，比较活泼，跟同学玩得比较好，是个“话篓子”。
一个人的两副样子，中间隔着一道门，门里门外的人，二十多年没有对上过话。
1998年，他第一次参加高考。
那一年他报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分数不低，却没有被录取。
金融是那几年最热的专业之一，报名的人多，分数线也高，填了，没进，就是这样。
同一年级有个女孩，成绩优秀，两个人常一起交流学习上的事。
女孩那一年考取了北京的高校，收拾行李去了北京。
他留了下来，又读了一年高三。
复读的日子不好过，课本翻第二遍，题目做第二遍，教室还是那间教室。
复读在当年的县城不算稀罕事。一个班里坐着的，有应届生，也有像他这样把高三又读一遍的人。
多读一年，家里多掏一年钱，孩子多熬一年夜，图的是把分数再抬高一截。
这一年里，他把想去北京读书的念头，反复跟父母提过。
1999年第二次高考，他考出了全县理科第一名的成绩。
县里开表彰大会，一千元现金装在一个信封里，交到他手上。
台下坐着老师、同学，还有县里的干部，他上台，鞠躬，接过信封。
散会以后，他把信封里的钱交给了班里那个母亲身患重病、家里困难的同学。
一千块钱，在1999年的县城不算小数目，够一个普通家庭过好几个月。
街坊的夸赞一句接一句，孩子站在旁边，笑一下，不多话。
母亲记得那阵子走在县城街上，人人都要夸一句这孩子有出息。
“人家都羡慕我们，孩子成绩好，还懂事，那时觉得，未来肯定特别好。”
一个十八岁的县状元，奖状一摞，口碑极好，谁听了都要说一声前途无量。
在小县城，状元是份很重的名头。它不只属于孩子，也属于学校、属于家庭、属于那条街。
名头越重，做决定的时候越不敢冒风险。
他想去的地方是北京，这一点他确实跟家里说过，说过的次数还不止一次。
后面的那张志愿表，写的却是另一座城市。
[二]【志愿表上，第一行换了城市】
1999年的高考，是先报志愿，后出成绩。
志愿表填在分数出来之前，一笔下去，改不回来。
那年头本科一批只能填一所学校，下面几个专业，后面还有一栏，问服不服从调剂。
学校的想法很实在，能进名牌，就别冒那个险。这句实在话，后来写进了那张表里。
估分、选学校、填专业，全在几天里定下来。
一栏填错，前面考出来的分数就白搭；一栏填对，一个县城孩子往后几十年的路就定了。
估高了怕滑档，估低了怕亏分，一个十八岁的人，要在几天里把往后几年押上去。
对复读了一年的家庭来说，这张表上任何一个空格，都压着一整年的时间和全部的脸面。
那个女孩比张来玉高一个年级，后来复读的时候，跟他成了同级。
两个人书信往来不断，学习上的事、往后的事，都聊。
信从北京寄到山东，又从山东寄回北京，一年里不知道走了多少个来回。
1998年那次高考，张来玉的成绩也考得很好，志愿却没有填稳，人大金融系没能进去。
女孩考取了北京的高校，先一步去了北京。
他复读的这一年，两个人在信里约好，第二年北京见。
直到第二次高考前，父母才隐约知道儿子在“交朋友”。
他们没有多说，只提醒他注意学习。
那阵子，张来玉提出想报考北京的高校，最初想填的是北京邮电大学。
父母不同意。
母亲后来对红星新闻解释过当时的想法，县状元的名头在手，几所学校给的条件都不错，不上个名牌，实在可惜。
父母和老师坐到一起商量，商量下来的结论是“保险起见”。
南京大学那边正伸着橄榄枝，材料科学系有名气，录取的把握也大。
他们跟张来玉商量，把志愿报成了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
母亲后来的说法是：“他当时并没有强烈反对报考南京大学，我们当家长的并不知道他俩进展到什么程度，只是听说经常书信往来，但是也有同学说女孩子并没有看上我家孩子。”
有知情人告诉红星新闻，当年是父母改了他的志愿，而他其实一心想去北京。
志愿表上的第一行，从北京换成了南京。
他没有吵，没有闹，也没有把话摊开。
一个十八岁的人，把想法说出口，没有得到回应，就没有再说第二次。
他遵从了父母的意愿，南下金陵，那张表上没有一个字是他自己拿的主意。
1999年9月，从未离开过山东的张来玉，在父亲陪同下坐上火车，去南京大学浦口校区报到。
从济阳到南京，一路南下，车窗外的景色换了几回。
那是他十九年里第一次离开山东。
父亲帮他安顿好行李，又坐车回了山东。
那一年材料科学系这个专业一共九个人，来自不同的省份。
九个人里，只有他一个人，是带着一张别人替他填好的志愿表来的。
[三]【浦口的风，和每隔两三天的电话】
南京大学浦口校区在长江北岸，离市区不近，那几年周边还带着点荒气。
教学楼、宿舍楼一片连着一片，出了校门就是农田和工地。
一个从小在县城长大的山东孩子，第一次出远门，落脚就在这里。
军训时的照片留了下来，照片上的他穿着训练服，站在队伍边上，晒得有点黑。
军训结束，开始上课，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日子按部就班地往下走。
从高中到大学，最不适应的不是课程，是没人管。高中三年有人盯着排名，进了大学，排名没了，方向得自己想。
他读的是材料科学系，班上一共九个人，宿舍里住着几个省份来的同学。
他办了图书馆的借书证。
证是纸卡的，外面塑封了一层，正面印着校名和三个红字，姓名、单位、学号都是手写填上去的。
学号开头的两位是99，说明他是1999级的学生，单位那一栏写着材料科学系。
离家千里，他每隔两三天就给家里打一个电话，报平安，从未间断。
电话里的话不多，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一切都好。
母亲在那头叮嘱他多吃一点饭，他应一声，就挂了。
家里人对这通电话很放心，一个在千里之外读书的孩子，还记得隔两天报一次平安。
1999年的国庆假期，开学刚一个月，他坐车去了北京，见了那个女孩。
从南京到北京，火车要跑一整夜。
回来以后，日子还是老样子，上课，吃饭，隔两三天一个电话。
北京那一趟回来，他的电话还是照打，话还是那几句。家里听不出变化，同学也看不出。
2000年4月17日晚上，他又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这一回，电话接通以后，那头顿了好一会儿。
父亲在电话里问他有没有事，缺不缺钱，要不要让母亲接。
他连着应了两声“不用”，就匆忙挂掉了。
母亲记得自己在电话里叮嘱他多吃一点饭，别瘦了。
她也记得，那天的语气跟平时不一样，像是有什么事没说出口。
新京报的报道里写得很清楚，那通电话之后，菅庆英再没有听见儿子的声音。
第二天，4月18日晚上，他还在宿舍。
宿舍里七八个同学围成一团打牌，声音吵得整层楼都听得见。
他端坐在热闹的寝室里，没参与，也没走开。
一个人坐在床沿，听着牌桌上的笑骂，坐了一晚上。
没有人知道，那一夜过去，他就再没回这间屋子。
[四]【四月十九日，那十块钱】
那封从北京寄来的信，是这一段日子里绕不开的东西。
大学同学后来告诉张来玉的家人，他失踪前收到了那个女孩的分手信。
信被舍友发现了。
4月18日晚上，宿舍里七八个人打牌，有人把信翻出来，当着众人的面戏耍他，喊了一句“张来玉，你惨了，女朋友把你甩了”。
他当时怒火中烧，却没有发作，只冲着那名同学喊了几声“你滚”。
屋里静了一下，牌又摊开了。
后来，那封信被他烧掉了。
母亲2000年7月去学校收拾东西时，没有找到任何信件。
写分手信的女生托人转告记者，事情已经过去，自己不愿多谈，具体什么时候提的分手，也忘了。
一封信，在宿舍里被当众念出来，又在一团火里烧成灰。
火光灭下去以后，宿舍照旧打牌，照旧说笑。
那一晚过去，4月19日天亮了。
宿舍的灯熄了，走廊里还有人说话，声音一阵一阵传过来，天亮得很慢。
那天是星期三，上午有课，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工作日。
南京的四月，早上还带着凉气，太阳出来以后才暖起来。
他穿了一身运动衣出门。
没有行李箱，没有背包，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
有同学一早碰见他去食堂吃饭，打了个照面，谁也没多说一句。
食堂里人来人往，窗口冒着热气，碗筷碰在一起叮当响。
他在食堂跟一位同学借了十块钱。
十块钱，在2000年，是一顿不算差的饭，也是一个人身上仅剩的余地。
钱递过去，接过来，塞进兜里。
饭吃完，他起身，端起餐盘，走到回收处放下。
推开食堂的门，他走进上午的光里。
门外是校园，是操场，是通向校门口的那条路。
再往后，没有一个人能说清他往哪边走。
上午的课开始了，他的座位空着。
任课老师派人去宿舍找，宿舍里没有人。
一整天，没有人再见过那身运动衣。
校门外的浦口，是工地、荒地、村路，再远一点就是长江。
而当那扇食堂的门在上午的光里合上，没有人会想到，一间宿舍会从此空出一个位置——更没有人会想到，那个位置上留下的东西几乎一样不少，少掉的只有一个塑料洗脸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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