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代的文坛,“后七子”是那个绕不开的文学集群,而来自鄂东兴国州,也就是今天黄石阳新的这位文人,正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一员。

很多人对他并不熟悉,可在嘉靖、隆庆年间的文坛,吴国伦诗名远播,游历四方,凭扎实的诗文造诣、鲜明的文学主张,跻身李攀龙、王世贞之列,成为明代“后七子”当中最长寿、创作最持久的一位。

他从鄂东山水间走出,以笔墨呼应时代风潮,在复古文风的浪潮里,写下属于楚地文人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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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伦生于1524年,阳新兴国州人,年少便饱读诗书,才情显露。嘉靖二十三年,他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初授中书舍人。彼时的明代文坛,台阁体早已衰微,诗文空洞乏味、萎靡柔缓。

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一批青年文人,高举复古大旗,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浮华空洞的时文,希望效法古典诗文的风骨,重振文学气象,这便是后世所说的“后七子”。

吴国伦进京之后,与这群志同道合的文人相交,理念契合,由此加入这个文学阵营。

入社之后,吴国伦并非简单跟风附和。他不盲从刻板的模仿,在复古的框架里保留自己的灵气。和李攀龙的峻峭、王世贞的宏博不同,吴国伦常年奔走各地,宦海辗转,足迹遍布南北。

他曾被贬江西,又出使闽中,遍历名山大川,所见风物、民间疾苦、边塞风光,都融入笔下。他的诗歌,既有学盛唐而来的雄浑格调,又带着楚地文人特有的灵动,山水诗、咏史诗、酬答诗皆有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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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山川,沉郁开阔;写乱世民生,饱含悲悯,跳出了单纯摹古、字句雕琢的弊病。

仕途坎坷,反而成就了他的文学厚度。嘉靖年间,严嵩父子把持朝政,吴国伦性格刚直,不肯趋炎附势。杨继盛弹劾严嵩被害,吴国伦不顾风险,亲往吊唁,因此触怒权贵,被罢官。

回到鄂东故土,他没有消沉,筑室读书,流连于富水河畔、幕阜山间,与乡贤交游,诗文创作迎来高峰。后来再度起用,历任高州知府、贵州提学副使等职,为官体恤百姓,兴学教化,公务之余依旧笔耕不辍。

在后七子当中,李攀龙早逝,徐中行、梁有誉等人相继离世,唯有吴国伦一直坚持创作,直到晚年,诗名依旧不减,王世贞曾评价他,称其晚年诗文愈进,老而不衰。

当然,吴国伦也有属于时代的局限。后七子整体的复古主张,后世也多有争议,一味推崇秦汉盛唐,难免有摹拟太过之弊。但吴国伦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被教条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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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扎根生活,把行旅见闻、乡土情怀注入诗文,很多篇章跳出了模拟的窠臼。他留下《甔甀洞稿》《续稿》等文集,诗文数量丰厚,是后七子中存作较多的一位。

作为鄂东少有的全国性文坛领袖,吴国伦也深刻影响了楚地文风。在他之前,湖北文人在中原主流文坛发声不多,吴国伦以兴国州士子的身份。

跻身全国一流文学团体,打破地域壁垒,让鄂东文脉被中原文坛看见。他回乡之后,讲学交游,带动鄂东读书风气,为后来荆楚文学的兴盛埋下伏笔。

岁月悠悠,明代文坛风云散去,很多名字渐渐沉寂。吴国伦能够名列后七子,既是顺应了一代文学革新的浪潮,更是依靠自身持之以恒的创作、刚直的人格与丰富的人生阅历。

幕阜山的灵秀,富水河的清波,融进他的笔墨。他以一名黄石士子的身份,在明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楚地文人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