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张来玉”词条所汇新京报、央广网、红星新闻、澎湃新闻、上游新闻等采访；标题与部分细节另见家属口述及公开寻亲资料整理，公开采访未给出离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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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南京大学浦口校区食堂刚开早饭，蒸笼的热气糊住玻璃，碗筷碰得叮当响。
张来玉摸遍口袋，空的，转头向同宿舍同学借了十块钱，说等助学金发下来从里头扣。
同学掏出来就给了。
十块钱搁在1999年以济阳县第一名考进材料科学系的人身上，轻得像一片刚抽芽的梧桐叶，搁现在大概就是扫码付掉的一杯豆浆钱。
他买早饭，坐下，一口一口吃完，起身推门，门外梧桐新叶被风吹得哗啦啦响，没人抬头多看一眼，打饭的队伍照旧往前挪。
那身运动衣是当天唯一跟着他出门的东西，连换洗的都没捎。
浦口校区那会儿偏，外头成片是荒地，春天风一起，土腥味能一路跟进门洞里，食堂到宿舍楼也就几步路。
十块钱不大，还法却提前说定了，一个把借与还都安排妥帖的人，那天早上连抽屉都没回去开。
2000年4月的南京还没热起来，早饭那点热气散得很快。
而当那扇门在他身后合上，说好的还法还搁在同学耳朵里，十块钱轻得连一张纸都压不住……
【一】分数没出来，笔先落下去了
1999年夏天，全国有288万名考生走进考场，张来玉是里头的一个，也是第二次走进去的那个。
成绩揭晓，他成了济阳县理科第一名。
满分九百，父亲张立新后来回忆，考了804吧。
家里把从小到大那摞奖状按年份收进抽屉，纸角一张张捋平，县里放榜那阵子，街坊看这户人家的眼神都带着点羡慕，横幅拉出去半条街，榜上名字按分数从高往低排，头一行最挤。
那会儿没有查分网站，也没有短信推送，分数怎么出来、什么时候出来，全等学校门口那张红纸。
榜一贴，人挤着往前凑，名字得从上一行数到下一行才敢确认，红纸边上浆糊没干，有人踮着脚把自家名字指给旁边人看。
济阳这种县城，一个理科第一名传得比通知单还快，当天下午家里就坐满了来道喜的人，茶杯不够用，得从邻居家借。
最磨人的是那套次序：先报志愿，后出成绩。
分数还没影儿，笔已经落下去，表交上去就不能回头改。
班主任帮着估分，拿前几次模考的分数线在草纸上比了又比，估高一步怕滑档，估低一步又怕委屈了分数，草表改一改还得重抄一份，抄错一个校名就得从头再来。
这波操作放到现在，大概相当于成绩还没查，先跟学校把意向签死，连反悔的窗口都不留。
张立新算过一笔账，上北大有希望，却没把握，第一志愿录不上，第二志愿就会很惨，好些学校一看到第二志愿就直接不接了。
那不是随口一说，当年录取按志愿顺序一轮轮往下走，第一轮没接住，后面能挑的余地一下就窄了大半，那本招生简章被翻到卷了边，页脚折了好几道。
家里把这本账翻来覆去算了几夜，算的不是孩子想去哪儿，是哪一个更稳。
他还是个复读生。
1998年头一回高考没走成，又啃了一年书才把这块牌子挣回来。
复读那一年作息比别人紧，早读、晚自习、周末补卷子，一样没落，教室后排又多摆了一张课桌，往届生跟应届生一块儿上晚自习。
家里没多说什么，可谁都清楚再来一次的份量。
填表的时候手会比应届生稳，也会比应届生紧，草纸上划掉的两个校名，橡皮擦得纸都起了毛。
县里第一名这个名头一出来，好几所大学给的条件都不错，搁现在有点像提前来捞人，只不过那会儿没有微信群，没有招生直播，全靠人捎话、靠一纸简章寄到学校传达室，油印的字有点洇，得就着窗光看。
老师把简章摊在办公桌上，哪所给什么条件、哪所往年录到多少分，一条条念给家里听，念完再让回去商量，商量完还得赶在截止日前把表送回去。
他准备填北京邮电大学。
想去北京，不全为学校。
高中参加奥林匹克竞赛那几回，他认识一个比他高一级的女孩，文科，成绩很好，两个人常凑一块儿聊学习心得，聊完各自回教室，纸条夹在竞赛题集里，集训那几周剩半下午，走廊里能站很久。
十八九岁的心事没地方落，只好先落在一座城上，北邮两个字里真正被看重的，其实是头一个字。
女孩1998年成了济阳文科状元，进中国政法大学，人已经先一步到了北京，从济阳到北京那趟车票，对学生不是个小数目。
装不进志愿表方格的那点念头，拐个弯落在了城市名上，这事儿搁今天大概会被弹幕刷一句懂的都懂，可在1999年的志愿草表上，它只是一栏规规矩矩的校名，旁边没人批注，也没人问过这一栏为什么非得在北边。
张立新夫妇拦过。
菅庆英的说法很直白，全县状元，一些大学给的条件很好，不上名牌有些可惜。
那句可惜说的是学校牌子，不是表格边上那点没写出来的念头。
家里把利弊摆了一桌，从录取把握说到将来出路，说到县城里出了个第一名该怎么走才不亏，饭桌上的账算到灯亮，谁也没起身去里屋问一句，末了志愿落在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方向从北边调到了南边。
一桌话里少了一样，没人扭头问过填表的人自己想去哪儿。
有位知情人跟红星新闻提过一层，当年父母改了他的志愿，他一心想去北京，那层说法是从旁人嘴里递出来的，家里当年没接过这个话头。
菅庆英自己后来反复咂摸过一句，咱孩子从不敢反抗，挺顺从家长和老师，当时没看出来他到底高不高兴，我们以为挺好的，也没寻思他愿不愿意；顺从两个字，那几年家里是当优点看的。
表上大人的手劲实打实，孩子那个不字，一次也没落到纸面上。
表填完，抄正，交上去，抄正那遍用的是新钢笔，墨没干透就折进了信封，秋天跟着到了。
1999年9月，父子俩一道南下，车次写在一张纸条上，纸条夹在录取通知书里。
先估分后出分这套办法没过几年就换了样子，可在1999年的济阳，一间屋子能做的选择就那么多，笔一搁，后面的路基本就定住了。
【二】隔上几天一回的报平安
1999年9月，张立新陪他坐绿皮火车到南京大学浦口校区报到。
那趟车慢，过江之前要晃上好一阵，车窗能推开一条缝，风里夹着煤屑味，行李架上塞着铺盖卷和脸盆，车厢连接处风最大，父亲把铺盖卷往里挪了挪。
浦口在长江北岸，那会儿进趟城得倒好几趟车，校区外头还留着成片空地，晚上路灯稀，走一段才见着一盏。
材料科学系一个专业统共九个人，来自不同省份，口音凑一屋，头一天晚上彼此报籍贯比报名字还热闹。
报到那两天校园里全是拎着脸盆的新生，铺盖、饭票、借书证一样样领到手，纸片比书先厚起来，饭票按月发，丢了不补，头一个月谁都数着花。
饭票是薄的，借书证是硬的，都得收好，丢一样就得跑一趟教务处补。
父亲最先到宿舍，替他挑了个好床位，被褥当天就铺好了，枕头拍过，蚊帐四角压平，床板拿手按过两下，靠窗那头不晃。
宿舍楼里那两天全是家长，走一个少一个，送完人他没在南京多留，当天就折回山东，临走前把该叮嘱的叮嘱了一遍。
多年后张立新还琢磨过，是不是这一下让旁人不痛快，那也只是他自个儿翻来覆去想的一句，没人接得上话。
1999年10月国庆放假，他直奔北京寻那个女孩，一名中学同学同行，两人在小旅馆住了几天，登记本上两个名字挨着写，柜台那盏灯昏，本子翻到中间一页。
那趟车票得提前排队买，旅馆按床位算钱，屋里没电视，白天出去走，晚上各自歇下。
同学后来回忆，那阵子两人的关系还正常，没见着什么大起大落，回程也没多提北京那几天。
假期结束回浦口，日子看着照旧：上课、打饭、回宿舍，跟同屋那八个人一样按钟点走，水房打水要错开高峰，暖壶挨着墙根排一溜。
材料系的实验排得满，基础课一节压一节，实验服第一次发下来袖口长出一截，卷了两道才合身，笔记比高中厚，晚上自习室关门才往回走。
国庆那几天没人多问，同屋只知道他去了趟北京，回来照旧把书摊到桌上。
得先说清1999年的通讯是什么成色。
家里一部座机，学生宿舍没手机，没微信群，没朋友圈，连短信都还没普及，谁要有急事，得往传达室跑一趟等喊人，那部机子白天归门卫管，晚上才轮到学生。
想跟山东说句话，得去排队等公用电话，插卡或者投币，前面一个人讲完才轮到下一个，队伍常常从楼梯口排到走廊，礼拜天排队的人最多，卡得提前在门口小窗买。
长途按分钟计，聊久了心里会默默算钱，话就自动缩成几句，卡上余额快见底时会嘟一声，那声一响话就得收尾。
搁今天叫定期报平安，那会儿就是一通按分钟计的固定动作，内容压缩到不能再压缩，连天气都省了。
宿舍楼那部公用电话晚上排得最长，谁捏着卡站过去，同屋就知道又是往家里打的，没人多问一句。
隔上几天，家里能接到一回电话，铃多半在晚饭后响，那会儿堂屋灯刚开，锅碗还没收，谁接电话谁把火先拧小。
话不多，翻来覆去一切都好，菅庆英叮嘱多吃点饭，他应着，两边就把听筒搁了。
偶尔多说两句，也是问家里老人身体、问饭票够不够，不往别处拐。
十来天或者两三天一回，家里没掐过表，只记得铃声一响就是那几个字，接完顺手把听筒摆正。
没有视频，没有定位，没有已读未读，家里能拿到的全部信息就是那几个字，外加听筒里一点没变的声音，连一张浦口校区的照片都没有，宿舍长啥样全靠他嘴里两句。
哪天没响，也不至于慌，隔上几天本来就是隔上几天。
座机搁在堂屋，铃一响谁离得近谁接，跟挂日历一样自然，信也少写，一学期能有一封就不错，线两头各自只说各自那半截。
家里和爷爷奶奶同住，空间小，他回家除了吃饭、睡觉，很少在家待，碗筷得等老人先动，他扒完饭就回学校。
高中那三年学业紧，回家基本就是扒两口饭、倒头睡，天亮又回学校，屋里连张专给他的书桌都没摆开。
爷爷那阵子身体不好，需要人照看，一家人才凑在一处住，屋子更显得转不开身，夜里还给老人留着一盏小灯。
菅庆英说过，孩子从小优秀，家里没觉着有压力，话却没多聊过，他心里那片地方我们并不了解。
这句话是隔了很多年才说出口的，那几年家里说话都短，长话留着等过年，电话里谁都没往深里问，问了也多半换来一句挺好。
一座县城到南京的距离，那会儿就压缩在一根电话线里，铃响之前谁也不知道那头今天要说几句。
家长记得的他话少、自觉，同学记得的他挺活泼，跟人沟通很多，玩得比较好，高中三年还多次考过全校第一，同学那副样子，家里是很多年后才从别人嘴里听全的。
两副样子摆在一块儿并不矛盾，人在不同屋子里本来就会调一调音量，只是家里那部座机，从来只接得住其中一副，另一副留在浦口的宿舍和阶梯教室里。
同一间阶梯教室里坐着的，也都是从各自县里考出来的前几名，谁肩上都不轻，头回点名念到谁谁应一声，口音又凑一屋。
功课比高中紧，实验报告一份接一份，期中之前就得把期末的预习排上，图书馆闭馆铃一响，一屋子人合本子往外走，借书证在窗口排成一溜。
周末有人进城，有人泡图书馆，日子被切成一格一格，电话铃就落在格子与格子中间。
【三】2000年4月，那通只说两三句话的电话
2000年4月，家里那部座机响过一回。
菅庆英接起来，那头顿了好一会儿才出声。
她问了三件事，有没有事、缺不缺钱、要不要她接，那头连着应了两声不用，先把听筒搁了。
有没有事这一问，到底没落着回答，连一句都好或者不都好都没给。
那阵停顿后来被家里翻来覆去想过好多回，铃怎么响的、先说的哪个字、搁听筒前有没有再吸一口气，谁也没能给它补上一句，堂屋那盏灯那天亮得比平常久一点。
离校前一夜，宿舍里七八位同学围作一团打牌，屋里灯亮着，牌拍得脆，暖气还没全停，窗子留了道缝。
有人翻出他从北京带回来的那封分手信，当着众人念了几句，一屋子跟着起哄，有人把牌一摊笑得直拍桌沿。
他怒火中烧，却没发作，只喊了几声让人出去便作罢，那一夜没再说话，也没把信收起来，信纸就搁在桌角压着。
同屋只当是没睡好，天亮照样各忙各的，谁也没把这一页跟第二天的早饭连起来。
那笔助学金得单说一句。
按学期评、按月贴补，发放要走几道手续，班里先报、系里再核，到账得等，那会儿没有电子转账，也没有到账提醒，十块钱先记在同学心里，全凭一句口头约定撑着。
借的人把扣还的日子都安排好了，钱却小到不值得写张纸条；同屋早见惯了他这路把小事办得格外齐整的习惯，书归书、票归票，借了就记着，不拖到下一顿饭，连饭票找零都当天算清。
那天早饭之后，宿舍里看不出要出远门的样子。
被子叠着，书本摊在桌上，脸盆里泡着没洗的衣裳；钱包、身份证、学生证、饭卡、借书证全压在抽屉里，一件换洗衣裳没拿，钥匙搁在桌面。
证件一样没少，人一样没带，两下里对得整整齐齐，连抽屉都没见着重新翻动的痕迹。
桌角那本摊开的书，页边还压着前一晚夹进去的纸条，纸条露出一小截，没写字。
2000年的校园离校不用打卡，没有定位，门口没监控全覆盖，谁几点出过校门全凭人记，传达室也不登记本科生进出。
点名没应，夜里床位空着，辅导员先在同屋和教学楼之间寻，把常去的几处都走了一遍；后来家里听韩民说，学校先寻了两天，没找到，才把电话往山东打。
那两天里，食堂照旧开饭，图书馆照旧闭馆铃，宿舍楼门口的自行车一排没动过位置。
2000年4月21日上午，南京大学学生处把电话打到张立新办公室，电话里说的是张来玉这两天没去上课、人也没在宿舍，家里回了一句没有，对方又把不在学校这几个字重复了一遍，两边没再往下多说，听筒就搁了回去。
办公桌上那份还没批完的材料摊着，窗外的春天已经挨到四月尾巴，梧桐叶比月初大了一圈，济阳到南京的那根线，那天上午只走了这么几句。
而当2000年4月21日上午那通电话从南京落到济阳，张立新把听筒搁回叉簧，指头在叉簧上停了半秒才松开，桌角那杯茶没动过，桌上摊开的书页还停在前一晚翻到的那一页，屋里没人先开口，堂屋那盏灯还亮着，所有人都不会想到，这通只说两三句话的电话，会把济阳那间屋子往后20多年的日子，一寸一寸挪成另一副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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