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31日，加拿大律师、投资人米勒（Charles Vance Millar）去世。米勒终身未婚、无子女、无近亲，他留下遗嘱：把绝大部分遗产赠给在其死后十年内，多伦多生育子女最多的母亲，如果有数位母亲生育的子女数并列最多，则由她们平分这笔款项。
当时加拿大媒体把米勒的上述遗嘱项目称为The Great Stork Derby（鹳鸟大赛）。Stork是“鹳”的意思，在西方民间传说里，婴儿是鹳叼着送来的，所以英文里常用 stork 代指“生孩子、添丁”。Derby是比赛、竞赛的意思。
米勒去世时遗产估值约30多万加元，十年后因投资增值到约50万加元，按现在的购买力约相当于900万加元。米勒的远亲多次起诉，试图推翻遗嘱；但加拿大法院最终维持了遗嘱中生育竞赛条款的有效性，竞赛也得以执行。
1936年期限截止后，有母亲声称生了10个孩子，但因非婚生、死胎、未及时登记等原因而被法院排除；最终法院认定4位母亲各在十年内生下9个合法且登记的孩子，四人平分米勒的遗产。
下图是获得鹳鸟大赛奖金的其中一个家庭合影，摄于1936年，来源是Toronto Star Archives。这个家庭在1926-1936年生了9个孩子，但在此前还生过几个孩子，所以孩子总数有十多个。
那么，米勒遗嘱的真实动机是什么？至今没有定论。考虑到米勒生前就以恶作剧闻名，他喜欢观察人们在金钱面前的反应，遗嘱里也多处出现故意捉弄人的安排：把赛马会股票送给反对赛马的人，把啤酒厂股票送给禁酒牧师。所以，米勒遗嘱的真实动机，很可能既不是单纯慈善，也不是为了鼓励人们多生孩子，而更像他一生恶作剧的终极版：用巨额财富测试人性。米勒还在遗嘱中写道，这份遗嘱“必然不同寻常且反复无常”，因为他没有近亲，也没有义务把财产留给谁；留下这么多钱，只是证明他生前“攒了超过自己需要的东西”是一种愚蠢。
米勒遗嘱生育竞赛的正面影响是促使很多家庭多生孩子。鹳鸟大赛时间跨度为1926年至1936年，并且恰逢经济大萧条时期，当时确实有不少家庭是为了获得奖金而多生孩子。
鹳鸟大赛的负面影响是它让很多妇女为了获得这笔钱而不断尽早怀孕、生育，甚至承受健康风险；而最终真正获得巨款的，只是极少数家庭。当时加拿大法律禁止售卖避孕药具，想多生的家庭也没有今天的辅助生殖技术，主要靠去掉自然避孕因素以及缩短产后空窗。自然状态下，产妇喂奶时会分泌催乳素，抑制排卵，常常半年到一年时间一般不会再怀孕。参赛家庭为了快点再怀孕，采用不喂母乳或提前断奶的方式，改喂稀释牛奶、粥、糖水，这样月经和排卵更早恢复，就可以缩短下一胎的间隔。
古今中外都有很多国家鼓励生育，但没有哪个国家是采用类似“鹳鸟大赛”这样的方式。现在各国政府奖励生育一般是：生第一个孩子就开始给奖励或补贴（有些国家是所有孩次的补贴金额相同，有些国家是补贴金额采用孩次累进制），而不是搞“限定某年内比赛生最多”，因为政府的人口目标一般是要“稳定人口”（即使要提升生育率也是要稳步提升），而不是要“十年抢生一波”。
在当今中国，也有一些人用个人财产来奖励生育，下面举两个例子。
例一，据2026年5月12日《无锡日报》报道：2023年7月，锡山区慈善企业家、无锡市华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泉生主动与锡山区政府对接，要求以个人名义捐赠设立“生育奖励金”。同年9月，潘泉生捐款5000万元作为社会公益事业奖励金，专门用于生育奖励。“生育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安康，更关乎社会的长远发展。作为一名企业家，能为这项民生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我感到很荣幸。”潘泉生表示。“生育奖励金”的发放对象是 2024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的新生儿，并且须具有锡山区户籍。2026年发放标准为：二孩家庭一次性奖励1.5万元，三孩家庭奖励4万元。
例二，据中国香港创生基金网站消息，携程集团联合创办人梁建章2025年11月以个人名义在香港设立“创生基金”，计划5年内投入5亿元，从“经济补贴、文化倡导、政策研究”三大方向探索低生育率的解决方案，其中有一个项目是向在学博士生发放5万元的生育津贴。2026年1月1日起生育子女的在港全日制博士生家庭，可申请5万元育儿与教育津贴，只要提交子女出生证明、高等院校在学证明及成绩单即可申请。到目前为止，创生基金已向100多位博士生发放津贴。
我认为，潘泉生和梁建章奖励生育的方式，显然比米勒的“鹳鸟大赛”更合理、更符合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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