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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北京策略(上海)律师事务所 刘畅律师

一个并不存在的智能手环,靠批量虚构测评,两小时后就被大模型当作“标准答案”推荐——AI答案入口正遭遇GEO操纵。北京策略(上海)律师事务所刘畅律师从“3·15”测评切入,结合近期监管处罚与司法案例指出:从搜索引擎“万词霸屏”到AI答案引用秩序,反不正当竞争裁判框架具有明显连续性。在区分正当GEO优化与虚假、同质内容操纵的基础上,本文仅从《反不正当竞争法》角度,讨论AI服务提供者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要件。

2026年央视“3·15”晚会披露了一组测评:一款并不存在的智能手环,靠批量投放虚构测评,两小时后即被主流大模型当作“标准答案”推荐;十二小时后,仍有模型向用户输出该产品的所谓功能参数。生成式引擎优化(Generative Engine Optimization,简称GEO),是指通过内容结构化、语义适配与权威信号强化,提升信息在AI答案中的引用优先级。就其本义而言,GEO是一项中性技术:投放真实、优质的内容使其更容易被AI采信,与搜索引擎时代的正当优化没有本质区别。本文讨论的不是这种正当优化,而是其实际运用中的两类越界行为——投放虚假或误导性内容,以及以批量同质内容人为改变检索源信息构成。为行文简便,下文统称“GEO操纵”。

近期,深圳、广州、北京等地市场监管部门陆续对GEO服务商作出行政处罚;杭州中院审结的全国首例AI代写“种草笔记”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无锡新吴区法院审结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的AI虚构测评引流案相继落槌。将时间拨回2022年3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全国首例“万词霸屏”案作出判决,认定闪速推公司干扰百度搜索引擎自然排名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四年过去,被操纵的对象从浏览器搜索引擎算法换成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检索与引用,信息入口变了,裁判框架却显示出明显的连续性。

笔者在对GEO产业链的观察中发现,围绕这一新入口的讨论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把GEO当作“AI专属”的新问题,主张现行法无法规制;要么把一切优化都等同于投毒。本文不取这两种立场。笔者认为,搜索引擎时代围绕排序位置形成的裁判规则,与今天围绕AI答案引用秩序展开的认定,在功能上具有同一性;在新的法规出台之前,律师的工作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把既有要件逐项对应到新场景之中。

囿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出发,讨论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尤其是AI服务提供者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要件,而不展开《广告法》上的广告可识别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标识义务,以及个人信息保护问题。

一、 两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行为构成及方式

(一)“万词霸屏”案:欺骗排序算法,占据搜索首页

闪速推公司通过系统为客户自动生成包含上万个能被搜索引擎算法识别的关键词的推广网页,并租赁“高权重网站”的二级目录发布这些页面,使与客户相关的内容有更高概率匹配用户关键词,霸占搜索结果首页。苏州中院认定该行为构成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其他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

其后,长沙中院在百度诉长沙比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一案中认定,“快排”“霸屏”服务恶意干扰搜索引擎自然排名,破坏了百度基于算法形成的有序运行的搜索生态,判赔150万余元;扬州中院在(2023)苏10民初40号案中进一步指出,法律评价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的用途、指向和盈利模式——专门用于欺骗排序算法并按客户推广需求收费的服务,超出了技术中立的保护范围。

这组案件确立了三条规则:其一,搜索引擎依据算法形成的收录和排名秩序,是平台投入成本形成的核心经营资源,属于受保护的利益;其二,以欺骗算法为手段、以占据排序位置为目的、使算法失准的行为,构成对网络服务正常运行的妨碍和破坏;其三,技术中立不能成为操纵排序的免责事由。

(二)GEO操纵:污染检索语料,改写AI答案

从财新等媒体披露的产业链看,服务商将客户品牌信息和关键词导入GEO系统批量生成软文,发布至多个自媒体账号;投放前还会在各模型中测试用户关心的问题清单,再针对重点提问定制内容,从业者称之为“先射箭,再画靶”。主流大模型普遍采用检索增强生成机制,判断信息可信度主要依据统计频率与多源一致性——同一内容出现的域名和账号越多,越容易被判定为可信。按投放内容所污染的信息维度,笔者将GEO操纵区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投放虚假或夸大的自我推介内容。

虚构商品、编造伪科技概念、伪造用户评价,使AI在回答推介类问题时推荐委托方的商品。行政层面,2026年9月深圳市市场监管局认定一家GEO服务商探测大模型回复偏好、编造虚假行业评分,构成虚假宣传;此前广州越秀区市场监管局对一家为律师事务所批量生成虚假TOP5榜单、虚构187起案件的GEO公司罚款12万元。

第二种,投放针对竞争对手的虚假负面信息。

围绕竞品质量、品牌比较等高频提问,批量投放虚假负面测评、伪造的投诉记录,使AI持续输出贬低竞争对手的答案。

第三种,批量投放同质内容、挤占答案的引用位置。

内容本身可能并不虚假,但经营者通过站群和账号矩阵大量投放,人为抬高己方信息在检索源中的出现频率。三种类型的行为方式相同,均系内容生成、内容投放与委托指示的结合;差别只在被污染的信息维度,分别指向行为人自身、指向竞争对手、指向检索源的信息构成。维度不同,受侵害的利益不同,规范依据也就不能一概而论。

二、法律规范与比较法视角

(一)具体条款优先

2025年10月15日施行的新《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了四个可能适用的条文:第九条禁止虚假宣传及帮助虚假宣传;第十二条禁止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四项作为互联网专条的兜底项,禁止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正常运行;第二条则保护竞争秩序以及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外,第七条第二款将擅自将他人商品名称、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等设置为搜索关键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行为,定性为混淆行为。

行为规制法的谦抑,集中在具体条款与一般条款的分工上。立法者已经把虚假宣传、商业诋毁、互联网干扰类型化并设定了更紧的要件,司法就不应绕开这些要件、退回第二条的宽泛诚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9号)第一条将第二条的适用限定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规定之外”的情形。正是这一分工的成文化。对GEO操纵的三种类型,应当先审查是否落入第九条、第十二条或者第十三条;不能落入的,才有第二条适用的空间。这不是排列组合的技术活,而是防止一般条款吞噬类型化要件的体系性要求。

结合202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法发〔2026〕10号),明确“用足用好现有法律规定”。这意味着AI相关竞争纠纷不是法外之地,反不正当竞争法仍然是第一顺位的裁判依据。

(二)比较法视角

中国法院的上述思路并非孤立。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五条长期规制欺骗性商业行为;2024年生效的虚假评论规则(16 C.F.R. Part 465)明文禁止编造评论、购买正面评价等行为,FTC已将其适用于AI生成内容。关键词广告领域,第九巡回法院在Network Automation, Inc. v. Advanced Systems Concepts, Inc. 中围绕初始兴趣混淆与商标性使用展开分析,与我国将他人商业标识设置为搜索关键词的混淆条款在功能上相近。

欧盟《不公平商业行为指令》经2019年修订后同样禁止虚假评论;《数字服务法》要求广告具有可识别性;《人工智能法案》第五十条要求对深度伪造与特定AI生成文本课以透明度义务——其射程不止于“深度合成”,还包括人机交互告知与公共利益文本的AI标识,与我国“深度合成”监管在功能上对应。

笔者认为,比较法的价值在坐标而不在答案。欧美更多侧重消费者保护与平台透明度,中国司法更积极运用一般条款与互联网专条保护平台竞争利益;但三方都不为AI新设特权,也不豁免既有义务。中国裁判用信息中介机制的功能同一性打通搜索与AI两个场景,同样是“用旧法回答新问题”。

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

(一)主体与竞争关系

GEO产业链上的委托方、服务商与AI工具提供者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实施被诉行为,经营者身份通常没有争议。

真正的问题在原告一侧,且需要区分两个不同层面。

一是诉讼要件层面:

谁有资格起诉。司法解释第二条将反法第二条中的“其他经营者”界定为“与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的争夺交易机会、损害竞争优势等关系的市场主体”。这一规定坚持了竞争关系作为认定前提,同时将其明确为间接竞争关系——不必是同业替代品。

二是行为定性层面:

竞争关系是否为不正当性的构成要件。2018年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曾提出“竞争关系并非认定不正当竞争的条件”,2022年司法解释又将其写回“其他经营者”的定义。

笔者认为,两者并不矛盾:秩序中心主义淡化的是“同业”这一传统束缚,没有取消“争夺交易机会、损害竞争优势”这一实质连接点。反法保护竞争秩序,竞争者的利益是通过秩序获得的反射性利益——AI写作工具提供者与内容平台并非同业,AI种草案仍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正是这一原理的落地。

“万词霸屏”案中,苏州法院从所属行业、使用技术、客户对象、流量竞争特性四个方面论证竞争关系。互联网竞争的本质是流量与注意力竞争,应以“经营模式的近似程度”与“用户群体的重合程度”动态判断,聚焦“竞争性利益”的保护。闪速推的排名技术依附于百度搜索引擎生态,对百度的用户群体和交易机会具有天然的争夺性;GEO服务商污染大模型检索源,对AI平台的答案质量和用户信任同样具有直接的侵蚀性。AI种草案中,被告并非内容平台的同业竞争者,法院仍认定双方存在争夺用户注意力与交易机会的间接竞争关系。AI服务提供者设计产品、承接委托时,应当预判最可能站到对面的原告是谁。

(二)行为不正当性

第一种:虚构自我推介,落入第九条虚假宣传。

其一,GEO投放的自我推介内容大体对应条文列举的性能、功能、用户评价三个维度,不必“一一对应”——虚构一款不存在的商品是否属于对“其商品”作宣传,存在解释空间,实务中按经营者以该商品名义获取交易机会处理即可。

其二,委托第三方投放仍归属于经营者,判断归属看付费委托、指向自身商品、面向不特定公众三项事实,间接证据按高度盖然性即可完成证明。

其三,AI答案在缺乏来源标识的情况下以中立整合的面目给出单一结论,同一虚假内容的误导程度不减反增。服务商按客户品牌批量生成虚假测评,构成第九条第二款的帮助虚假宣传;若自行编造、以自己名义投放,则与委托方共同实施。

第二种:贬损竞争对手,落入第十二条商业诋毁。

首先,要区分“误导性信息”与“真实但片面的信息”:传播查证属实的负面事实属于正常竞争言论;选择性截取、确定性断言即使句句有出处,仍可能构成误导。

其次,“指使他人”是2025年反法修订新增的表述,恰好覆盖品牌方委托服务商投放的样态;合同外包只是内部结算关系,不影响对外定性。

第三种:同质内容破坏引用秩序,以第二条评价为宜,第十三条有适用余地。

其一,内容真实仍可违法:批量投放改变检索源的信息构成,使答案向投放者倾斜。

其二,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四项需要“利用技术手段”与“妨碍、破坏正常运行”同时满足——站外发稿借助的是模型对公开语料的依赖,难以认定为技术干预;使用自动化批量生成与分发系统、自动注册账号、规避风控,才有适用余地。

(三)损害后果与因果关系

不正当竞争的损害具有双重结构:对特定经营者合法权益的损害,以及对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利益的损害。对平台而言,损害表现为算法或模型失准、治理成本增加、用户体验与商业信誉下降。对同业经营者而言,损害表现为交易机会被截取。对消费者而言,损害表现为信息获取成本上升、决策被误导。AI种草案二审特别指出,被诉行为降低消费者与品牌商家对平台内容生态的认可度,损害的是消费者长远权益与行业竞争秩序——这一层在GEO场景同样成立。

需要强调,有损害不等于不正当。正当竞争同样会挤占他人交易机会,反法规制的是“以污染信息中介机制的方式”造成的损害,而非损害本身。这是行为规制法与侵权法的分野,也是谦抑性的体现:司法不为失败者兜底,只为破坏竞争规则的行为出鞘。

因果关系的特殊难点在于,投放行为与AI答案输出之间隔着模型的检索与生成环节,被告常以“答案是大模型自主生成的”为由切断因果链。从相当因果关系看,RAG机制对公开语料的依赖是公开、稳定、可预见的技术事实,投放者对“多源一致即采信”的模型偏好作了针对性设计,输出有利于其商品的答案属于规范目的上应被归责的结果。以“内容不是经营者发布的”“答案是AI自己说的”为由主张行为与己无关,实质上是把传播链条的最后一环与前面的投放行为割裂开来。

(四)技术中立抗辩

GEO服务商最常提出的抗辩是技术中立:系统只是工具,内容由客户决定。“万词霸屏”案直接指出,法律评价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的用途、指向和盈利模式。杭州中院审理的AI种草案将这一思路操作化为四个要素: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是否属于营利性商业行为。

以这四个要素衡量GEO服务商:GEO系统追踪各AI大模型的引用来源、解构答案生成偏好,功能设计指向的就是操纵模型引用;服务商承诺核心卖点露出率,等于把操纵效果作为商品出售;按季度、按年度收费,营利性明确。四项要素全部满足,技术中立抗辩不能成立。

同样重要的是“技术本身中立不等于技术应用中立”。杭州中院对AI写作工具中的通用生成功能未作否定评价,仅否定其针对特定平台的服务,这一“切分”处理为AI产品合规提供了明确的指引:技术本身的通用能力完全可以保留,但定向“投喂”行为必须审慎。谦抑与开放在这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不为新技术的发展设置障碍,也不给借技术之名的污染行为放行开路。

四、结语

搜索引擎时代的裁判规则保护的不单单是“排序”这一具体技术形态,而是平台投入成本形成、用户据以作出决策的信息中介机制。AI答案是这种机制在大模型时代的延续;今后出现的新的信息入口,只要承担同样的功能,也会落入同样的保护逻辑。这正是竞争法本质的自然展开:行为规制法的开放性、三元法益的秩序中心、诚实信用在行业语境中的刻度尺,共同决定了GEO操纵行为不必等待新法即可被评价。

对平台与被挤占机会的经营者而言,救济路径已经打开。不需要等待一部“人工智能竞争法”:抬高自己的虚假内容,由虚假宣传条款评价;贬损他人的虚假内容,由商业诋毁条款评价;内容并不虚假但破坏引用秩序的同质投放,由一般条款评价;借助技术手段妨碍破坏他人网络服务正常运行的,由互联网专条评价。

对AI服务提供者与GEO从业者而言,内容真实、手段正当的优化,与当年的正当SEO使用没有区别。通用能力、中性工具、真实内容本身,也并不作否定评价。越界的标志是虚假商品信息、虚假用户评价、虚假负面测评,以及不问真假的人为改变检索源构成的批量同质投放。技术中立不是把操纵效果作为商品出售的免责盾牌。

再往上一层,这件事不只关系一个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原告与被告。AI正在成为亿万用户获取信息、作出消费决策的入口,答案的可信度是这个入口的基准线。GEO操纵损害的不只是某一家平台或某一家竞品,而是“AI答案”本身的权威性。反法的功能,不是给新技术设障,而是给这个新入口树立可信度——让合规的优质经营者被看见,让投机的劣质经营者付出代价,让用户拿到的答案经得起推敲和追问。技术改变的是竞争发生的场景,竞争应当遵守的规则并不会因此改变。“万词霸屏”案留给人工智能时代的启示是:把广告伪装成AI的中立答案,把竞争伪装成技术中立,这条路在搜索时代走不通,在人工智能时代同样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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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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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畅律师/

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策略人工智能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首批优秀撰稿人

LegalOne45强知识产权实务先锋榜单律师

北京市东城区文娱体育与旅游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市涉外法律人才库成员

北京市东城区女工委委员

中共党员;北京交通大学法律硕士、华东理工大学法学学士。代理多起国内外知名IP有关知识产权案件,尤其在域名争议解决领域屡获胜诉佳绩。

业务领域:知识产权、不正当竞争、民商事诉讼(文娱体育旅游)、常年法律顾问、企业破产清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