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公开征求意见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没有关于犯罪记录封存方面的规定。有不少意见提出，要在修正草案中增加这方面的规定。我前面写的关于对修改完善刑诉法修正草案的意见的文章中，也有不少人留言：“建议在刑诉法修正草案中增加轻罪记录封存制度。”
修正草案会不会增加？怎么作出合理规定，以区别哪些可以封存、哪些不可以封存？这些是社会关注度高、也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必然会写进法律里去，这是不容置疑的政治任务。而且会很快。不在一审稿写，就在二审稿写；不在刑诉法中写，就在刑法中写；不在刑法、刑诉法中写，就会出专门的决定。反正2027年必定会出来。我觉得，写在刑法里比写在刑诉法里更好。写在刑法里比写在刑诉法里更好。因为写在程序法里，只能规定程序性的、阶段性的“封存”；写在实体法里，好像就可以直接给它“消灭”了。
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去年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根据全会决定精神，先行建立了“治安管理违法记录封存制度”。
我们都说，政策是法律的导向和灵魂，法律是政策的贯彻和落实。治安管理处罚法建立的违法记录封存，和必将在不久的法律修改中建立的“轻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政策和法律良性互动的鲜活例子。
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刑诉法修正草案会不会增加这一规定，反正写进法律是必然的；而是怎么把这一制度弄的好，怎么考虑周全，把它确实落到实处。
这事，要从2012年刑诉法修改时增加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说起。为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为他们再次融入社会创造必要条件，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规定：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岁周岁的未成年人，判处的刑罚为五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除因办案机关因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查询的外，不得对外提供。
但落实这一法律制度的工作机制不够成熟，导致实践效果不够理想。
比较典型和突出的例子是：未成年人在就业时，有些单位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对于有过犯罪记录，同时记录又被封存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能不能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出这个证明吧，好像是盖着公章“撒谎”，确实有过犯罪记录，怎么能白纸黑字写上“无”呢？不出这个证明吧，好像又默认了“已有犯罪记录”。这样，封存和不封存，区别就不大了。对用人单位来说，拿不到“无犯罪记录证明”，就不符合录用条件。
对成年人也好，对未成年人也罢，封存犯罪记录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撕去标签，轻装上阵，重新平等、体面的融入社会。出现前面说的封存不彻底、效果不理想的情况，可以说是立法上的口子束的不够紧，也可以说是实践中的配套工作机制不完善。但真要搞好这件事情，不是“你推我、我推你”的问题，而是怎么共同形成合力落实彻底落实到位。
立法上既然要封，就把口子束紧。将来的犯罪记录封存，应当接近犯罪记录的直接消灭。除办案机关因办案需要外，比如查询是否属于累犯以正确裁量刑罚方面的需要，一律不得向社会提供。极其特殊岗位，比如公检法和安全机关招录、调用公务员的，原则上也不提供；确有提供必要的，作个例掌握，不在法律中统一作出规定。
从与法律修改同步配套的工作机制看，既然政策上要求不区别对待，法律上规定不能区别对待，在一般情况下再用“有或者无，犯罪记录证明”区别对待，就不合时宜了。
也不要一提“犯罪”、“封存”，就大惊小怪杞人忧天，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封存了吸毒违法记录，去年引起很大争议。但反对意见当时的担忧出现了吗？
现在刑事法律越来越发达，刑事法网织的越来越密越来越细，一不小心就涉嫌犯罪。“该处罚的，在强制措施和刑罚内都处罚完了。此后，就与别人一样。”这对别人是好事，对你也是好事，对大家都是好事。
尽快建立好用管用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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