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去到贵阳，提起达德学校，不少本地人都能说出几句往事，可很少有人清楚，最早点燃这团火苗的，是一名来自安顺幺铺的读书人，名叫黄干夫。很多人刷到贵州近代往事，大多只记得黄齐生，记得王若飞，却常常忽略，黄齐生是他的弟弟，王若飞是他的外甥，这条脉络最初的起点，就在黄干夫这里。
在一百多年前的贵州，山多路远，消息传递缓慢，外面世界正在兴起的新知识，很难穿过层层山岭落到这里。大多数普通人家的孩子，能够接触到的书本，依旧是流传许久的旧典籍，算术、物理这些东西，对于本地的读书人而言，属于十分陌生的事物。黄干夫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家里并不宽裕，幼年读书，依靠外祖父和表兄指点，他很早就察觉到，固守旧有的读书方式，很难让这片土地真正跟上外面世界的脚步。
他的本名是黄禄贞，伯廉是他的字，干夫是大家更熟悉的名号，晚年还以红岩山人作为别号。年轻的时候，严修在贵阳开设经世学堂，学堂吸纳愿意学习新式学问的年轻人，黄干夫凭借在数学、物理上展现出来的底子，顺利入选。这段求学经历，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他看待读书、看待地方发展的想法，经世致用四个字，慢慢扎根在他心里。读书不只是为求取功名，还要学会实实在在的本事，用来改善身边人的生活，带动地方往前走。
光绪二十七年，也就是一九零一年，黄干夫约上凌秋鹗、贾一民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找到贵阳忠烈宫后院一处地方，在这里建起算学馆，由他亲自担任主讲。这不是官府出资开办的学堂，是一群读书人凭着一腔热忱凑起来的民间研习场所。当时没有成套的教材，没有现成的教具，愿意来听课的人，大多也是抱着试探的心态。他们在这里讲解数学，讲解基础物理，一点点把近代自然科学带到贵阳。算学馆存在的意义，不在于一下子培养出多少知名学者，而是打破了当地长久以来的学习边界，告诉本地人，读书还有另外一条路。
算学馆运转两年之后，这群人觉得这件事还可以继续往前推。单纯聚集成年人研讨学问，辐射范围终究有限，如果想要长久留住这份新学的风气，就要从孩子抓起。一九零三年，算学馆改组为达德书社，再过一年，民立小学堂正式开办，之后定名达德学堂，也就是后人熟知的达德学校，黄干夫被大家推举为首任堂长。学堂名字取自中庸，知仁勇，天下之达德也。定下这个名字，也藏着这群创办者心里的期许，他们希望来到这里读书的孩子，不止学会书本上的知识，还能拥有开阔的心性。
在那个年代，很多根深蒂固的规矩还牢牢束缚着地方，女子不能随意外出读书，缠足被视作理所当然，女教师更是少见。达德学堂做出了很多在当时看来大胆的尝试，敞开大门接纳女学生，聘请女教师到校授课，向身边的人宣传放足的想法。这些举动，在当时引来不少议论，有人不理解，有人反对，可黄干夫和一同办学的伙伴没有停下脚步。学堂里慢慢走出一批又一批接受新思想的年轻人，王若飞正是在这所学校完成早年学习，在这里接触到影响他一生的进步思想。
办学站稳脚跟之后，黄干夫没有停下向外看的脚步。一九零五年，他得到机会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本停留的这段日子，他仔细观察当地学校如何安排课程，如何购置仪器，如何把书本知识和现实结合起来。回国的时候，他带回一大批教学仪器，充实到达德学堂，也分享给本地其他愿意尝试新式教学的读书人。他心里清楚，只依靠一间学堂，很难撑起整个地方的改变，如果想要长久维系教育，就要有能够持续造血的路径。
从这时起，他开始走上教育和实业并行的道路。他先后担任贵州实业司司长，下游矿务总办，试着挖掘本地资源，兴办工矿项目，还在青岩创办陶厂。在他的设想里面，实业能够产出收益，收益反过来支撑教育，两者互相托举，贵州才有机会慢慢摆脱落后的局面。办实业的难度，一点不比办学更低，本地交通不便，资金筹措困难，市场波动难以预料，很多设想很难按照预想落地。他试过很多方向，有的项目取得短暂成效，有的中途受阻，可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最初的想法。
后来时局变动，一九一七年，黄干夫离开贵州，迁居北京，在农商部任职。再往后，他又搬到镇江居住，渐渐放下政务和实业上的奔波，把更多时间交给书画诗文。他本身擅长绘画，笔墨之中带着读书人独有的沉静，在江南的日子，一边读书作画，一边回望曾经在贵州走过的路。一九三五年，他突发中风，在镇江离世。他没有终老在自己起步的贵州，但是他留在贵州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
很多时候，我们回望地方历史，更容易记住那些站在时代浪潮最前端，掀起巨大风浪的人物，容易忽略像黄干夫这样的先行者。他没有留下振聋发聩的长篇文章，也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做的，是一件又一件细碎艰难的小事，找场地，凑经费，编写讲义，采购仪器，劝说身边的人接受新观念，尝试兴办工厂，摸索适合本土的实业路子。放在今天来看，这些选择好像并不稀奇，但是放在百年前封闭的贵州，每一步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我们现在总在谈论教育，明白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改变一座城，一个地区，可我们很少静下心去想一想，最早推开这扇门的人，要承受多少质疑。黄干夫这一代人，最先意识到，山里的孩子不该被群山困住视野，他们应当有机会接触算术，接触自然科学，有机会跳出旧的束缚，拥有不一样的人生选择。达德学堂能够留存下来，能够持续影响一代又一代贵州年轻人，源头就来自当年这群自愿站出来的普通人。
黄干夫留给后世的，不只是一间学堂，一座算学馆，一套办学的思路。他留下一种选择，一个读书人可以走的方向。一个人不必等到拥有足够大的权力，足够多的财富，才能够为家乡做事。只要认准方向，愿意一点点去做，哪怕力量微薄，也能够为后来者铺出一小段路。他一边办学，一边尝试实业，也是在告诉后人，教育不能悬浮在空中，如果缺少产业的支撑，新学很难长久扎根在土地之上。这个道理，放到今天依旧值得我们反复琢磨。
今天，贵州的教育条件已经和当年截然不同，四通八达的道路，完善的学校，海量的学习资源，孩子们不需要再依靠一间小小的民间学堂去寻找新知识。但是当年那股不甘闭塞，愿意向外学习，愿意为家乡默默耕耘的精神，并没有过时。我们翻看黄干夫的生平，不是单纯为记住一个遥远的名字，而是看见，每一处地方的进步，都离不开愿意先行一步的普通人。
不少贵州本地人，去过达德学校旧址，看过里面留存下来的老物件，读过墙上记录的校史，却未必清楚黄干夫的完整故事。还有很多外省的朋友，听过贵州的山水风光，听过这里的红色往事，却不知道在近代早期，有一名安顺人，用一辈子的时间，为这片土地引来新学的火种。地方文脉，正是依靠这样一代一代的人接续传递，才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历史不会把所有先行者都放在聚光灯下，很多人的名字，只会安静躺在地方志，老校史，零散的史料里面，如果没有人愿意提起，慢慢就会被淡忘。黄干夫正是这样一位容易被低估的前辈，他的一生有顺利的时候，也有诸多遗憾，他设想当中，实业带动教育，教育反哺乡土的宏大蓝图，并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完全实现，可他踏出的每一步，都实实在在改变了贵州近代教育的走向。
我们看待这些先辈，不必把他们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形象。他也会遇到挫折，也会有力所不及的时候，很多计划受限于时代，没能走到终点。可贵的地方在于，他看清现实的局限之后，依旧选择动手去做，而不是坐等环境自行变好。这种踏实的力量，在任何时代都有它的价值。
不知道在你的印象里面，提起贵州近代教育，最先想到的是哪一个名字。有没有去过达德学校旧址，有没有听说过黄干夫、黄齐生他们当年办学的故事。很多藏在地方史料里面的人物，值得更多人看见，如果你身边也有别人不熟悉的本土先贤，也可以在评论区讲出来，让更多人知道这些曾经默默点亮一方土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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