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苏皖解放区，皮定均率领部队走下船舷时，迎接他的不是立刻投入战斗的命令，而是一段相当安静的休整期。对刚刚完成中原突围、一路从枪林弹雨中杀出来的皮旅来说，这种安排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中原突围时，皮定均面对的并不是普通转移。为了牵制敌军，他带着部队向东行动，连续转战二十多天，穿过鄂、豫、皖交界地带，在层层封锁中寻找缝隙。部队原有兵力受到损失，抵达华中时仍保留了完整的指挥体系和较强的战斗骨干。
这支队伍的价值，粟裕自然清楚。华中战场当时面对国民党军重兵压迫，能有一支成建制、打硬仗经验丰富的部队加入，无疑是补充。问题在于，皮旅虽有名气，兵力却不足，既不适合单独承担大规模作战，也不便简单拆散使用。
更棘手的是它的来路。皮旅前身与八路军一二九师系统有密切关系，后来又受中原军区领导。李先念、刘伯承先后致电，核心意思都是要求部队服从华中指挥，同时保持组织上的严整。华中军区接收的是一支暂时归属自己的部队，而不是可以随意处置的普通地方武装。
这层关系，决定了皮旅不能轻易被打散。倘若把干部、骨干分配到各纵队，短期内或许能增强华中军队，却会造成原有建制难以恢复。将来部队调回原系统，人员和番号都不好交代。于是，保留独立番号成了最稳妥的选择。
还有一道看不见的隔阂。皮旅官兵来自中原，初到苏皖后，语言、饮食、地形和作战方式都不熟悉。这里河网密布，村镇分散，船只和水路常常影响行动。皮定均曾承认，部队心里总觉得这里不是自己的家，许多人盼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原来的根据地。
这种心态直接影响了部队整合。华中方面曾考虑让皮旅与淮南第五旅合编，以皮定均为主官，组成新的作战单位。淮南部队此前还曾在皮旅突围时给予接应，彼此并非毫无交情，可真正谈到合编，双方仍有不少顾虑。语言听不懂，习惯不一样，干部之间的信任也需要时间积累。
华中没有强行推进，而是采取了较为谨慎的办法。部队番号改为华中军区第十三旅，原有团级建制和主要指挥班子基本保留，同时补入部分起义官兵和军区部队。这样做保住了皮旅的战斗力，却也让它在华中始终带着一层“客军”色彩。
皮定均期待的是战斗。苏中战事进入后段时，他曾希望部队借机打上一仗，证明自己并非只能被保护。可实际接到的任务，多为休整、警戒和二线策应。皮旅官兵对此不免着急，有人甚至抱怨：“我们是来打仗的，怎么总在后面守着？”
这并不完全是粟裕有意压制。苏中战役中，华中各部队经过长期鏖战，指挥关系和协同方式已经形成。把一支刚刚到来的部队突然推到主攻位置，既可能打乱部署，也容易让长期作战的部队产生疑问。况且皮旅对水网地区并不熟悉，强行使用，风险并不小。
粟裕用兵重视集中优势兵力，也重视部队之间的默契。皮旅在中原突围中表现出色，并不等于它已经适应华东战场。战场环境变了，敌我态势变了，连行军路线和火力使用都不同。名气越大，越不能只凭名气作战。
淮阴保卫战很快暴露出这个问题。1946年9月，皮旅奉命参加淮阴防御作战，面对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的进攻。由于对敌情判断不足，部队进入阵地后，工事准备并不充分，前沿阵地受到冲击。皮定均连夜组织反击，多次调集力量夺回阵地，战斗十分激烈。
这场战斗不能简单说成皮旅失利，也不能只用“王牌”二字遮掩问题。官兵作战顽强，敢于硬顶强敌；但对地形、时间和敌军推进速度的判断，也确实存在偏差。皮旅的强悍毋庸置疑，融入华东作战体系的困难同样真实。
1947年华东野战军成立后，皮旅改编为独立师，随后划归第一纵队指挥，皮定均却被调往第六纵队担任副司令员。这个安排容易被理解为冷落，实际上更像一次有意的重新定位。
皮旅长期以皮定均为核心，部队执行力强，个人色彩也重。谭震林曾提醒他注意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作风，话说得很直接。皮定均善于带兵，却也需要在新的指挥关系中证明自己。调离原部队，既能减弱部队对个人的依赖，也能让他熟悉华东野战军的整体打法。
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作战勇猛，部队战斗力强，但有时显得刚烈。皮定均调去担任副职，正好可以在组织指挥和战术运用上形成补充。对皮旅而言，这是一次脱离旧标签的调整；对皮定均而言，也是从“带出一支部队的名将”走向更大范围军事指挥的必经过程。
他在华中一度少有主攻任务，确有山头、建制和磨合的因素，却很难归结为粟裕故意不用。粟裕考虑的是整个战局，皮定均面对的则是部队身份转变。两者之间的矛盾，更多来自战争环境和组织整合，而非私人恩怨。
皮定均后来在第六纵队继续积累经验，参与华东战场多次作战，逐渐摆脱了“皮旅旅长”的单一身份。1949年以后，他担任第二十四军军长，1952年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才真正以完整军事主官的身份独立承担更大任务。那段在华中的沉寂，最终成为他军旅经历中一次必要而艰难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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