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九年,北京殿试结束,任暄猷原以为多年苦读终于有了结果。这个河南杞县人此前并非寻常读书士子,他从明末战乱中的乡勇做起,曾做到正四品指挥佥事,后来又在南明军中任后军都督。刀兵场上的军功,竟成了他走进科场的起点。

明朝覆亡后,任暄猷归附清廷,编入汉军旗籍。早年读过一些书的他,没有满足于凭军功得来的职位,转而准备应试。顺治九年,他通过会试,又参加殿试,本已取得进士资格,却在礼部磨勘时被黜。名次和功名,隔着一道复核程序,忽然化为乌有。

换作一般人,恐怕早就另寻出路。任暄猷却重新拾起书本。三年后,他再次参加会试,列二甲第六十名,终于正式登科。清代科举史中,先后两次考中进士者,任暄猷被认为是极少见的一例,甚至常被笔记称作唯一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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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他的“奇”并不只是两次登科。前半生,他在战场上奔走;后半生,他又回到经书和考卷之间。一个从军伍中崭露头角的人,最终要靠科举确认身份,这种转折,正好折射出清初官场对军功、旗籍与文才的复杂安排。

吴芳走的是另一条路。

他是湖南邵阳人,出身书香门第,明崇祯年间中举。现存材料没有清楚记下他是否在明朝正式考中进士,但可以确认的是,他曾凭举人身份入仕,做过州县官。明亡以后,他继续在南明任职,后来升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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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政权覆灭,吴芳随前明官员归附清廷。按照当时的安排,降臣往往可以保留原有官职,吏部也准备仍授他左都御史。这样的职位,放在许多人眼中已经足够体面,吴芳却提出辞官。

据相关记载,他不愿以降臣身份直接接受旧职,宁可回乡读书,再凭自己的本事参加科举。那时的吴芳已经不是少年,且多年任官,学业难免生疏。有人劝他:“现成的官职,为何不要?”吴芳没有改变主意。

康熙二年,吴芳考中甲辰科二甲进士,并通过朝考进入翰林院。后来他官至太常寺卿,仕途没有再出现惊人的跃升,但这段经历仍颇耐人寻味:明明已有高官可做,却偏要放下旧职,从举人重新走进考场。

他的选择,既有读书人的自守,也有现实考虑。清初降臣身份复杂,旧朝官位可以保住俸禄,却未必能洗去心中的疑虑。吴芳不肯接受“嗟来之官”,用科举重新取得名分,这一步走得相当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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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世熹则更特别,甚至被称为“和尚进士”。

钱世熹是安徽五河人,家中有科举传统。天启初年,他考中举人,后来出任知县。明朝灭亡后,他不愿剃发易服,选择遁入空门。顺治年间,地方官员曾举荐他出仕,他始终没有答应。

这一等,便等了许多年。

清廷在中原局势稳定后,逐渐采用招抚士人的办法,钱世熹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他并非突然忘却前朝,而是认为若要重新入仕,不能依靠荐举和旧有关系,必须通过科举取得功名。这个条件,既是他的坚持,也是他与新朝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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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九年,钱世熹参加庚戌科考试,考中进士。此时他已经七十多岁。年高而登科,在清代科场本就少见;更罕见的是,他此前长期以僧人身份生活,最终却以进士身份完成了人生转折。

不过,钱世熹并没有真正走上官场。年事已高,使他难以承担实职。他留下的诗文颇多,家中据说没有多少财物,主要保存着自己的文稿和刻本。后人论及其文章,也多从诗词、古文中寻找其才华。

三个人,三种路径。任暄猷从军功转入科场,吴芳辞去旧职重考进士,钱世熹遁入空门后又以高龄登科。他们并非同一时代的传奇人物,却都被卷入明清鼎革后的制度变动。科举对他们而言,不只是谋取官职的阶梯,也是一道重新确认身份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