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和潍坊这两起婚外情饮酒猝死案,法院都没有让同饮的婚外情人掏一分钱赔偿——饮酒在这两起案件中,既没有为死者家属换来一分钱赔偿,也没有让同饮者承担任何过错责任。核心原因只有一个:饮酒本身不是过错,关键在于饮酒之后人有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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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饮责任警示插画,对比聚餐饮酒与猝死送医场景

2026年11月披露的嘉兴案中,57岁的已婚男子张某与情人胡某从上海前往嘉兴,当晚张某在饭店喝了一瓶黄酒,又在酒吧喝了少量白酒,之后与胡某返回客栈并发生关系。次日一早,胡某发现张某满头大汗,随后张某进入卫生间倒地,胡某冲出房间呼救并拨打120、110电话。

救护人员赶到后立即施救,但张某最终因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死亡。张某的妻子郑某等家属将胡某及客栈告上法庭,索赔1003830.94元,家属主张胡某作为同行人未尽到提醒、劝告张某饮酒风险的义务。

一审法院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驳回了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逻辑分两层:其一,胡某在张某晕倒后第一时间冲出房间寻人呼救,并拨打120、110、119求助,作为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的普通民众,救助措施不存在不当之处;其二,原告认为客栈前台无人值守导致房门无法及时打开,但执法记录仪显示公安破门仅花10余秒,且急救人员和公安到达现场距张某晕倒已有16分钟,而心源性猝死抢救的黄金时间仅为事发后4至6分钟,法院因此认定客栈未及时开门与张某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

婚外情身份没有抬高注意义务标准

潍坊案的时间线更完整。2025年2月1日凌晨2时32分,已婚女子王某自行到宾馆前台登记入住并支付189元房费,两分钟后李某进入大厅,前台询问时李某摆手摇头表示不办理入住手续,王某亦有同样动作,二人随后同乘电梯进入8827房。

当天早上8时58分,李某离开房间时王某仍在呕吐,王某自称是喝多了。此后李某多次打语音电话联系王某,均未接通。直到2月2日下午1时许,保洁人员过退房时间后开门进入,发现王某全身赤裸、小腿发紫、床单有血迹,经报警后,警方出具的死亡证明载明王某“符合猝死”。

家属未申请尸检,王某于3月2日火化。

王某家属起诉李某及宾馆索赔62万余元,一审驳回全部诉求,家属上诉后,山东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认定,李某和王某入住宾馆后并未对饮酒后的王某放任不管,已尽到一般人的合理注意义务;家属未能举证证明李某对王某实施了存在过错且与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的侵权行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潍坊案的关键事实是:王某自己走进宾馆、自己掏钱登记、自己签的字,凌晨两点半入住时神志清醒。家属连证明李某灌酒或见死不救的证据都拿不出来,而王某死因不明——家属放弃尸检,直接斩断了饮酒与猝死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

饮酒担责的四种情形,婚外情案一个都不沾

两起案件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婚外情关系本身没有成为法院加重同饮者责任的依据。

嘉兴案中,家属特意强调胡某与张某存在不正当情人关系,试图以此论证胡某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但法院未予采纳;潍坊案中,李某自称与王某是情侣,法院同样没有因二人关系特殊而提高注意标准。

截至目前,2025-2026年已公开的3起婚外情或暧昧关系场景下的共饮猝死生效判决,法院对同饮同行人的注意义务判定标准与普通朋友场景完全一致,仅在判决书中指出双方不正当男女关系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予以批评,但道德评价完全未影响侵权责任层面的过错认定尺度。

法律上给出了一般规则。

成县法院的典型案例明确,共同饮酒本身并非过错行为,只有四种情形下同饮者才需要对饮酒后伤亡后果承担责任:强迫劝酒、灌酒或刺激诱导过量饮酒;明知对方有基础疾病或身体不适仍执意劝酒;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回家或未及时送医;放任饮酒者酒后从事驾车、游泳等危险行为未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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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套规则对照嘉兴案和潍坊案:两案均无证据显示存在强迫劝酒或明知有基础疾病仍劝酒的行为;嘉兴案中胡某在张某晕倒后第一时间呼救,潍坊案中李某离开时王某尚能说话、自称喝多,属于当时看起来不致命的状态;两人均未从事酒后驾车、游泳等危险行为。

四类情形一个都不沾,担责前提自然不成立。

更深层的裁判逻辑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自身安危的第一责任人。

攀枝花仁和区法院在2026年4月审结的婚宴饮酒致死案中明确,死者明知自己患有急性胰腺炎等不宜饮酒的疾病,出院医嘱明确要求戒烟戒酒,仍饮酒至醉,自身行为存在明显过错,而婚宴组织者在发现其醉酒后及时安排车辆送其回住处安置,已尽到合理护送义务,最终驳回家属82万余元索赔。

上海浦东法院在60岁已婚男子与暧昧对象饮酒后追赶对方摔倒身亡案中同样认定,尹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是自身安危的第一责任人。这两起案件与嘉兴、潍坊案形成完整闭环:饮酒者为自己喝酒的行为负责,同饮者只为自己"没照顾好"的过错负责。

嘉兴案和潍坊案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法院连象征性的低比例赔偿都没判——不是"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完完整整地驳回。

上海奉贤法院2026年3月审结的七旬老人与牌友聚餐后摔倒身亡案中,法院认定三名同饮者未尽到看护与安全护送义务,酌定承担3%至1%不等的赔偿责任,共赔1.7万元;黑龙江牡丹江的情侣酒后坠亡案中,法院认为双方系男女朋友关系且身在私密空间,理应互相多一些关爱和照顾,酌定同饮者承担10%的赔偿责任。

同样涉及饮酒和死亡,这两起案件同饮者都赔了钱,原因在于同饮者确实存在过错——前者是明知老人醉酒还带去棋牌室,后者是女友醉酒情绪激动时疏于照看。过错存在与否,才是分水岭。

嘉兴案和潍坊案的具体案情细节在不少报道中都有披露,但这不意味着婚外情场景下同饮者可以高枕无忧——只要存在劝酒、明知不宜饮酒仍劝酒、醉酒后放任不管或未及时救助等情形,同样要担责。而饮酒者本人,从始至终都是自己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这不是司法的冷漠,恰恰是司法的清醒:如果成年人因自己主动饮酒猝死、同饮者无任何过错也要赔钱,法律的边界就彻底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