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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陆伟（杭州师范大学 讲师）
责编：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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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鸡娃”和教育内卷，很多人都有切身感受。学校周边密密麻麻的课外补习机构，家长们为孩子的教育投入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社会上一直流传一种说法，激烈的教育竞争，抬高了养娃的成本，大家就不愿意多生孩子。
但“内卷抑制生育”大多时候是我们的直观感受，真正用客观数据去验证这件事，其实并不容易。很多研究会直接问卷调查家长，问大家觉得教育压力大不大，想不想生孩子。但这种主观感受很容易受当下情绪干扰，很难客观反映现实。我们发表在《Demographic Research》上的这篇论文，就跳出主观问卷，用看得见的客观指标，回答一个问题：一个地方的教育竞争强度，会和家庭生育水平挂钩吗？
我们用了两份核心数据来进行这项分析。一个是作者于2019年5月从大众点评网采集的全国约18.6万家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数据，包含每家机构的具体地理位置、品类属性等详细信息。（作者2019年时采集这些数据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受2020年“疫情”爆发与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的叠加影响，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大规模缩减，大众点评平台也下线了教育培训类目，这份机构数据意外成了记录行业巅峰时期的史料。）
另一个是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于2022年完成的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小学生在线教育调查。该调查覆盖全国超60万学生（主要集中于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二年级），不仅包含学生家庭的人口规模、经济背景等信息，也记录了每所样本学校的地理位置。我们将两套数据的地理信息进行匹配，以学校为中心划定半径，就能计算出每所学校周边的培训机构密度，以此作为教育竞争强度的代理指标。
从全国空间分布来看，2019年时这些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的布局极不均衡。东部沿海省份、东北地区以及各省会城市的补习机构数量多、密度高，而中西部地区的补习资源相对稀疏，整体呈现由东向西梯度递减的格局。从城市每千名中小学生对应的补习机构数量来看，这种区域差距会更明显。
我们绘制了各地级市“每千名中小学生对应的补习机构数量”与“人口出生率”的散点图，两者呈现清晰的负相关趋势：补习机构密度越高的城市，出生率普遍越低；反之补习资源越少的城市，出生率相对更高。当然，宏观层面的关联只能提供初步线索，无法排除城市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等混杂因素的干扰，也不能直接对应到家庭的生育决策。这正是我们进一步匹配学校与家庭微观数据的原因。
实证分析中，自变量先用最简单的0-1二元划分，即学校周边有没有补习机构，并用分类变量做了稳健性检验；因变量是家庭生育规模，用受访学生的弟弟妹妹数量作为代理指标。这里特别说明一下为什么不用家庭全部子女数作为因变量。其实在最初投稿时，我们的因变量就是家庭总子女数，得到的核心结论和现在的版本几乎完全一致。但审稿人提出了一个严谨性问题：从时间先后来看，家庭中年长子女的出生时间，往往早于当地很多补习机构的成立时间，在因果时序上存在逻辑漏洞。为此我们调整了研究设计。
统计结果显示：当一所学校800米范围内存在补习机构，家庭里弟弟妹妹的平均数量会下降0.04。这里要说明，0.04不是说每一户家庭直接少生0.04个孩子，这是群体层面的统计关联，反映一片区域教育竞争加剧之后，整体生育水平出现的下行趋势。当我们进一步把补习机构数量拆成四档：0家、1-3家、4-10家、10家以上，能看到一个清晰的梯度效应：教育竞争强度越大，家庭的生育规模减小越明显。
异质性分析揭示了教育内卷和生育的关系可能会因家庭收入而异。从样本数据来看，家庭生育规模整体随收入升高而降低：低收入家庭平均总子女数约为2.08个，中等收入家庭约为1.77个，高收入家庭约为1.73个。也就是说，低收入家庭本身的生育基数并不低；但一旦教育竞争兴起，他们受到的挤压最明显，每一档培训机构密度都对应显著的生育下降。中等收入群体本身生育基数已经偏低，教育竞争会进一步压低他们的生育水平，负相关性同样显著。不过，高收入家庭组的生育规模几乎不受教育竞争的影响。这说明教育竞争对生育的抑制作用可能存在群体非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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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经济学里，有一个经典理论叫“数量—质量权衡”（Becker & Lewis，1973）。过去的研究大多强调，是家庭自身的钱袋子有限，家长要在“生更多孩子”和“把单个孩子培养好”之间做取舍。我们的研究想进一步拓展这个解释框架：生育的取舍，不只是来自家庭内部的资源约束，整个社会弥漫的博弈氛围，同样会倒逼家庭压缩生育规模。
当然，生育选择是住房、收入、托育、婚恋观念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教育只是其中一环。但本文的结果，也让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教育竞争可能影响社会的整体生育水平？
在我们看来，这一关联背后更深层的逻辑，根植于东亚社会普遍的优绩主义文化。在这套评价体系中，学业成绩是普通人证明自身能力、获取发展机会最清晰的标尺，教育也因此成为家庭资源投入的核心优先级。一方面，持续升级的教育竞争直接推高了单个子女的养育成本，在家庭资源约束下，“少生精养”成为更理性的选择，这正是“数量—质量权衡”理论的现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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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无处不在的竞争氛围对家庭风险感知的强化，有其现实的社会结构基础。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托底功能仍在完善过程中，不同行业、不同就业形态间的收入水平与福利保障存在明显差距，个体发展的容错空间相对有限。学业竞争的结果往往与未来职业路径、福利层级深度绑定，从校园到职场的全周期焦虑，让家长对多子女养育的负担与风险产生更高预期，进而主动克制生育意愿。
也正因此，缓解低生育困境无法依靠单一教育领域的改革完成，它最终依赖于社会发展预期的稳定与普遍安全感的重塑。
参考文献
1. Lu, W., Fan, Y., & Wei, Y. (2026). Educational competition and reduced family size in China. Demographic Research, 55, 43-72.
2. Becker, G. S., & Lewis, H. G. (1973).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2, Part 2), S279-S288.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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