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式建筑属于广义地穴式建筑的一种,为横向掏挖的居穴,可称为“横穴居”。考古发现显示,窑洞式建筑的出现可追溯至仰韶晚期,龙山时期逐渐流行于黄土高原地区。黄土良好的直立性为窑洞的建造提供了天然基础,加之窑洞冬暖夏凉、就地取材的优势,使其扎根黄土高原,成为沿用长达数千年的重要民居形式。

既有研究多认为,20世纪50年代长安客省庄等遗址发掘的窑洞建筑,是先秦窑洞式建筑的首次发现。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徐旭生、裴文中等就已在宝鸡、天水、临洮等地发现了多座早期窑洞式建筑,并意识到这类建筑形态的特殊性,对其整体结构与营建方式形成了初步认识。窑洞式建筑是中国田野考古实践中最早发现的早期建筑形态之一,但相较于半地穴式、地面式建筑,学界对先秦窑洞遗存的辨识经历了较长过程,直至20世纪80年代,早期窑洞式建筑的结构与特征才得到最终确认。

斗鸡台:窑洞式建筑的初次发现

1921年,安特生在仰韶村发掘时发现仰韶文化袋状窖穴,判定其为“石器时代人民所居之地穴”。1926年,李济在西阴村发掘中首次发现白灰面,不过彼时尚未将白灰面遗存同房址相联系。1931年,梁思永在后岗遗址清理出大量白灰面建筑遗存,并进行了解剖发掘,明确了白灰面与建筑遗存有关。在斗鸡台发掘之前,早期的田野工作虽已能够识别出建筑的相关遗存,但尚未完整揭露成型房址,对早期房址的形态与结构亦缺乏系统清晰的认知。

1937年4月至6月,为“早日寻出真正新石器时代清晰之轮廓”,徐旭生对宝鸡斗鸡台遗址展开了第三次发掘,此次发掘主要在“戴家沟以西地方”展开。此次发掘中,徐旭生清理出3处房址。其中第一座平面或呈圆形,口部甚大,距地表的深度在7公尺以上,徐氏认为其属于“蒙古包式的古代民居”,此类房址就是《诗经》“陶复陶穴”的“复”。另外在“H坑八号墓”上部发现一处房址,仅发掘了西北角,其整体呈圆角方形,底部及壁面上有一层“极薄的石灰皮”。I坑南端也发现一处房址,底部及壁面“敷极薄的石灰皮”,西壁有缺口,徐氏推测为房址门道,房址内还发现火塘一处,位于房址中部,较地面“斜低数公分”。

斗鸡台的第三次发掘发现“人居数处”,“发掘工作结果甚佳”,但相关资料“因战事影响,尚未着手”。本次发掘所获新石器时代房址,尽管公布资料有限,却是国内首次完整揭露结构相对清晰的早期房址。发现的房址呈圆形或圆角方形,地穴式结构,底部及壁面抹有白灰面,属于早期窑洞式建筑。徐旭生已然初步发现该类建筑的独特结构,以“蒙古包式”描述其形态,大概认为此类建筑整体呈蒙古包形态的穹窿顶,并将其与“陶复陶穴”中的“复”相互对应,应当也意识到了此类建筑属于地穴式。斗鸡台的发掘仅代表学界对窑洞式建筑的初步发现与朦胧认知,此时尚未厘清其结构特征与营建方式。

窑洞式建筑的辨识与确认

1947年7月,裴文中等对天水渭河上游地区的史前遗址开展调查。其中在罗家湾(k68)等地点发现多座窑洞式房址,剖面呈袋状,部分“以石灰铺地”,“窑角”处还见有白灰墙裙,裴氏认为该类建筑为“黄土洞中掏窑居住”形成的。

同年,裴文中等还在临洮、临夏等地开展调查,在齐家坪(k89)、马家窑瓦家坪(k82)、大石头(k83)发掘了3处窑洞式建筑。其中马家窑瓦家坪发现的窑洞式建筑保存较好(图一),平面呈圆角方形,边长约2.6米,底部铺设白灰面,中间设灶,壁面由下而上向内倾斜,有白灰面墙裙,裴氏认为该类房址建筑于黄土中,室内有多具人骨,推测为房屋坍塌所致。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图一 裴文中发掘的马家窑瓦家坪窑洞式房址

裴文中认为瓦家坪此类“石灰住室”与斗鸡台发现的房址类似,其建造方式为“于黄土中掘一洞穴,先以草泥抹制成型,后再以石灰抹制其室地及墙之下部,而居住其中”。裴文中观察到该类建筑建造于黄土之中,壁面倾斜、无独立墙体,由此推断其为直接在黄土中掏挖而成,首次明确了早期窑洞式建筑的营建方式。

1955至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长安县沣西乡发掘了多座窑洞式建筑。其中,客省庄遗址发现客省庄二期的10座窑洞式建筑,发掘者称之为“挖在地面以下的浅土窑式”。张家坡发现5座西周早期窑洞式建筑,发掘者将其分为“长方形浅土窑式”与“深土窑式”,认为其在生黄土上挖成,利用坑壁做屋墙。1956年,在秦安寺咀坪遗址发现了5座窑洞式房址,发掘者认为该类建筑是“从地面下掘或从坡面横掘而造成的住室”。20世纪50年代窑洞式建筑的发掘,开始用“土窑式”建筑对此类建筑进行界定,对应此前半坡发掘中对于半地穴式、地面式房址的认识。

但在80年代前,学界对窑洞式建筑的理解尚浅,未能将窑洞式建筑从半地穴建筑体系中独立出来开展专门讨论,也常有将窑洞式与半地穴式建筑混淆的情况。1975至1977年,在夏县东下冯遗址清理出12座窑洞式建筑,其中早期建筑2座,发掘者笼统地将其归入半地穴式建筑,认为F301掏挖于生土中,与客省庄发现的同类型房址类似,F206则被认为是半地穴式浅土坑房址。晚期建筑的分类则更加不清,由于部分窑洞式建筑仅存地面,发掘者认为其属于地面式或半地穴式,仅将1座结构保存较好的房址归为“土窑类”。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一批早期窑洞式建筑的发现,以及系统的复原与研究,“窑洞式建筑”的概念、结构与建筑技术得到确认。1979年,在镇原常山发现了多座房址,发掘者认为属于“土窑式”“半土窑式”建筑。1980至1981年,在石楼岔沟遗址清理出20余座窑洞式房址,张孝光将其复原为穹窿顶生土洞穴房屋,并首次用“窑洞式建筑”指代这类横穴居房址。1981年,在宁县阳坬遗址发现顶部保存完整的窑洞式建筑,发掘者使用“类窑洞式建筑”进行描述,窑洞式建筑名称正式得到确认。此后,武功赵家来、东乡林家等遗址发掘的同类房址,均被归入了窑洞式建筑的范畴。

窑洞式建筑的复原与研究

1934年,建筑史学家龙庆忠《穴居杂考》一文依托文字训诂与传世文献,结合仰韶村、殷墟的考古发现,梳理了中国古代穴居的历史,其所讨论的穴居形式均为袋状的竖穴。龙氏还对黄土高原近现代的窑洞式建筑进行了考察,认为这类“土窑”与“仰韶期之袋穴”迥然有别。

对窑洞式建筑的讨论滞后于相关发现,直至20世纪70年代,横穴式建筑才进入相关研究者视野。1977年,杨鸿勋在题为“中国早期建筑的发展”的讲座中,认为黄土地带建筑始于横穴式建筑,并向竖穴、半穴居、地面建筑建筑演变。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图二 张孝光复原的岔沟F3窑洞式建筑

70年代末以来,随着窑洞式建筑的发现与确认,对该类建筑结构进行复原,成为窑洞式建筑研究的首要任务。张孝光首先对镇原常山半窑洞式的H14进行了复原,认为其顶部并非生土穹顶,而是木构的屋盖。张孝光还对石楼岔沟F3、F5进行了复原,将建筑顶部复原为穹窿式的生土顶(图二)。梁星彭等对赵家来窑洞式建筑院落进行了复原,将房址复原为“窑洞形的横穴式居室”。李文杰对菜园林子梁窑洞式建筑F9进行了复原,认为其为拱形生土顶建筑。

随着建筑复原工作持续推进,早期窑洞式建筑的结构与建筑方式等问题逐渐清晰。苏秉琦认为应对早期窑洞式建筑进行专门讨论,并嘱托胡谦盈开展研究。1993年,胡谦盈与张孝光《论窑洞——考古中所见西周及其以前土洞穴房基址研究》一文,系统讨论了先秦窑洞式建筑的结构、类型、演变等问题,并对阳坬F10等典型房址进行了复原。文章将窑洞式建筑划分为“全洞穴”与“人工盖顶洞穴”两大类,进一步细分为四型十三式,同时还讨论了对窑洞式建筑的聚落形态。

结语

早期窑洞式房址顶部基本已残损不全,残存的结构与竖穴系统的半地穴建筑相似。因此,将窑洞式建筑从半地穴建筑体系中剥离出来,是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前提。自20世纪30年代首次发现相关遗存以来,学界对窑洞式建筑的认知逐步深化,伴随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其独特的建筑结构与营建技术逐渐被厘清。先秦窑洞式建筑的发现与辨识历程,可以视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者在田野考古与研究实践中,由对遗存的初步辨识,逐步走向厘清形制特征、进行系统研究过程的典型案例。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