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辉世界城D16街区,袁家村门店前的玻璃已经碎了,透过门牌可见各档口的招牌还立在铺内,但柜台早已撤空,而门口立起的闭店告示,是这家店留给居民的最后念想。

而钟楼附近的袁家村新店则呈现了另一种光景,主打秦腔茶座的西安茶肆悄然打开新的入口,五块钱即可入场看戏喝茶,用更低的门槛接住城市里的烟火需求。

一关一开,一退一进,看似只是单店的盈亏更迭,背后却是这个从礼泉旱塬空心村生长起来的乡土IP,二十年跋涉里最真实的挣扎与求索。

2007年,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地正式对外开放。谁也没想到,这个当年靠村办企业衰落、年轻人走光的“空心村”,后来能一年接待近1100万人次游客,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3亿元,把二十多家门店开进西安、咸阳的商场里,甚至将商业模式搬到了省外。

一碗小吃容易复制,一套利益共生的治理体系却难以移植。走过潮起潮落的二十年,袁家村究竟找到了怎样的乡村商业密码?

版图的收缩与进击

金辉世界城的袁家村,在九月中旬关了门。

近日,镐京笔记实地探访时,门店大门紧锁,门口的闭店通知上写着,“因门店合同到期,这家门店已于2026年9月16日正式停止营业”,同时公示了会员储值卡退卡、换卡的相关规则。

隔着碎裂纹理的玻璃向内望去,店内保持着关停后的空旷状态。米皮、手工搓搓、油糕油饼等特色档口招牌还留在原位,“软和很”的海报依旧贴在墙面,但操作台已经清空。几位周边居民与镐京笔记交谈时称:“平时生意感觉还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会来袁家村,今天刻意过来,不清楚为啥倒闭了。”

一边是门店落幕,另一边,袁家村在钟楼商圈落下新棋。

今年8月开业的“西安茶肆”,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子。门店主打“喝茶看戏听秦腔”,入场仅5元一位,且内里档口的餐品分量小,价格也比其他体验店低。跳出过去重场景、重投资的文旅综合体思路,把重心放在低门槛、高停留的本土烟火供给上。

一关一开,是袁家村城市版图最日常的更迭,也是这套乡土商业体系走出礼泉县九嵕山,在城市商圈里尝试新路的缩影。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把时间线往回拉二十年,这一切的起点,落在礼泉旱塬上一个空心村。

袁家村曾是礼泉最小的村子——62户,286人。上世纪80年代,它抓住改革开放机遇,大力发展村办企业,最红火时村里有14家集体企业,是陕西著名的“小康村”。之后,随着国家产业政策调整、淘汰落后产能,高耗能、高污染的村办小企业陆续破产关停。

彼时,关中传统村落陷入共同的困境,耕地产出有限,村办集体工业普遍衰落,青壮年持续外流,宅基地闲置,村庄经济陷入停滞,袁家村只是其中一员。

转机随着乡村旅游的利好政策持续释放,2001年,国家旅游局将推进农业旅游列为年度工作要点;2005年公布首批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006年,旅游主题被确立为“中国乡村游”。

和同期不少地方依托成熟景区做农家乐不同,袁家村没有可依托的景区资源,便选择向内挖掘在地生活资源,打造“关中印象体验地”。

这里的街巷不是一次性整体竣工的文旅工程,由村集体主导,陆续收拢本地手艺人,恢复油坊、醋坊、辣子坊、豆腐坊等前店后厂作坊,定下“一店一品”的业态规则,避免村内同质化低价竞争。

2007年,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地正式对外开放。

两套账本的算法

2010年,国内休闲游快速兴起,城市游客厌倦传统观光景区。

袁家村恰好赶上了这个转向的节点,2010年接待游客45万人次,2011年游客量跃升至100万人次,到2016年游客约550万人次、年营业额超10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6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指数报告》,将袁家村称为“中国乡村旅游第一村”。

本村业态跑通之后,进城成为自然的一步。

2015年,袁家村提出“走出去战略”,即“进城出省”,进军西安的高端商业综合体。同年8月,袁家村在曲江银泰开了第一家城市体验店,30家商户、100余名工作人员,全部来自礼泉农村;食材每天清晨从袁家村直运西安,店面保留了红砖砌墙、编织席为顶、老物件点缀的关中风格,但后厨配备了洗碗机和消毒机,试图在城市卫生标准与乡村烟火气之间找平衡。

据媒体报道,当时该店由村民集资600万元,9个月即收回全部成本。后来开进小寨赛格的那家店,单日营业额最高冲到20万元。

进城之后,袁家村将合作社的逻辑原样平移,有手艺的农民带着手艺进城站档口,走不开的村民投钱进来当股东,人在村里,分红照样有份。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首店的成功让袁家村的进城路线迅速走热,西安不少商业体主动抛出邀约。

那几年扩张很快,到2019年初,西安已开设11家城市体验店;到2024年前后,袁家村在西安、咸阳、宝鸡三地的城市体验店一度达到18家。

但商场里的账,和村里的账,用的不是同一套算法。

村里的账,租金可以维持在低位,客流有节庆和周末托底。商场里的账,每一项都是刚性的:租金按平方米计价,物业费、营销摊派层层叠加,客流却是被整个商圈餐饮所有品牌共同分食的。

镐京笔记实地走访发现,西安现存和关停的门店,明显分化成两极。有的门店到了饭点座无虚席,不乏端着饭碗找座位的现象;也有门店常年冷清,座位空落大半,档口店员低头刷着手机打发时间。

同样的业态,换到不同商圈,就是两种结局。如今,西安的袁家村门店已经告别“开一家火一家”的红利期,进入常态化的筛选周期。

只输出方案的生意

几乎在袁家村进城扩张的同期,另一条线在省外铺开了,不再亲自下场租铺面开店,而是输出品牌与整套运营方案,走轻资产路线。

第一个项目落在青海。2018年国庆,平安驿·河湟印象开门,由袁家村与青海正平集团旗下金阳光投资集团合作打造,占地约千亩、总投资约十亿元。

但它不是简单地把袁家村“平移”到青海,平安驿的建筑用的是河湟小院、回族院落和藏族色彩,街道上走的是青海特色小吃和回族餐饮,关中菜的位置被河湟风味替代了。

数据是硬指标的支撑。平安驿·河湟印象成了“青海会客厅”、国家4A景区,180多家店铺、300多种河湟小吃。一家二十平方米的酸辣粉店,一年能做两百多万元。

此后山西忻州古城、河南同盟古镇陆续落地,再之后延伸到浙江、江苏、湖北、河北等省份。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以忻州古城为例,自2019年运营以来,当年客流300万人次;到2025年全年客流1800万人次,相当于原来的六倍。与青海一样,袁家村没有把关中小吃硬塞进忻州,它做的是用自己那套“低租金养口碑、分红制绑利益”的规则,把本地的打卤面、枣糕、面食以可管可控的方式进入忻州古城的老街。

这笔出省的账,和城市店的算法不同。

相比直营城市店需要承担租金、人工、食材成本的重模式,袁家村通常以轻资产投入为主,不持有项目核心土地与物业,核心输出的是品牌授权、业态规划、商户治理与品控体系。简单来说,出省生意赚的不是门店流水,是运营服务费。以品牌和管理能力换取固定服务费、营收分成和供应链收益的回报。

所以,袁家村出省的模式是其背后那套让地方小吃活下来的制度。在青海,它嫁接的是河湟文化和回族餐饮;在山西,它激活的是晋北面食和古城烟火。菜系换了,档口招牌换了,但“一店一品、商户自治、利益共享”的底层治理逻辑没有换。

袁家村团队的核心工作,是筛选本地手艺人、制定业态规则、统一品控标准、搭建商户利益联结机制,把本村合作社那套熟人式治理、共担共享的思路,平移到当地商户群体中。

县域经济的样本?

省外的扩张,说到底只是袁家村的外线,基本盘始终扎根在礼泉。

根据数据统计,2025年“五一”假期期间,礼泉全县旅游综合收入6.86亿元,袁家村一家贡献1.27亿元,占比接近两成;全县接待游客177.5万人次,袁家村84.6万人次,占比近半。

在礼泉县的官方表述中,袁家村已经被定位为“提振消费硬仗”“重点产业链群建设硬仗”的乡村样板。

事实上,袁家村对县域经济的作用,早已不止于门票和客流。

袁家村走红之后,国内各地陆续上马同类民俗村、仿古商业街项目。不少项目依靠短期流量爆火,却往往撑不过三四年:新鲜感消退、商户品控滑坡之后,迅速陷入萧条。如陕西蓝田的白鹿原民俗文化村,在开业当天单日涌进12万人次客流,不到四年便暂停营业,商户集体撤场。

喧嚣散去之后,这类项目暴露出一个共性短板:只有景观和业态的外壳,缺少稳定的利益分配与治理底座。

游客在街巷中看到的是小吃、老作坊、烟火气,支撑它穿越多轮淡旺季、消费周期波动的核心,是嵌入村集体治理结构的股份合作社机制,这也是它和绝大多数仿古商业街最核心的分野。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油坊、醋坊、小吃街区、民宿板块陆续纳入合作社体系,村民、入驻商户交叉参股,收益按股份共享。生意向好的头部作坊不能无限制独自扩张,想要扩产、上新业态,需要开放股权,让更多本村村民参与分红。村内定下“钱少先入、钱多少入、照顾小户、限制大户”的规则,直面乡村旅游乃至县域发展里最关键的命题:增长的收益到底落在谁手里。

在此之上,是熟人式自治管理。铺面租金维持低位,不靠高额租金收割商户,考核重心放在口味、分量、服务口碑上。游客投诉、同行互评共同约束商户,从源头遏制宰客、偷工减料等文旅行业通病。同时,辣子、酸奶、粉条等适合保存的单品也逐步做成标准化包装,拉长了收益链条。

这套机制有明确的抗风险优势。淡季客流下滑、食材涨价时,风险在集体内部分摊,单一商户承压有限,便很难出现成片闭店的现象。

站在二十年的节点往回看,袁家村的价值,从来不是证明了“乡土IP可以无限复制”,恰恰相反,它标出了这套模式的边界:能搬走的,是小吃的味道、作坊的形态、统一的品控标准;搬不走的,是村落空间、熟人社会、集体利益共同体这些深层土壤。

关中的烟火气可以装进档口,却很难原样搬进商场。

但一个村庄用二十年试出来的逻辑,却有可能在更大范围的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命题中,找到新的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