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下午“奇葩空调案”当事人来电，说有人认为她遭遇欺诈。我说我都跟你说八百遍了，而后挂断电话。
傍晚她又来电，说张某某认为对方是欺诈。我说，谁主张欺诈，你找谁去。果断挂断电话。
我的看法是，即便真被欺诈了，也不要轻易告欺诈。
为什么呢？
从结果导向来看，哪怕反诉欺诈成功，和抗辩违约成功，在她案子里，结果几乎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月子中心采购空调，并非个人生活消费，并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退一赔三”特别规则。打赢也就是个退货退款而已。
但是，打得赢吗？这就涉及方法论，需要考虑技术层面的可行性。
关于欺诈，四个构成要件之首，就是主观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会使对方陷入错误认知，而仍希望或放任这一结果发生。那么，人的主观动机、状态，又怎么去证明呢？比如货不对板，报价单制作错误，你说他是故意的，他却说是疏误了；该认哪个？
尤其是，最高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6条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亦即关于欺诈，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而非高度盖然性原则或比较优势原则。只要有其他可能性存在，就不能认定欺诈。
所以，反诉欺诈，既无好处，却增加几乎无法实现的举证难度，这不是往死胡同里钻吗？
去年9月，她送“奇葩空调案”卷宗给我，叫写民事检察监督申请书。当然主要是给法官挑错。
但整套卷宗看下来，观感是：有的荒腔走板的判决，是当事人、律师、法官三方合力产出的。当时，我也把律师的失误，以及为什么不宜反诉欺诈的道理，都说给她听了。
她和律师一开始反诉欺诈要求退一赔三，就是严重的方向性的策略失误，是钻了死胡同了。
而且，还八匹马都拉不回。笔录清晰显示，法官助理刘喆慧释明：到底是因违约，主张解除合同，还是因欺诈，主张撤销合同。代理律师坚持主张欺诈，要求撤销合同。
当事人和律师瞎打，某种程度上也带偏法官。该案法官归纳争议焦点之一，就是瑞金公司是否构成欺诈，进而以不构成而驳回反诉；却忽略了对本诉部分违约抗辩是否成立的审理。
我有次发文炮打该案二审审判长。有人跟帖叫板，叫我也拟个判决书。我草拟的“戏谑版”，观点就是瑞金公司构成违约，应退货退款；至于当事人的欺诈反诉，是多余的。
法官助理刘喆慧的释明，停留于中规中矩。当然，包括法官在内的大多数公务人员，行为方式都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
今年年初，最高法发布《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典型案例（第二批）》，第二个案例是，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要求退一赔三；法官释明后，让当事人追加备位诉请，而后裁判合同有效，但对方构成违约，承担退赔责任。正因为鹤立鸡群，才入选了典型案例。
“奇葩空调案”法官，只审是否构成欺诈的反诉并驳回；而忽略了是否违约的本诉抗辩，错失了打造典型案例的好机会。
我认为，年年“3.15”，媒体也好，法院也罢，总是应景式大力宣传“退一赔三”反欺诈成功案例，但流于“报喜不报忧”，忽视了风险提示——比如说清主张欺诈的适用场景（限于个人生活消费）、举证要求（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结果就是反噬自身。
一些当事人盲目跟风，奔着“退一赔三”来告欺诈，举证不给力就被驳回，而后再来骂法院。恶性循环。
我发文炮打“奇葩空调案”二审审判长后，就又收到两个卷宗，都是当事人主张欺诈被驳回的。
我对“奇葩空调案”当事人，是真心不喜欢。因为早已和她说清为什么不适宜主张欺诈，现在还以欺诈来反复纠缠人。真是太不尊重人了。真以为别人没事干，有工夫钻死胡同里跟她陪跑。
所以，公开回应并普法，挥别“奇葩空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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