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晚,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正在办公室值班。电话突然响起,司令员吴忠只交代了一句:“今晚8点,必须在办公室待命。”

这不是普通通知。邱巍高放下听筒后,没有继续翻文件,而是把当天的情况在脑中过了一遍。首都局势特殊,卫戍部队承担的任务又十分敏感,任何一个临时命令,都可能关系到大局。

晚上8点,电话再次打来。

“你现在马上乘车去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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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没有解释原因。邱巍高也没有追问,立即出发。车辆驶近中南海西门时,已有工作人员等候。进入怀仁堂,他看到华国锋、叶剑英和吴忠正在低声交谈。叶剑英时年79岁,华国锋55岁,都是当时处理重大事务的核心领导人。

吴忠指着邱巍高介绍:“这是卫戍区邱巍高副司令员。”

叶剑英点头说:“好。”

华国锋随即说明任务:由邱巍高和耿飚前往中央广播事业局,接管有关工作,确保重要播音机构运行稳定。耿飚很快赶到,华国锋亲笔写下手令,要求邓岗接受两人的领导,有关事项直接请示。

手令字数不多,分量却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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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广播机构是中央发布权威消息的重要渠道。要完成这项任务,既要控制关键部位,又不能造成混乱;既要保证警卫力量到位,也要让工作人员照常履职。邱巍高长期担任首都卫戍部队领导,熟悉北京情况,正是这一安排的重要原因。

他在北京卫戍区的威信,并非一夜形成。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部队训练受到高度重视。北京卫戍区组织大规模野营拉练,邱巍高参与了具体组织工作。

那次训练并不轻松。部队刚出发,问题便暴露出来:有的连队官兵脚上打泡的比例很高,野炊耗时过长,甚至出现饭没有煮熟的情况。邱巍高没有把问题归咎于基层,而是提出边实践、边总结、边提高,让部队在行军中解决问题。

一个月后,变化十分明显。脚上打泡的人员大幅减少,多数连队野炊时间缩短,夜间行军、翻山越岭和连续奔袭也逐渐成为训练重点。1970年11月17日,北京卫戍区向中央报送千里战备野营拉练总结。11月24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此件可阅,我看很好。”

有意思的是,邱巍高的指挥风格,早在朝鲜战场就已经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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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底,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4军第70师第210团团长。部队在零下37摄氏度的严寒中连续行军7昼夜,接替部队坚守五圣山、西方山一线阵地。1953年5月,210团接替西方山地域防务,面对的是装备占优势的美军部队。

邱巍高没有把防御理解成被动挨打。他先组织部队夜间接近敌方前沿,熟悉地形,摸清火力配置。十多天后,官兵对阵地情况有了把握,战斗主动性明显增强。

6月8日晚,侦察分队奉命捕捉俘虏。行动前,有人担心敌方工事严密,俘虏身材高大,带回困难。邱巍高组织干部研究办法,决定破坏敌堡后迅速拖带撤离。行动中,部队炸毁敌方地堡,俘获一名美军士兵,并安全返回阵地。

几天后,敌军出动10辆坦克向阵地推进。210团反坦克小组在距敌约150米处连续击中多辆坦克,迫使其后撤。军长皮定均在电话中要求乘夜封锁敌方救援,并设法处理被击毁坦克。邱巍高随即调集兵力,掩护前沿部队完成任务。

这些战例说明,他重视的不只是勇敢,更是准备、判断和临机处置。后来他总结,阵地工事既要能藏,也要能战;面对装备优势明显的敌人,仍须发挥近战和夜战特长,不能把主动权拱手相让。

回到1976年10月6日晚,邱巍高和耿飚离开怀仁堂后,赶往中央广播事业局。约晚上9点50分,车辆抵达真武路办公楼。邱巍高随即布置警卫力量,要求控制播音室、机房和制高点,维持秩序,保障进驻人员安全,同时做好部队思想工作。

见到邓岗后,两人出示华国锋手令。邓岗将播音室钥匙交出,相关工作由此进入新的指挥状态。耿飚提出增加人员,邱巍高则指出,卫戍部队擅长警卫和组织,不熟悉具体文职事务,建议从中联部调来干部协助。

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邱巍高没有把任务简单理解为调兵控制,而是迅速补上工作力量上的缺口。随后,中联部有关干部赶来,共同处理文电、联络和日常事务。

10月7日上午,邱巍高和耿飚向党中央报告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内控情况。关键机构保持稳定,人员和设备没有受到破坏,任务按要求完成。

邱巍高此后仍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1985年7月离休。他早年参加新四军,经历苏中、孟良崮、沙土集、豫东、淮海和渡江等战役,后来又参加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果断,训练中的务实,最终都体现在那个特殊夜晚的处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