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辛庄课堂)
摘要
既有的企业家精神研究多以企业家个体为分析单位,本文则以浙商这一企业家群体为对象,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其角色、身份、创新能力与要素获取方式的阶段性演化。企业家行为并非发生于真空之中,而是植根于社会网络与制度结构;一个区域的崛起,往往是一个群体的“集体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浙商群体的演进可分为五个阶段:制度突围与生存型创业(1978—1992年)、合法性确立与规模扩张(1992—2002年)、平台经济与要素重构(2002—2012年)、创新模式迭代与技术溯源(2012—2020年)、硬核创新与策源(2020年至今)。资本积累、产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构成群体跃迁的土壤。本文由此得出三点启示:“资源贫乏—市场创造”假说;创造性破坏与资本积累并存,耐心资本与本土创投资本是创新的重要基础;适应性辐射,先变多、再变大,是企业家群体持续进化的重要机制。
(本文根据盛世豪先生在2026年8月22日第二届“企业家精神: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的演讲整理改写。)
一
引言:从个体到群体的研究视角
既有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大多以企业家个体为分析单位。本文尝试换一个角度:把“浙商”视为一个动态演化的企业家群体,抽象其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的共性特征,考察该群体的代际变迁与结构转型。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对浙江经济发展全貌做定论,而是聚焦于创业者身份背景、创新能力与水平、要素获取方式三个维度,以期为理解企业家群体与企业家精神提供新的启发。
选取浙江作为观察样本,主要基于两点:其一,是我对浙商及浙江区域经济长期的近距离观察与经验积累;其二,浙江是全国民营经济最具代表性的省份,无论在经济总量、占比还是创新产出上,各项指标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可以说,民营经济之于浙江并非一般性组成部分,而是核心引擎——浙江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浙商的成长史。
本文的核心命题可概括为:区域崛起的背后,往往是一个特定群体的集体创新。浙江经济之所以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全国中游水平跃升至目前全国前列(1978年浙江GDP总量全国第12位、人均GDP第16位,跃升到2025年的GDP总量稳居全国第4位、人均GDP居全国第5位,居民收入也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跃升到全国省区第1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浙商群体敢为人先的持续性群体创新实践;正是这种创新行为,推动浙江经济在过去四十余年中逐步向前发展。
二
分析视角:
企业家行为植根于社会网络与制度结构
除既有企业家精神的概念框架外,本文特别引入“嵌入性”这一视角:企业家行为并非纯粹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深植于社会网络与制度结构之中。以往以个体特质为中心的企业家精神研究,经常将社会网络与制度结构置于背景,或作为外生变量处理;但在浙商的案例中,这些结构性因素具有显著的内生解释力,且分量尤为突出。据此,我将浙商视为一个企业家群体,置于制度性转折过程中,划分为五个阶段进行考察。
需特别说明的是,赵伟教授从体制演进的倒逼机制出发,将浙江企业家才能的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2005年前后倒逼机制终结,转入顶层设计阶段)。「1」【赵伟教授演讲回顾】本文的五阶段划分与之并不相悖:如果将赵伟教授所述的“倒逼期”与本文的后两个阶段相衔接,恰好完整勾勒出浙商群体从“被动适应制度约束”到“主动塑造发展范式”的演进图景。两种视角虽各有侧重,但逻辑上互为补充,共同深化了对浙商群体演进脉络的理解。
[1] 赵伟,倒逼逻辑下浙江模式形成之回望,第二届“企业家精神:理论与实践”专题研讨会,2026年8月22日。
三
浙商演进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制度突围与生存型创业(1978—1992年)
这一阶段浙商创业的原动力源于“生存约束”下的边际突破。其背景值得强调:浙江面临严峻的资源禀赋劣势与资本约束:1952—1978年,人均国家投资仅410元,为全国平均的1/2,居全国倒数第一「2」 ;“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地理格局迫使浙江人寻求体制外的生存空间。在此背景下,鲁冠球、宗庆后等第一代浙商在传统计划经济的缝隙中起步。从群体特征看,这一阶段的浙商创新行为具体表现为在制度与法律的“灰色地带”进行套利与突围。无论是“挂户经营”(戴红帽子)还是股份合作制的早期探索,本质上都是在产权界定模糊的情况下,利用地缘网络寻求地方政府的隐性庇护。其核心精神被概括为“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2] 颜春友: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经验及未来态势,《商业经济与管理》2001年第10期。
第二阶段:合法性确立与规模扩张(1992—2002年)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及随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赋予了个私经济明确的政治合法性。这一制度红利直接激发浙江市场主体的快速增长:至2002年,浙江个体工商户与私营企业数量突破百万量级(其中个体工商户约153万户,私营企业约25万户),个体私营经济占全省GDP的比重达到47.7%,若加上其他混合经济成分,民营经济占比已超过50%。民营经济从“有益补充”跃升为“重要组成部分”。
浙商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分化。以李书福、马云、丁磊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浙商,不再依赖“红帽子”掩护,而是直接以民营身份进入汽车、互联网等高门槛或新兴领域。浙商群体开始从“经验型商人”向“现代企业家”转型,即从凭借胆识、市场嗅觉和社会关系网络获利,进入“企业家”行列,并开始技术上的模仿与创新。万向集团进入汽车零部件全球供应链即是这一时期从模仿创新向集成创新跨越的典型案例。
第三阶段:平台经济与要素重构(2002—2012年)
以2003年淘宝网成立为标志,浙商进入了平台经济时代。以往浙江工业主要集中在轻纺产业。从这个阶段开始,浙江产业与互联网、现代科技挂起钩来。而且涌现出一批80后、90后相对年轻且学历层次较高的创业者,他们为后续的平台经济崛起储备了重要的人力资本。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一是出现了现代企业的雏形与组织基础,企业治理结构开始从家族制向规范化方向演进;二是浙江的产品通过“电商+物流+金融”的生态系统开始大规模“出海”,此后外贸持续快速增长;三是要素获取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浙商走出内源性融资(民间借贷、滚雪球)的路径依赖,开始大规模利用资本市场(VC/PE、IPO)配置资源。阿里巴巴等平台的崛起,不仅构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而且还重塑了区域创业的底层逻辑——它并非只为一家企业创造价值,而是为数以万计的中小创业者提供了交易平台、支付工具和信用体系,降低了创业的固定成本,扩大了创业者的来源基数,使创业从“办厂”扩展到“开店”“做服务”等多元形态。
第四阶段:创新模式迭代与技术溯源(2012—2020年)
浙商开始从“商业模式创新”向“硬科技创新”艰难爬坡。包括安恒信息(范渊)、大华股份等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崛起,标志着浙商开始涉足产业链上游。浙江的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从轻纺工业向高科技产业转型,要素也从低成本劳动力转向技术、人才、数据与知识产权。新一代独角兽群体,在此时期完成了技术积累与市场卡位。
浙商的要素组合中,数据成为新的核心生产要素,知识产权与人才密度取代低成本劳动力成为竞争关键。这一阶段的深层变化在于:浙商群体的创新能力来源发生了结构性转换。第一、二阶段浙商的创新主要依托市场机会识别和制度套利空间,第三阶段的平台型企业依托组织模式和商业生态创新,而这一阶段的创新则开始以技术研发投入和知识产权积累为核心竞争力。“技术信仰”开始在浙商群体中萌芽,创新从“模式驱动”向“技术驱动”的迁移,这是理解浙商群体演进的关键转折。
第五阶段:硬核创新与策源(2020年至今)
如果说第四阶段标志着浙商创新从“模式驱动”向“技术驱动”的迁移,那么当前阶段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底层原创”攻坚,浙商正处于从“技术应用”向“底层技术”突破的深水区,开始从产业链的追赶者逐渐走向科技创新的前沿赛道。以杭州为观测点可以清楚看到,近十年产业重心的变迁,即从消费互联网(电商、平台)向数字经济转型,“六小龙”(以AI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科技企业)登场,产业认知再次升级。
万向钱潮将机器人业务确立为继轴承与汽车底盘系统之后的第三大战略支柱,加速推进人形机器人新型关节模组的研发与产业化。万事利早在2018年便已开始探索数字化转型,此后进一步深化,研发出丝绸行业首个垂类AIGC大模型,可将设计师两三天才能完成的花型初稿压缩至几秒钟内生成。
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是长期主义、全球化网络和原创技术共同塑造着新一代企业家的精神气质,创新的知识基础从经验积累转向科学研究;企业家的身份背景从草根创业者扩展为高层次技术人才与创二代的叠加,进一步印证了前文所述的代际传承与群体跃迁逻辑。
四
群体跃迁与代际传递的内在逻辑
首先,群体跃迁的内在条件是资本、网络与制度的代际叠加。群体跃迁不是凭空发生的。从“商人”到“企业家”的身份转换,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在于获利方式的区别——80年代浙商主要通过信息不对称获得利润,而今天的创业者则通过科技创新来完成身份的跃迁。支撑这一变化的,是三个因素的代际传递:资本积累、产业网络和社会资本。三者构成后一代创新的土壤,缺一不可。产业网络则体现为供应链关系、客户资源和行业知识的代际延续。浙江发达的块状经济,为后来的创业者提供了丰富的产业资源和配套网络。阿里巴巴就是一个典型。社会资本包括与地方政府关系、商会网络和同乡信任机制,在制度环境尚不完善的阶段尤为重要。
其次,代际传承的核心是产业资本与精神的双重传递。表面上看,五阶段代际传承是“一代接一代”的自然更替。但浙商的传承,不是简单的“接班”,也不是产业形态的延续,而在于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代际传递。不少二代以父辈积累的产业资本为基础,将其转化为对科技创新的投资,进而支撑新一代浙商群体整体向科技创新的转型。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传承。用浙江民间的通俗概括,就是“传精神不传产业”——可以离开父辈的产业,但浙商的精神选择延续了下来。这种精神传承的具体内涵包括:对市场机会的警觉性、对风险的承担意愿、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维护意识,以及“四千精神”所概括的那种不问条件、先干起来的行动取向。因此,从群体层面看,这种“传精神不传产业”的传承模式恰恰构成了浙商群体持续自我更新的机制。如果传承的内容是具体产业,那么代际更替就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固化;而传承的内容是资本和精神,代际更替就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
再次,要重新认识浙商二代,即创二代的作用。与一代浙商相比,创二代的突出特征不在于学历层次,而在于全球视野、科技素质和资本运作能力的代际差异。一代完成产业积累,二代完成资本化转型。二代浙商的核心贡献不在于“另起炉灶”,而在于将一代积累的产业资本转化为面向新经济的投资能力,这是浙商群体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转化在浙江创投体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杭州的本地创投机构中,绝大部分头部机构都是民营机构,其最早的LP(有限合伙人)以社会资本为主,其中许多都与浙商或浙江上市公司相关,可以说,一代浙商沉淀的大量产业资本是浙江创投体系得以“本土化”的结构性条件。
五
三点启示
“资源约束——市场创造”假说
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就资源禀赋而言是一个资源贫乏的省份。但正是浙商按照科兹纳意义上的“警觉性”不断发现机会,并成为新机会的创造者,资源贫乏的约束也得到了化解。浙江发展的实践验证了一个关键命题: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并非静态的资源存量,而是动态的企业家警觉性与市场创造力。企业家通过不断发现并消除市场非均衡,将“资源约束”转化为“市场动力”。直到今天,浙江的资源约束依然没有改变,但“企业家资源”已成为最核心的内生变量。截至2025年底,浙江市场主体已超千万,生产总值稳居全国第4位,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的历史性跨越,有力支撑了“资源约束—市场创造”假说,即当自然资源匮乏时,人力资本与企业家精神的集聚可替代传统要素,成为区域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
创造性破坏与代际资本积累的统一:耐心资本的内生形成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常被简化为对旧结构的摧毁,但在浙商群体的演进中,破坏与积累呈现出显著的代际互补性。浙江的实践表明,我们不仅要关注新一代企业家的颠覆性创新,更应重视上一代企业家沉淀的产业网络与社会资本如何转化为创新的“基础设施”。浙江独特的“四缘”生态(文化地缘、浙大学缘、阿里业缘、商帮人缘)构成了这种转化的载体。
尤为关键的是,随着浙商二代接班或独立创业,大量产业资本正转化为“耐心资本”。不同于追求短期套利的金融资本,这种源于家族传承、具有长期主义导向的资本,容忍度高、存续期长,为科创企业跨越“死亡之谷”提供了关键的跨周期支持,不仅培育催生了一大批科创企业,也构成了浙商群体从商业模式创新向技术创新跃迁的资本条件。
适应性辐射:以产业生态多样性构建区域韧性
借用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观察到的“适应性辐射”概念,浙商的进化路径呈现出鲜明的“先分化、后规模化”特征。正如雀鸟喙型的多样化是对不同生态位的适应,也决定了鸟类生存进化的可持续性。浙江产业从轻纺产业向数字经济、硬科技、高端制造等多领域分化,本质上是对复杂市场环境的适应性演化,也为浙商群体的演进提供了条件。只要产业生态足够“多”,总有新的生态位被填补,总有机会维持下去、进化下去。浙江正是通过培育大中小企业共生、多赛道并行的产业生态,构建了强大的区域韧性。因此,从群体演进的角度看,浙商的竞争力不在于某一家企业的“大”,而在于整个群体始终保持“多”的分化能力——这种能力使浙江在技术范式转换或外部冲击下,区域经济系统始终保有自我更新与持续进化的能力。
作者介绍
盛世豪,研究员,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学术委副主任,浙江省社科联名誉主席,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技术创新专委会主任。
研究兴趣为科技创新、产业经济与区域发展。曾任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专家组成员、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咨询委员会专家,参与中央和省级重要文件和报告起草。在《中国软科学》、《科学学研究》、《Innovation: Management, Policy & Practice》等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科学技术与现代经济增长》(2001)、《浙江现象: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2004)、《县域治理与县域发展:样本与启示》(2022, 2026 Springer英文版)等专著,多项成果获省部级优秀成果一、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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