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上海博物馆内,杜维善站在一枚萨珊王朝金币前,久久没有移开目光。那时的他,已经离开故土四十多年,却对钱币背后的文明脉络十分熟悉。工作人员介绍馆藏情况时,他忽然说:“这样的钱币,我手里还有不少。”
这句话听着像是随口一说,分量却很重。因为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西亚古币并不充足,许多研究只能依靠书籍和零散资料。杜维善看见的,不只是一枚金币,而是一段被钱币串联起来的交流史。
杜维善出生于1933年,母亲是京剧名伶姚玉兰,父亲则是旧上海颇有势力的杜月笙。幼年时期,他生活在上海法租界,既接触私塾教育,也学习法语和西式课程。家中收藏不少,耳濡目染之下,他很早便对旧物和钱币产生兴趣。
但富贵生活没有一直延续。1949年前后,上海局势发生剧烈变化,杜月笙离开上海前往香港。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地盘,他过去的关系和产业迅速失去作用。1951年,杜月笙在香港病逝,留下的财产远没有外界想象得多,家人的生活也随之收紧。
临终前,杜月笙曾告诫后人,不要参与政治,不要涉足帮派,也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对于年纪尚轻的杜维善来说,这些话并非抽象训诫,而是家族兴衰留下的直接教训。
姚玉兰重新登台演出,供儿子继续读书。杜维善后来赴澳大利亚求学,学习地质学,毕业后进入石油行业。一次勘探工作中,他偶然接触到古钱币,此后兴趣逐渐从邮票、杂物转向专业收藏。
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一开始就把收藏当成谋生手段。工作之余,他阅读钱币学著作,研究文字、铸造工艺和流通区域。为了购入珍稀钱币,他甚至抵押过房产。对他而言,收藏不是简单的占有,而是对历史材料的长期整理。
商业上的成功,为这份爱好提供了条件。杜维善曾经营肉类贸易,后来投资矿业和石油业,逐渐积累起足够的财力。财富增加以后,他没有把钱币收藏局限在中国古代货币,而是将目光投向丝绸之路沿线,重点搜集贵霜王朝、萨珊王朝以及中亚、西亚游牧和城邦文明的钱币。
这些钱币体积很小,信息却极为丰富。币面上的君主形象、文字、重量和铸造地点,能够帮助研究者判断一个政权的制度、贸易范围与文化交流。杜维善编写《五铢考》《半两考》等著作,也长期关注中国与西域货币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收藏家和研究者。
1990年重返上海时,他发现上海博物馆所在建筑,正是杜月笙过去创办中汇银行时使用过的旧址之一。面对这段特殊关联,他曾打趣说:“这里是不是该收我的房租?”玩笑背后,多少带着旧日家事与城市变迁交错后的复杂感受。
真正改变上海博物馆西亚古币收藏格局的,是第二年发生的捐赠。1991年,杜维善带来藏币册,其中包括367枚来自西域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古币。每一枚钱币都经过整理,外部保护罩上还附有中英文说明,便于保存、查验与研究。
面对这批多年珍藏,博物馆工作人员十分震动。杜维善却说:“这些东西留在我手里,只是个人收藏;交给国家,才能让更多人研究。”这不是场面话。许多钱币极为珍贵,有的在国内馆藏中仅此一枚,他仍然决定全部无偿捐出。
这批藏品填补了上海博物馆在西亚和中亚古币方面的明显不足,也为研究丝绸之路贸易、宗教传播和区域政权提供了实物依据。钱币不再只是陈列柜里的古物,而成为能够互相印证的历史资料。
此后,杜维善并未停止捐赠。2004年,他又向上海博物馆捐出两千余枚丝绸之路沿线古币。2012年,他捐赠贵霜王朝铜币、金币以及萨珊王朝银币等藏品。累计价值据公开报道达到18亿元人民币。
更难得的是,他还受聘担任上海博物馆顾问,把鉴定经验和研究方法传授给年轻人员。面对钱币真伪、年代判断和来源辨析,他往往亲自说明细节。博物馆为其捐赠藏品设置专门展厅,相关研究也由此获得了更稳定的实物基础。
杜维善很少在公众场合谈论家世,更不愿把捐赠包装成个人传奇。他保留了收藏家对文物的珍惜,却没有把珍惜停留在私人占有上。父亲留下的那句“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经过半个多世纪,最终落在了一枚枚进入国家博物馆的古钱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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